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决定抗战胜利后党建设国家的根本任务。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七大也成功开成了一次团结会议，并且根据毛主席的决定，把一部分持“左”倾错误观点的同志也选为中央委员。
也是在毛主席说服与动员之下，王明以321票当选为中央委员，甚至比在遵义会议时发挥重要作用的王稼祥得票还高（王稼祥只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虽然已经释放了善意，但王明却并不买账。
王明在许多工作上虽然也做出过成绩，但他并没有实际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甚至坚持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时所做的决定也是完全正确的。
有鉴于此，党中央也决定停止挽救。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做出《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三中全会认为，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因此，三中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
王明为何要反复提及党的六届四中全会？
一
党的六大是1928年召开的，而党的七大是1945年召开的，这中间隔了十七年的时间。
也因为间隔时间太长，党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国内革命的情况在不同时期是完全不同的。
有趣的是，与王明始终强调六届四中全会相对的是，毛主席在1945年七大会议期间强调六届六中全会的重要性：
“中国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毛主席认为“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毛主席为什么认为六届六中全会重要，这要从1928年开始捋。
1928年6月18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之所以是在莫斯科召开，主要是因为那时大革命刚失败，国内革命处于低潮期，因为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国内很难有一片安静的地方开会。
总的来看，党的六大开的是成功的，它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大革命以来的成绩以及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明确了党下一阶段的任务。
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正确，但也不是完全没缺点。
比如：六大把党的工作中心任务仍然放在城市，并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
以上决定在后来造成了种种问题。
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后，并没有发挥实际的作用，而从苏联回国的李立三则是取代了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李维汉，实际负责了中央的日常工作。
李立三以积极的心态，力图恢复革命力量和发展革命运动，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随后采取的“左”倾冒险主义也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多困难。
也恰恰是在此时，在苏联深得人望的王明被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回中国。
王明回国后本来是追随“立三路线”的，但是他的教条主义本质与李立三有着根本的区别，很快两人就站到了对立面。
1930年6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李立三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同年底前往莫斯科，此后留苏做了十五年工作。
李立三的退去给王明的崛起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在反对李立三的行动中，王明一直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加上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很轻易的就脱颖而出。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派时任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到中国，公开站台王明，在米夫的推动下，中央在1931年1月7日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当时，王明尚不是中央委员，却在共产国际蛮横干预下，参与了六届四中全会，甚至拥有同正式中央委员同等的权利。
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正式当选中央委员，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那时向忠发虽然还是党的总书记，但党的最高领导权却落在了王明身上。
二
王明的错误领导，使得党错失了很多的发展机会，并造成了很重大的损失。
1931年6月22日，随着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向忠发也被捕，王明出于畏惧，决定到苏联去。
为了继续贯彻他的后“左”倾冒险主义，王明还在组织上作出了安排，即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负总责。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党才克服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并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不过在当时还有一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帮助，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也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是属于共产国际的分支。
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就中断了，后来遵义会议能顺理成章的召开，也是源于这一点，遵义会议也是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
可共产国际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中央还特意派陈云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这一情况，陈云汇报的情况，也推动了共产国际支持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当然，这也都是后话。
因为中央失去与共产国际的决定，造成的问题也很多。张国焘之所以敢于叫板，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共产国际支持的原因，还是张浩回国以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尽管已经事实上形成了以毛主席为中心的领导，但实际毛主席还未担负党的领导职务，遵义会议也只是补选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
按照正常的组织流程，党应该尽快举行七大，选举中央的领导机构。
可因为局势混乱，七大被多次推迟。
早在1931年1月7日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期间，就有代表提出应该准备召开七大，但当时召开七大，是为了推动王明走上党的领导岗位。
可因为顾顺章被捕，党在上海的中央机构也被敌人破坏，加上国民党军连续几年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实际就终止了。
一直到长征胜利后，党在陕北安定下来，继续筹备召开七大，但同样因为抗战等原因推迟。导致党新一届的领导班子选举卡壳。
这也间接造成了王明回国后，因为思想不同步引发种种问题。
三
客观的讲，王明在苏联时期发挥过积极的意义。特别是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七大期间，王明基于共产国际的决定，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发布了《八一宣言》，赞同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统一战线。
可回国以后，王明便漏了底。
王明作为党的领导人，实际工作经验并不足，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摇摆不定，按照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他考虑苏联的事情较多，考虑自己的问题比较少。
1937年11月，王明刚回国就做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不再强调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而是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强调国共两党要“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当时，王明的身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后来到武汉担任长江局书记以后，他更是把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合二为一，擅自以中央以及毛主席的名义发表错误言论，甚至多次无视党的纪律。
王明一系列的行为，在当时造成了党思想上的混乱。
1938年9月29日，在延安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一思想混乱问题。
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以及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国自抗战爆发十五个月来，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全正确的。
这等于说否定了王明以共产国际以及中央名义传达的一系列“右”倾投降主义的言论。
这也标志着王明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利用共产国际这杆大旗来巩固和发展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1939年6月，《共产国际》第六期介绍毛主席生平时，也改变了称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之一”、“不屈不挠的领袖和民族英雄”
六届六中全会也正式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不仅如此，毛主席也在这次全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为党独立自主的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依据。这代表党在思想上克服王明的错误。
王明后来虽然留在延安，继续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但他再也没能有过去的影响力，毛主席为了挽救他，也多次指出他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
可王明自始至终，对自己过去“左”“右”倾错误认识不清，始终拒绝承认错误，他认为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还把在中央苏区时的过错完全推在博古身上。
到后来，王明借口生病，拒绝出席政治局会议，也不再参加任何中央会议以及公开活动。
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王明正式做了定性：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使得全党正式克服了王明的影响，为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