媛媛的旅馆：逃出电诈园区的中转站

电影《孤注一掷》

年前一则演员王星被人以“到泰国从事拍摄工作”为由诱骗到缅甸电信诈骗园区而失踪的新闻引发了一阵惊恐。电诈行业的猖獗不仅意味着我们手头的钱财会被骗个精光，还包含了被人骗去某个园区而失去人身自由的危险。

电诈行业为什么落地在东南亚地区？什么样的人会成为电诈从业者？他们进入园区后会经历什么？骗术何以屡试不爽？关于这个行业，有许多值得追问的问题，也有许多令人五味杂陈的故事，日日如情节跌宕的电影。

2023 年底，靳锦跟随一位拍摄纪录片的朋友来到柬埔寨金边，那位朋友对救援被困于电诈园区的同胞这一题材很感兴趣。有一天，他们来到了一家留宿中国人的旅馆，靳锦在交谈中开始被老板媛媛和这座旅馆所吸引。救援队的故事可谓惊心动魄，媛媛和这座旅馆也不失波澜。

媛媛是四川人，2019 年初来到金边做中介生意，后来也经营旅馆，到这家旅馆留宿的，多数是被诈骗行业甩出来的曾经的从业者。去年，靳锦多次前往金边拜访“媛媛的旅馆”，她写下这位四川女人富有坚韧生命力的经历，也通过这个旅馆里来来往往的人，逐渐还原出电诈行业的真实面貌。

今天单读分享《媛媛的旅馆》节选，全文收录于《单读 40·全球真实故事集Ⅱ》。（：《单读 26·全球真实故事集》的封面设计就取自书中描写的一个细节，《单读 40》也延续了这一设计思路，读者朋友可以在本文中找找设计师的灵感来源。）

媛媛的旅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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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靳锦‍‍‍‍

午后闷热，金边市中心一处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两边的排屋虚掩着门。这种联排房屋是柬埔寨人传统的住宅形式，面窄而幽深，通常有三四层高，一楼作为商铺。

推开一扇浅绿色的铁门，屋内并不比外面凉快多少。进门处是一个放摩托车和杂物的空间，往前走，视线顿时暗了下来，房间进深数米，挑高很高，眼睛甚至要适应一会儿，等白炽的马路从眼球上消失。厅里摆着几张黑色的皮沙发，上面横七竖八坐满了年轻人。他们穿着背心短裤，露出手臂上凌乱的刺青。外人的闯入并没有令他们抬起头，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手机上，脚抵在茶几，撑住佝偻着的腰。只有媛媛姐站起来，一身白色的裙装，妆容精致，像从暗处浮起来的萍。她是这家旅馆兼旅行社的主人，墙面上写着她的名字和业务范围：办回国证明！签证！补办护照！驾驶证！营业执照！结婚证！劳工证！旅行证（加急）！！！

“来了”，媛媛姐招呼我。她刚刚四十岁，四川人，说话温婉，没有墙面上那些感叹号的声量。她给我在沙发上腾出一个位置，让我坐在这群年轻人中间。准确地说，是年轻的男人。有几个人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见到我，抬手让一根。我摆摆手拒绝。他们是这家店两重业务的客人：因为没有护照或签证无法回国，来找媛媛办理证件；在等待证件的日子里，他们住在这家每天 10 美金的旅馆里。

至于为什么没有护照、签证，在这里几乎是无须讨论的问题。他们是从柬埔寨各个园区里逃出来的人，要么护照被公司扣留，要么因偷渡本身就没有护照。园区代指“网投园区”，是这里的一个高频词汇，虽然它听上去像高新技术开发区，实际上是入驻诈骗公司的封闭写字楼群落。

西哈努克港的园区（摄/靳锦，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跟在新闻中日进斗金的诈骗分子不同，他们看上去更落魄。通常只身一人出现在旅馆门口，最多拎个塑料袋装几件随身物品，来了之后，第一件事是去市场上买换洗的衣服。他们中的小部分人被公司赶了出来，大部分人无法忍受公司的苛刻待遇，费尽心机逃了出来。高速运转的诈骗行业每年吸纳大量新鲜人手，同时将无法适应、没有利用价值或因为个人问题不愿继续的从业者甩了出去，像一场巨大的新陈代谢。这些人就是被代谢掉的从业者。

每天都有人走进这个旅馆，惊恐或者焦虑地询问如何能获得回国的证件。护照丢失的话，需要先到警察局挂失，然后去使馆补办，使馆会将资料传回中国的公安局确认身份，然后他们再去移民局登记；签证逾期需要重新办理并缴纳每天 10 美金的滞纳金。如果是偷渡没有护照，则需要到警察局办理报警单，到大使馆办理回国证明，到移民局交罚款，然后再依据具体情况看是被拘留、遣送，还是办理离境签回国。办证中介是金边华人圈常见的业务。

最近新来的住客是一位从公司四楼跳下来的幸存者，他拄着拐，一步一瘸从旅馆的二楼下来，费劲坐进沙发。媛媛指着他的右小腿，那里有大块的淤青，“他刚来的时候，我帮着换药，里面都是脓”。他看上去非常年轻，果然，才十九岁。在这个客厅里，所有人熟练地抽烟，甩出一个个黑话，一问年龄，基本都是 00 后。

几个月前，阿寒向公司提出要回家。主管将他叫到办公室，拖来两个人，拿电棍电击一个人，又拿有尖刺的棍子敲打另一个人的脑袋，告诉他，这就是不干活的下场。阿寒依然要走，公司要求他赔付 17 万多，按照惯例，赔付费用是偷渡他来柬埔寨费用的三倍。他家里拿不出这笔钱，仓促谋划下，他与在办公室被虐待的两个人决定从四楼宿舍的窗户跳下。

阿寒是第二个跳的。他站在四楼的窗户口，看第一个人跳下去，然后从地面上站起来走了。这给了他信心，他也跳了下去。巨大的疼痛感贯穿了他。右脚外折近 90 度，胫骨穿透肌肉和皮肤，暴露在空气中。他挣扎着想给第三个人发信息，告诉他别跳了。信息还没发出去，只听见砰的一声，人已经落地。那个人腰部受伤，没有能力起身。阿寒疼晕了过去，被路过的保安看到，又送回了公司。

他无法描述当时的恐惧感，暂停了一下。马路上突突车的声音、人的叫喊声填进了我们的暂停之中，补上叙事的断裂，让人误以为生活仍在继续。公司让介绍人送阿寒去医院，给了 12000 美金的医药费。介绍人藏下 4000 美金，被公司发现后，阿寒没能继续留在医院恢复，又被抬了回来，在一处角落躺着，三四天没有吃饭。看不过去的“同事”会给他一个馍。主管看他失去价值，指着他骂，“我要把你丢到海里”。他们所在的公司在西哈努克港（简称“西港”）一个封闭的岛上，将无用之人丢入大海，是盛行的江湖传说。在阿寒的叙述中，他的获救纯属偶然：公司的大老板回来后，得知他的情况，决定放他一条生路，派人将他送到中国大使馆门口。他被放在路边，身无分文，没有任何证件。

西哈努克港的园区

近几年中国反诈高压之下，柬埔寨的园区和公司有着微妙的角力。园区需要保持一定的口碑，吸引公司入驻，同时为避免给自己招来方方面面的麻烦，不允许公司对员工有虐待行为。当然，这是明面上的规定，园区的核心诉求是，公司不要惹出事端。人命就是事端，阿寒不能死在园区。

媛媛的丈夫三哥每天早上会去大使馆门口等活儿，接收被园区丢在这里的人。他把阿寒带了回来。

大多数时间，阿寒待在二楼的铁皮床上躺着刷手机。这是他一个月来为数不多的下楼时刻。他的头发已经板结，衣服皱皱巴巴，“如果说我不知道来这里是干什么的，那也不是，但当时介绍人说，我是来给她做司机的，不是诈骗”。他的语调很缓慢。我与媛媛对视了一眼。她曾告诉我，搞诈骗的人最常说的一句谎言是“我是被骗来的”。我无法判断阿寒是否真的不知情，但他在公司应该过得并不好。他的公司做欧美盘（指主要面向欧美地区的诈骗），为弥合时差，晚上 12 点上班，6 点多吃早餐继续上班，直到中午 12 点下班。他学了两天打字，快的时候一分钟 103 个字，慢的时候 58 个字。公司希望他冒充离异少妇去吸引男人，在网上找到真人照片养号，和人在 Telegram 上通过翻译器聊天。

据他自己的描述，2024 年 3 月 15 日，他来到园区，28 日就因为跳楼去了医院，手术从上午 10 点一直做到了下午 2 点。4 月底，当我在媛媛旅馆的客厅见到他时，他右小腿的骨头已经归位，但仍需要休整至少一年的时间才能正常活动。他打算过几天就通过“走国门”的方式回国。

走国门，指的是经由中国边境口岸入境，告诉边境警察自己是中国公民，这对很多人而言是最快速的回国方式。如果重新办理回国证件，除了时间漫长，还有可能面临柬埔寨移民局的监禁处罚，关在条件欠佳的遣返中心，花费不菲，也没人告诉你要等多久。走国门回国的人，除非早已在国内被登记为在逃人员，大多数情况是自陈经历，由边境报告给当地公安机关，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和监管。作为中国公民，他们有权利通过这种方式回国，但很多人在国外的行为难以被追踪和溯源，造成了一定的监管难度。

阿寒回国之心热切，他来柬埔寨已经半年了。他告诉我，2024 年农历新年前夕，他决定跟着一位允诺他可以挣钱的熟人大姐偷渡，临行前，他去看了抚养自己长大的爷爷奶奶，买了两条烟、一些水果，还去看了已经出嫁的姐姐。他给姐姐丢下 200 块钱，说自己要出去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他要去哪里。他来到郑州，有人开车接他去南宁，然后走到边境，穿过一个桥洞过河，到达越南。除夕夜，他在蛇头家吃饭，“太清淡了，吃不惯”。经过超过二十次摩托车和汽车的分段接力，阿寒被送到了西港的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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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要往回走这条路。我问他是否恨那位带他来的熟人大姐和那个威胁将他丢进大海的主管，他摇摇头，说“都是我自己作的”。阿寒出生于河南农村，四岁时，父亲因涉黑被判二十年，母亲远走上海做育婴师赚钱，母子几年见一面。十三岁时，阿寒辍学，十八岁刚成年，他因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被判六个月。出狱后，一位熟人大姐找到他，问他是否需要一份高薪的工作。

旅馆里养了两只猫和一条狗，都是媛媛收留的流浪动物。它们在人们的小腿之间转来转去，活泼的黑猫偶尔会跳上沙发，穿着短裤的男人怕被抓挠，不断将兴致勃勃的它放回地面。

那只黑色小猫

2023 年底，我跟随一位拍摄纪录片的朋友来到金边。这里有一些专门做救援的人，解救被困于园区中的同胞，朋友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我随他见了不少救援队成员，听他们讲述如何跟园区周旋，如何惊心动魄地与时间赛跑，寻找被绑架者的所在地。有一天，我们去了一家留宿中国人的旅馆。我在那里见到了媛媛。在朋友的纪录片中，她不是故事的主角。救援者们的故事显然更刺激，他们深入园区，与诈骗分子谈判放人的筹码，或者帮忙处理死者的身后事宜，将骨灰带回国。在渡生和渡死的过程中，媛媛的旅馆只是个中转站。初见面时，她有些腼腆，一直低着头。我问她如何来金边做生意，她抬起头看着我，一口气讲了几个小时。我惊讶于她汹涌的表达，更惊讶于她的人生经历和旅馆每日的状况，于我而言，她的故事中蕴藏的波澜一点也不逊于救援者们。那次匆匆一面后，我一直想回到这个旅馆。

2024 年，只要有空或者能请到假，我就会来到金边。每次在金边，我下午会去媛媛的旅馆，和遇到的旅客聊天。这里的人们熟练使用俚语和黑话，“走水路”指偷渡来的，做诈骗的老板是“盘总”，惯常使用的通信软件 Telegram 俗称“飞机”，“跑分”“通道”是洗钱，每个进入园区工作的人都会分到一个代号，比如“阿寒”。代号也延续到这个客厅里。他们来自天南海北，身上基本都有刺青，但通常没什么具体的含义，是为了“好玩”或者“好看”。我曾见过一个男性的左小臂上刺了一个年轻女性的形象，经提醒他才知道那是一个艺伎。坐在一群浑身刺青的男性之间，看他们吞云吐雾，听他们接二连三地蹦出一个个黑话，我很难不联想起小时候看的武侠小说中对江湖上法外之徒的描述。

但这里多是江湖的险恶，而非浪漫与侠义。有天我发现客厅的茶几上有火烧过的痕迹，三哥告诉我，昨天与我聊过天的一个穿棕色短袖的男人，夜里在大门口与人接头，然后在客厅里吸毒。三哥在客厅的监控里看到了这一切，今天将他赶了出去。住客鱼龙混杂，媛媛和三哥很少问他们具体从哪个园区里跑出来，并且告诫新来的人，不要互相打听。你并不知道与你睡在一间房的舍友究竟是何居心。逃出来的人，如果跟原来的公司还有利益纠纷，会被挂在“飞机”群里的“通缉令”上重金悬赏，更无法保证人身安全。

拖欠房费是常有的事。有些人身无分文，一天一天地熬。有些人甜言蜜语，拖欠几天甚至几个月房费之后，突然和行李一起消失了。三哥有时会在朋友圈里曝光这些人的照片和身份信息，但这里不是国内，曝光这些除了抒发愤怒之外，无济于事。不过三哥又是个嘴硬心软的人。我常见到有人要求缓几天交，态度好一些，他就同意了，还倒贴钱给人买饭买水。媛媛曾为此和他发生过矛盾，认为他想表现出男子气魄的一面。她对欺骗和谎言更为敏感。搞诈骗的人常说的第二种谎言是“我再也不来东南亚了”，事实上，有很多逃出来的人回国几个月之后，又会给她发微信，问柬埔寨还有没有“工作机会”。她处在一种很矛盾的位置，每次看到这类留言，她会告诉对方，如果你抱着挣快钱的想法就不要来这个地方，很容易被骗；但另一方面，这些根本不听劝、执意要来的人，支撑起了她和整个金边的中介生意。媛媛见惯了住客为了利益说软话、狠话，又对自身的欲望缺乏想象，“你越是让他清醒一点，（他就觉得）哎呀，你就挡我发财路吧”，“他们是那种自己也没多大能力，工资比较低，然后又嫌弃工资低，看到这种快钱就禁不起诱惑的人”。她不相信他们。

每天多加 5 美金，可以包两顿饭。厨房飘来浓重的辣椒味道，保姆是本地人，做的却是很地道的川菜。保姆性格活泼，爱买漂亮的衣服、化浓妆，我每次见到她，她穿得都不一样。她三十多岁，离异，有一个孩子放在父母家里，在旅馆负责打扫和做饭，每个月能挣 300 美金。这差不多也是柬埔寨人的正常工资水平。她会说简单的汉语，不管听不听得懂，总是在笑。我以为她天性开朗，很少有烦恼，直到有一天媛媛与三哥的女儿贝蓓告诉我，这里住店的客人也曾欺骗她。一个男人在住店期间追求保姆，与她谈恋爱，贝蓓告诉她，这个男人在中国有老婆小孩。保姆找男人确认，男人坚持不承认，跑到打印店打印了一张单身证明，上面只有“单身证明”四个大字。保姆信以为真，还拿自己的钱去贴补男人。男人回国后与她分手，保姆伤心了许多天。

“那个男的还有皮肤病和癫痫。”贝蓓说。她在金边上学，闲时来店里帮忙，负责给客人拍证件照、录入信息。男的骗女的，也互相骗。有的住客会给别人热情介绍园区的工作机会，说那边工资高，我带你去吧，实际只是将他转手卖出。贝蓓无法理解为何如此拙劣的骗局依然能频频得手，“上次那个人就是这样骗人，他的车费都是我妈妈给垫的，他能挣多少钱？这都有人相信，愿意跟他走，我也是无语”。我看着她，她才十七岁。即便这个客厅里上演的都是电影，我想她还未到观看的年纪。

客厅里展示着浓缩过的人间现实。这里也帮忙代办结婚证，很多中国男人低估了与本地女人领结婚证的难度，他们需要提供国内无犯罪公证书、未婚公证书（离婚证）、劳工证等等，还需要 2500 美金的收入证明。贝蓓小小年纪已经看穿了跨国婚姻背后的某种复杂性：“他们感觉在国内娶一个老婆要那么多彩礼，或者说年纪比较大，长得没那么端正......就认为在这里娶老婆（容易），而且大把的人跟你。结果他们已经生了小孩，男方又想把小孩带回国，才想起来必须办结婚证才能回国。到了大使馆一问，结果费用这么高，各种证明一大堆，办下来至少都得大半年。”贝蓓刚到金边的时候，曾震惊于种种“人性之恶”，现在是“见怪不怪”，媛媛和她说过，多看看旅馆中的人和事，擦亮眼睛，不要轻信他人。

奸诈的，愚蠢的，与贪婪的，每日都见到。无奈的，木然的，与可叹的，同样让人难以忽视。一位从园区逃出来的小哥坐在沙发一角，一动不动，连手的姿势都长时间保持静止，问他话，也没有反应。我递给他一些水果，他摇头拒绝。他来这里已经两天了，没有钱付房费。三哥联系到他在国内的家人，家人完全不信任三哥，怀疑他是人贩子，随后拉黑了他。小哥紧紧攥着手里的塑料袋，眼神茫然。他能说出的语言非常有限，只告诉三哥，他的母亲已经再嫁，父亲也不管他。

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哥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这里很多人与家庭的关系疏离，当他们逃离园区，终于和家人联系上时，家人只关心他们是否挣到了钱。媛媛给我看过许多她与住客家人的聊天，对方经常以种种说辞不愿提供帮助，“家里实在没钱”“他爸妈都不管，我也管不了”“你好人做到底，再帮帮他”，有时对话以一个红色的感叹号结束，对方删除了她的微信。

很多园区的人的家属不希望他们回国

排屋一楼没有空调，只有一个落地的电风扇。坐在客厅，能够清楚地听到外面车来车往的声音，电风扇扇出阵阵热浪，烟灰随风落在沙发上、茶几上和地板上。

媛媛突然拎着一团黑色的东西从里屋走了出来。她去上厕所，发现了已经僵硬的黑猫。没人发现它什么时候溜进了厕所，因为什么而死亡，原先在人们小腿之间转悠的、能灵活跳上沙发的四肢，现在直挺挺地垂着。媛媛将它装进一个塑料袋里，放在铁门旁，过了一会儿，三哥出门把黑猫放在路口，等捡垃圾的人捡走。

客厅里短暂热闹了一会儿，又恢复了寂静。仿佛从来没有一只黑猫来过。沙发上的住客经常变动，大家习惯了突然的闯入和消失。

这是媛媛在金边的第六个年头。她有川渝女性的秀气，与混合着烟灰和黑话的客厅显得格格不入。2019 年初，她揣着 800 块人民币落地金边，决定给自己一周时间，看能否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找到生计。柬埔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免签或实行落地签，每天有大量外国人在边境口岸获取入境签，如果想在这里工作，可以很方便地申请到劳工签证。当时的她处在一种生活的困境之中：与丈夫关系恶劣，没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己，又不想回到家乡，让家里人看不起自己。她想到了前一年，在金边工作的朋友邀请她来旅游，即将要返程的那天，她的护照被偷走了。她只能多留几天，找了一个中介帮自己申请回国的证件。中介收了她 480 美金，除去到警察局办遗失证明的 70 美金，来回跑腿打车的几十美金，这一单中介能挣约 300 美金。她想，这的确是一门生意。

个人可以在柬埔寨大使馆的网页上找到办理业务的流程，但实际操作中，有的人时间紧急，有的人看不懂流程、不知道如何与当地部门打交道，有的人想要确保万无一失，都需要中介帮忙，这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媛媛在一家简陋的旅馆住下，第二天就到大使馆门口转悠。很快有人靠近她，问她是否需要办证。她谎称自己只有身份证，问对方怎么办。这是她的策略：向有经验的从业者学习流程。前后问了两个中介之后，她了解到目前的市场行情，400 美金。第三天，大使馆门口排队的人中有一个向她走来，问你是办证的吗？她说，是。对方说，我的护照被公司扣住了，我要回国。她说，你要办旅行证。对方问，多少钱。她说，300 美金。

媛媛用在金边挣的第一笔钱请同学吃了饭。第四天，她学着老中介的口吻主动和人搭讪，大哥你办什么证？我可以帮你弄。她又拉了两个客户。生意多少有点眉目了。

中介们很快察觉到了竞争对手的存在。原先询问过她是否要办证的中介说，原来你也是代办的，你为什么低价抢我们的客户？我希望明天不要在这里看见你。媛媛在金边唯一的人脉，却是这个行业中非常关键的角色。她告诉我，在金边移民局做翻译的同学得知她被威胁，专门来到大使馆门前和老中介们说，这是我同学，以后请你们多多关照。老中介们说，不会不会，领导。晚上老中介们请客，说他们携家带口在金边，办证件要跑移民局、警察局，来这边大家都是为了挣钱，那就不要把行情搞乱了。双方达成一致，每单 400 美金。

现在回望，媛媛去金边的 2019 年是中国投资者在柬埔寨的关键年份。在此之前，中国资金和投资者持续涌入柬埔寨，其中包括大量网投公司。以西港为例，2017 年很少见到五层高楼，2019 年在建、未完成的建筑工程就超过 1000 栋。柬埔寨实行瑞尔和美金的双货币体制，这意味着外国投资者在柬埔寨的投资所得可以无条件转移到国外，不存在外汇管制的问题。这是灰产在柬埔寨迅速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在柬埔寨的金边和西港，似乎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里到处是中文标识、中国商铺，大型商场与国内并无二致，同时用美金结算比国内高得多的物价；另一个世界是柬文的世界，5000 瑞尔（约 1.25 美金）可以吃上一餐。两个世界同时存在，却可以互不相通。如果你选择忽视，甚至看不到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对于普通的中国商人和打工者来说，在柬埔寨工作意味着挣的是美金，汇率令工作的性价比更高。2019 年 8 月 18 日，柬埔寨政府发布了针对非法网络赌博的禁令，要求网络博彩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前撤离柬埔寨。这就是改变了许多人命运的“8·18”事件。禁赌令一出，大量的网投公司开始往别处迁移，数十万从业者离开柬埔寨。

金边一家“沙县小吃”的物价

2019 年，媛媛的生意刚开始滚动起来。最好的时候，她一天有十三个客户。她同时意识到一个需求，客户在等待证件的时候会问她，哪里有便宜的住处。她找到一个房东，以每间房 11 美金的价格租下十一间客房，然后以每间 20 美金的价格租给有需要的人。如果十一个房间全部住满，那么她付给房东的租金还要更优惠一点。在抵达金边四个月后，准确地说，是三个月零二十九天的时候，媛媛开了第一家自己的旅馆。

在金边打工的第五个月，媛媛换了一家新的旅馆经营，这次有二十六个房间。她把自己赚的钱投到旅馆上，从国内买了床、空调等设备，雇了四个小工帮忙，信心满满地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那个时候，她的丈夫三哥还不知道她身在何处。他以为和往常一样，那只是一次简单的夫妻争吵，媛媛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几个月找不到人后，三哥去了媛媛老家，正好遇到她母亲和她打电话。媛媛还是把丈夫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丈夫打来视频，“我就看他眼泪已经流到这里来了”，媛媛在脸颊上比画了一下，她再次心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