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建民，今年五十五岁，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农村家庭，家里兄弟姐妹四个，我排行老二。
小时候家里穷，父母靠种地为生，供我们几个孩子读书。
村里人都说：“多读书没用，早晚还是要回地里种田。”
但我母亲却坚持：“能读就要读，读书才有出路。”家里实在揭不开锅时，母亲甚至拿出嫁妆首饰去换钱。
靠着父母的支持，我走出村子考上中师，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师范生还包分配。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离家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山区小学教书。这份工作虽然清苦，但稳定、体面，是当时农村人眼里的“铁饭碗”。
毕业那年，我有个女朋友，她叫李梅，是本县供销社的营业员。
我们是通过同学介绍认识的。
李梅长得白净，性格活泼，特别会说话。
每次我们约会，她总是爱问：“建民，你以后打算留在山区吗？还是回城？”
我知道她不甘心过苦日子，总想着我能调回县城，或者换个轻松点的工作。可我刚毕业，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她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有了疙瘩。
我在山区小学教书的第一年，生活条件特别艰苦。
学校只有两间破旧的平房，学生都来自附近几个村子，家里穷得交不起学费。
我白天教书，晚上还要点着煤油灯备课。
每个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块钱，节省着用才能攒点钱回家。
我写信跟李梅说这些，她回信说：“建民，我知道你辛苦，可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没多久，她向我提出了分手。她说：“建民，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不想一辈子守在穷山沟里。”
她的理由很现实，我无话可说。当时，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可我还是答应了。我知道，她想要的生活，我给不了。
分手后，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山区的孩子们大多家境贫寒，有的连鞋都穿不上，但他们渴望知识，我看得出来。每次上课，他们都睁着亮晶晶的眼睛，认真听我讲课。那种眼神让我觉得，我的坚持是值得的。
前年腊月二十二的晚上，我坐在宿舍里批改作业，窗外的风刮得呼呼响，冷得人直打哆嗦。门突然被敲响了，是校长。他递给我一封信，说是县教育局寄来的。我拆开一看，竟然是调令——要把我调到县城一所重点小学去教书！
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得一宿没睡。
这些年我一直扎根山区，没想过能有这样的机会。
第二天，我简单收拾了行李，向校长和同事们告别。
校长握着我的手说：“建民啊，你是个好老师，去了城里别忘了咱山区的孩子们。”那一刻，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眼泪。
到了县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环境好，工资也涨了，教学资源丰富得让我不敢想象。我教的班级里，大多是干部子弟、城里人的孩子，家长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超山区。虽然压力大了些，但我很满足。
有一次，我去供销社买东西，意外遇到了李梅。
多年没见，她变化不大，还是那副精明的模样。
她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打招呼：“建民，好久不见。”我也笑着回应，跟她聊了几句。
她问我现在在哪工作，我告诉了她。
她听完，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说：“没想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
后来，我听别人说，李梅后来嫁给了一位供销社的同事，日子过得并不如意。供销社改制后，她丈夫下岗了，家里经济压力很大。她曾跟人感慨：“当初要是没跟建民分手，可能现在不一样了。”
时光荏苒，如今我已经退休，回到了老家。每年腊月二十几，我都会准备一些年货，去山区看望那些孩子们。虽然我已经不教书了，但我始终觉得，那里有我的根，有我最珍贵的记忆。
回想起来，我并不怨李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她追求的生活我给不了，而她的离开，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路。人生的起起落落，无非是过程，我能做的，就是珍惜当下，做好自己。
风吹过院子，带着腊月特有的寒意。我看着天边的夕阳，心里想着：或许人这一生，无论经历什么，最终都要学会与自己和解。这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