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人才济济，但毛主席的能力实在太强了，比如：领导能力、战略能力、政治能力、军事能力、文学能力等等，毛主席都可以说是第一人，其他人很难和他争一争。唯独有一种能力例外，毛主席也认为周恩来总理应该是第一人，那就是谈判能力。
几乎我党所有重要的谈判场合，都是周总理出马，无一例外。西安事变的谈判、国共两党庐山谈判、重庆谈判、与国民党代表以及美国政府的南京谈判、抗美援朝的停战谈判等等，每一次谈判周总理都能取得好的结果，这主要是周总理强大的熟谙人心能力有关。
一、国共之争的谈判，周总理完全掌握老蒋的内心状态
国共之争，不仅仅是战场上见真章，谈判桌上也是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对于老蒋的无理要求，周总理总是看透了老蒋的内心深处所想，并采取有理有据的策略应对。
针对老蒋的思想，周总理如此判断：蒋的思想基本上是限共防共，破坏统一战线，但目前的方针及形式上还讲团结，还主抗战，而且非常在意他的领袖位置以及国民党的主导位置。
比如老蒋经常对周总理说：“我是革命领袖，我要你们指挥，你们就能指挥。”
老蒋在庐山上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以居高临下的口气宣称：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意思是中共今后“于本党领导之下”，亦即在他的领导之下。
老蒋曾经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周恩来提出《中央提示案》，共四条：
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二、划定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域。将冀察战区，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
三、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所规定地区之内。
四、第18集团军准备编为三军六师，三个补充团。另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两个师。
根据以上四条，周总理制定的谈判策略是应当“在小问题上让步而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比如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划分战区，这属“小问题”，可以尊重老蒋的领袖位置，让他在名义上能够主导陕北行政区；至于地盘问题、还有军队编制问题就属于大的问题，就不能让步了。
对于如何和老蒋谈判，周总理总结：
有利的应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将来会有更好的；
无利的应该严正拒绝，不要拖泥带水，使他增加幻想；
让步的应该自动让步，不要等他要求；
可能实现的应该适时适当地提出要求，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免致做不到或者吃亏。
总之一句话，对蒋不要过存奢望，但也不是一成不变。
可以说，国共所有谈判，都是周总理出马，为我党赢得了时间和主动，确保了党的基本利益不受损害。而国民党方面在谈判准备上很不充分，方案朝令夕改，一会这样一会那样，在谈判技巧上与我党相形见绌，自然没有占到一点便宜。
二、和美国的艰难谈判，周总理以原则和灵活的结合
面对美国这样的谈判对手，不仅仅是难缠那么简单，最主要是两边国力差距太大。很多时候，谈判是需要国力作为支撑的。
周恩来总理又担当重任，成为抗美援朝中方谈判的最高负责人。他的指导思想是原则问题不能让步，非原则问题要适当灵活，但是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要懂得策略。
比如让美帝退兵，其实是可以让步的，因为国力差距太大，想让美帝完全撤兵是不现实的，但我们一开始就坚决表示要让美帝退兵，毛主席讲“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既然是在讨论停战，自然是要讨论撤兵的。但后面，我们还是作出让步了，换取美帝承认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
又比如在战俘移交问题上，中美谈不拢，美帝对北朝鲜进行狂轰乱炸，北朝鲜的许多重要城市、水电站以及志愿军的补给线均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也别想得到，周恩来看准了美帝的色厉内荏，这一点坚决不肯让步，表示“既不怕和，也不怕战”，并且只有“不怕破裂，才能停战”，最终美帝也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开始有所松动。
毛主席是一位高明的伯乐，他善于发现和识别人才，并加以任用。正因为周总理强大的谈判能力，我党的所有谈判场合，毛主席都放心给周总理去展现，处处都留下了周恩来舌战群儒、折冲千里的形象，也留下了我党谈判史的辉煌战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