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中旬开始，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逐渐缓解。南京城笼罩在大屠杀造成的阴影中，每一个亲历者仍然心有余悸。
南京大屠杀后，南京社会环境是怎样的？幸存下来的南京市民又是如何生活的？
01
日军暴行导致社会环境持续恶化
为“重建”南京社会秩序，日军当局先后扶植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和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推行严酷的社会控制和经济统制政策。
1938年1月，为“庆祝”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成立，市民被迫举着日本旗游行
日伪当局通过日军特务机关、警察、保甲制度等，采取发放“安居证”、“通行证”、“市民证”等形式，在南京城乡建立严密的社会控制系统，严密监控市民。
1938年3月，难民等待领取安民证
从1939年开始，日军当局完全垄断南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还强制推行日本军票和日元，美元的流通、兑换和使用受到限制，即使一美元甚至更小面值的货币也难以获得。
城市环境持续恶化。1938年11月，南京城仍是一片废墟。金陵大学附属医院院长丹尼尔斯和夫人海伦在南京大屠杀后返回南京，海伦写道：
“珠江路到小河西边的街角全部被毁”，从标准石油公司一直到首都剧院，“所有的建筑都被毁坏”。
02
生计无着、物价飞涨
出于安全考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近不少居民直到1938年11月仍然坚持白天到自己的小菜园干活，晚上回到难民区居住。
1938年2月，市民在废墟中捡拾家具等物品
在南京的外国人也遭到日本士兵的殴打或威胁。1938年6月15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汤姆森在街上被日本哨兵拦下，无故被打耳光。
1938年10月，大部分市民依靠国际救济委员会和市政府的救济。直到1940年，南京街头仍然到处是饥寒交迫的面孔。
从安全区返回的难民站在已成废墟的家门前
南京大屠杀后，各业萧条，就业率极低，市民生活极度贫困。1939年6月，教会统计：
“南京城市人均月收入是3.96美元，工薪人员平均日工资是49美分，一个家庭平均4.2个人，其月平均收入为14美元。”
1939年11月，南京市民的收入仍然达不到沦陷前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日军全面垄断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价格，紧缺物资的价格一路飞涨。
03
许多市民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日军暴行使南京民众长期处于恐惧之下，“创伤后应激障碍”成为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常态。
南京城经历战争和日军破坏后的景象
海伦写道：
市民在遭遇日军盘查时，“大家脸上都蒙上了一层忧郁”，在火车站惨遭毒打时，他们“踉跄着跌倒在水泥地上，自然是一言不发，也不还手，其面部表情令人同情”。
部分饱受心灵创伤的人有感于西方传教士的无私救助，开始接触甚至信奉基督教，试图通过宗教来抚慰心灵创伤。
也有部分市民受日伪当局蛊惑，为麻痹精神、缓解心理创伤而沉溺于毒品，进而引发抢劫、偷盗等社会问题，犯罪率急剧攀升。
04
在困境中求生存
南京大屠杀后，南京市民在绝望中挣扎，坚韧不屈地生存下去。海伦在信中写道：
“听着墙外池塘边洗衣的‘梆梆’声、竹枝洗刷马桶的刮擦声、小贩的叫卖声，以及夹杂着的鹅叫、鸟鸣、飞机的轰鸣声”，以为又回到战前南京快速发展、人们生活充满希望的年代。
魏特琳在1939年1月2日的日记中由衷地赞叹：
“到处可以看到可怜的人们试图开始新的生活：在被抢劫一空并被焚烧的旧商店的废墟上建起了较小的店铺，有些非常小；在大街上可以看到成群的人们，不屈的农民又像过去那样吆喝叫卖着自己的产品了。”
1938年3月，南京城南的难民重建房屋
1938年3月，春耕的农民
南京市民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困境中求生存，在绝望中求希望。
·史料来源：《后大屠杀时期南京市民的生活》张慧卿，原文刊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1期
·编 辑： 潘琳娜
·审 校：李 凌 李雪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