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日寇集结3万余名士兵袭击太行根据地，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对太行进行“扫荡”，此次行动是为报复百团大战的失利，一雪前耻。
此次突袭早有预谋，日寇专门组织了一批“特别挺进杀人队”，该队伍为日军“扫荡”部队打头阵，悄然潜入太行根据地。
这些队员着便装，乔装打扮混入当地村民之中，将根据地的作战指挥中心坐标消息传回日军。
此后，众多日军发动突袭，企图摧毁八路军前敌指挥部，在战斗中，左权将军为保护身后的将士人民，冒着炮弹指挥众人撤离，不料一颗炮弹击中头部，他光荣牺牲了。
为纪念这位勇敢的战士，太行辽县人们申请更改县名为“左权县”，毛泽东破例批准，并要求长久使用下去。
军事新星
左权少时家境贫寒，但他从小便勤劳坚强，聪慧过人，成绩名列前茅，早慧的他，眼见国难当头，心中暗自埋下了救亡图存、为国效力的种子。
1915年5月，袁世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那时刚满10岁的他见村民痛骂袁世凯欺民卖国的无耻行径，心中亦是愤愤不平，在升入中学后，他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社”，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在思想的激荡与“五四”运动浪潮的推动下，左权决定去外面的世界追求革命与进步。
1924年3月，左权进入广州陆军讲武学堂学习，在此期间他参与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实践战斗，周恩来评价称左权同志就是从这次战斗中，确认了自己的革命信念。
同年11月，广州陆军讲武学堂和黄埔军校合并，左权成为了黄埔一期生，在这里他的军事才能初露锋芒。
在校期间，经过同学陈赓介绍，左权结识了时任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随后在第二年1925年，始终追求进步思想的左权，在周恩来等人的引导下，他接触了共产党的理念，并十分认同，于是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才20岁。
入党后，他积极参与组织、领导由国民党左派、军官以及共产党人士组成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创办了相应宣传刊物，一时间在进步人士之中，“左权”这个名字也耳熟能详了起来。
除了在政治学习上有所建树，左权后面陆续投入了几场东征军阀的战役之中，屡建奇功，升为连长，时人称赞他是黄埔军校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1925年11月，左权受国共两党派遣，先后去往苏联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深造军事专业。
在那里，他与刘伯承相识，两人兴趣相投，时常深夜挑灯畅谈革命问题与军事理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赴苏联留学的四年期间，左权掌握了丰富的军事理论，构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军事战略体系，成为一名训练有素、思维缜密的军事指挥员。
左权的学识与学历，在那时的国共两党军队之间是十分稀少的，毛泽东曾称赞他把“洋面包”都消化完了，是个一手拿革命理论，一手抓军事技术的罕见人才。
不过在左权的学习和军旅生涯中，也坎坷颇多。
莫斯科学习期间，左权只是和几个好友一同聚餐，就被王明身边的人诬蔑为有“托派”倾向。
指控的理由十分荒谬，当时因为蒋介石清党、斯大林清算托洛茨基这两件事，中山大学的学生原本就有的派别矛盾，升级成了教务与党委的派别斗争，党委派的王明给他罗织了参与“江浙同乡会”密谋，企图改变中国党思想的罪名。
在一番争执之下，“托派”的帽子就要扣在左权的头上，好在周恩来和瞿秋白及时调查了江浙同乡会，否定了这个组织的存在。左权这才逃过一劫，但他与王明也结下了梁子。
军旅十八载
1930年，左权回国参与了土地革命，随后根据党的安排来到苏区，在红军军官学校任职分校校长，以及新十二军军长，第二年直接调任为红一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参谋，6月份又升为了参谋处长。
升为参谋处长，这意味着左权直接协助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工作，可以见得他在这个阶段展露出了较强的军事组织、战略能力。
这段时间，左权一路走来虽有些磕碰，但大部分时间都很顺畅，就在众人都以为这位青年才俊即将平步青云时，王明出手打压了他。
1932年6月，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肃反”运动，左权因“托派”嫌疑被专案审查。
审查时，左权反复强调自己没有和托洛茨基接触过，也从未对党不满，更不可能做出对党不利的事。
但像王明等人依靠苏联建立起的临时中央，他们不可能违背苏联的意志，加之留学时的梁子，左权在举报未核实的情况下被解除兵权，若没有彭德怀和王稼祥替他说话，恐怕他早已变成枪下冤魂了。
免除反革命罪后，左权受到了留党察看八个月”的处分和降职，不久，又调他到红军总部当参谋。
1933年12月，敌人“围剿”之势愈发压迫，而此时红军干部接连牺牲，由于左权的个人能力不可替代，“左”倾领导人被迫重新启用左权，任命为红一军参谋长，协助林彪指挥队伍。
随后在第四、五次反“围剿”中，左权屡挫劲敌，为红军争取了调整的时间，第二年左权随红一军参与长征，其中他直接参与指挥了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重要战斗，以其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为红军北上撕开了一道口子。
刘伯承曾赞扬左权的指挥是一种细致周密的艺术，朱德也夸奖他为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危急存亡之际，国共双方一致对外，红军顺利转为敌后战场，采取游击战的形势为正面战场的国民党提供支援。
左权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率领司令部东渡黄河，深入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斗争过程中，他善于把握全局，考虑问题周密，成为朱、彭的“智囊团”。当时，在朱德、彭德怀共同负责八路军前线工作时，党中央、毛泽东给红军的电报是“致朱、左”或“致彭、左”。在电报中，毛泽东时刻不忘提到左权，可见左权在党中央、毛泽东心中的重视程度之高。
在1938年的长乐村歼灭战中，左权屡施妙计，当红军乘胜追击试图将疲乏的日军一网打尽时，日方的苫(shān)米地四楼少将带着援军，赶来解除红军的包围。
为完成歼灭日军的结果，左权利用当地口袋状的地形，将士兵分为三队，待到鳖被请进了瓮，左权一声令下，将日军直接击溃，赶来增援的苫米地四楼带着残兵败将落荒而逃。
长乐村一战，重挫日军锐气，对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阴谋起了决定性作用。
得胜归来后，就连很少开玩笑的彭德怀也开口调侃了句：“老左，你很少发火，没想到，一发火就把人家从四楼打到一楼！”
此时，左权“托派”一事仍未被平反，他仍以戴罪之身继续工作，多年来也没有参加党会议的资格，虽然政治上的打压令他苦闷，但在革命信仰方面他与陈毅类似。
早在抗战爆发初期，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信中描写了处于危难的惨淡景象，当时红军过得很苦，但左权始终坚信党的主张是正确的，要坚持下去。
全文只字不提自己在政治上的遭遇带来的情绪，这封信也表明了左权认为只要革命还能继续，抗日成功，这“托派”的帽子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而在苦涩的军旅生涯中，左权的生活并不完全是灰色调。
1939年，朱德作为牵线人，让左权和来自中央巡视团的刘志兰认识，两人迅速坠入了爱情之中，同年4月份这对男女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仅过了一年，两人就迎来了爱情的结晶。
当时，左权一听到孩子出生的消息，喜得赶忙骑马把爱人和孩子接回八路军总部，又请一直没有孩子的彭德怀给女儿起名左太行，点明了孩子的出生地点，同时又寓意着他们在太行战斗、生活的时光。
因为前线战事吃紧，左权与刘志兰和女儿常常是聚少离多，在他尚未牺牲的前的时间里，21个月写了12封家书，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他对爱人和孩子深深地思念和愧疚之情。
那时日军开始疯狂攻击太行山根据，八路军为了躲避日军的侵袭，经常转移根据地，家属随行十分不便不便。于是在1940年的8月，左权左思右想，决定将妻女送往延安躲避战乱，分别前夕，一家三口还合影留念了一张照片，当时女儿左太行不满百日。
当时谁也没想到，此番离别竟是永远。
魂留十字岭
1942年5月24日，日方伪军带领3万余人对红军太行根据地发动“扫荡”突袭，八路军总部应对不及，被敌方死死包围在辽县麻田十字岭一线，近乎到了命悬一线的时刻。
第二天，日军如不要命的恶犬一般从十字岭的四面八方向红军发起冲锋，企图将众人一举消灭，以出百团大战的那口恶气。
为了掩护红军总部、地方机关的将士，以及当地人民群众安全突破包围，左权一直跟随着断后掩护的连队，当他在十字岭上安排完撤出战斗部署，进行最后的检查时，一颗炮弹突然袭来，落到了他的身边，飞溅的弹片击中了头部。
一位足智多谋的将军将他的鲜血挥洒在了太行山上，左权壮烈牺牲，时年37岁，他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十字岭突围，红军损失惨重，有上千烈士的血洒在了太行山上，其中仅是新华日报社遇难的战地新闻记者就有40余名。
左权牺牲时的形势十分危险，彼时，跟着左权突围的三个北方局党校学员躲避不及，只能暂且把左权的遗体抱到一丛灌木下，用树叶、树枝等物作简单的掩盖。两天后，确认周围没有敌人后，几名战士偷偷返回原地，从老乡家里找来一床破席子，将这位烈士简单掩埋。
25日夜，毛泽东、朱德收到第129师总部遭敌袭击，将士们分路突围，左权下落不明的电报后，他们一夜未眠，焦急等待着前线的音讯。
终于在27日黎明破晓前，等来了第129师的报告：彭德怀率部向石灰窑西北方向成功突围，左权在突围中阵亡，而罗瑞卿、杨立三等人在向黑龙洞方向突围后再次遇敌。
一直到10天后，敌人才彻底退去，这时红军战士们才从太行辽县当地老乡家买来一口棺材，将左权将军郑重地二次安葬。
左权牺牲的确切消息传出后，毛泽东等领导人非常沉痛，纷纷题诗作文表达对左权的哀思与纪念之情。
当时，朱德写了一篇千字悼念文，刊登在了《解放日报》上，可见其悲痛之深。
6月21日，周恩来也在《新华日报》上撰文《左权同志精神不死》一文，向外界表达了对左权的牺牲的悲痛之情，同时赞扬了左权将自己的信仰贯彻一生，无愧于自己。左权是革命军人，也是革命党员，他有资格成为党的模范，他身后留下的思想、精神永远熠熠生辉。
为永远纪念在太行山牺牲的左权将军，太行山辽县的当地人民，自发签名请求将辽县更名为左权县，请愿人数多达万名，1942年9月18日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正式批准，辽县更名为左权县。
但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一条决议，即不再允许用领导人名字给地方命名，于是在1958年左权县被并入了和顺县。但毛泽东知晓此事后，决定破例保留左权县这一名称，在当时即将被整改的地名有子长、子洲、志丹等，他说到，左权县这个名字要永远保留下去。
只要左权县这个名称在一天，我们就不会忘记那段艰难困苦的时光，永远铭记那些如左权将军一般用血泪和坚强意志书写峥嵘岁月，推动历史车轮的英雄儿女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