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陇县
据《仪陇县志》记载，客家人入川以后聚族而居，极少与四邻族人通婚，加之又居住在较闭塞的山区，而且一直遵循“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祖训，因此客家话“客”味依然。在语音、词汇、词法上，客家话自成体系，有24个声母，60个韵母，6个声调，与普通话大相径庭。如客家话读“中午”为“昼边”、读“下雨”为“落水”，读“太阳”为“热头”。客家人崇文重学，历代迁徙，“耕读传家”之风不废。朱德在《 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州，客籍人……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学费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200多块钱，直到后来我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至今，在石佛乡继红村萧氏客家人的田野乡间仍矗立着两座“状元塔”。据陈泰阶介绍，清道光年间，萧锦忠中了状元，皇帝亲赐“状元及第”匾挂于萧氏祖祠。为彰显族风，萧氏于乡间立三座“状元塔”（其中一塔毁于“文革”时期），成为了客家人“耕读传家”的历史见证。
嘉陵区:
傅氏一脉，在明末清初时，因湖广填四川的缘故，由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到安岳县一个板板桥的小地方落籍。麻城前的起源地址等相关史料因家谱丢失不详，有待考证。
在晚清时，再次由安岳迁徙到川东北顺庆府下南路嘉陵江畔一个小山村，今南充嘉陵区新场乡傅家沟。从那时起，傅家沟这个地名随傅家人在此走了八代人的春秋历程，也是傅氏中的傅国庆先祖在此开基建业的。
高坪区：
在清王朝“移民垦荒”政策的推动下，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10余个省的移民相继来到四川定居，形成了持续时间长达100多年的“湖广填四川”。根据地域和群体的划分，客家人建起了进行活动和交流的重要场所———会馆。在命名上，湖南、湖北的叫禹王宫，福建的叫天台宫，江西的叫万寿宫，陕西的叫 三元宫。
当地人介绍，长乐禹王宫正是湖广人的会馆，是当年移民到长乐一带的湖广(今湖南、湖北)人建造的。湖广移民不但建起了气势恢宏的禹王宫，还带来了“讲话像唱歌”的特有方言。至今，长乐人依然保留着一口乡音。
蓬安县：
清初，县外民众移民到蓬安定居，同一属籍的大多都会捐资入会，置办会产，在县城及大的场镇建会馆。会馆作为联络乡谊的场所，在蓬安修建的数量较多，著名的会馆有湖广会馆禹王宫、江西会馆万寿宫、福建会馆天后宫等。
营山县：
据《营山县志》记载：“清初，营山人口大减。清政府从湖广、江西、陕西移民来营山垦荒。”肖厚明说，李家祖辈原本是湖广人，于明末清初迁入营山，在太蓬乡等地繁衍生息，经过几代人的发展，李家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努力奋斗在太蓬乡站稳脚跟，并发家致富。
南部县：
“宋元至明清时期，南部县在历史车轮的带动下，也避免不了时代的变迁和人口的变动。”《南部方言集成》执行主编莫小东告诉记者，据《南部县志》记载，南部县在康熙年间湖广赣闽等省迁入者多，境内人口剧增，到光绪十二年人口增至61万余人。
人口的剧增必然带来文化的交融变化，移民运动使得南部县方言面貌发生极大改变。南部县属于移民潮覆盖地区，由于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量来自安徽、浙江、广州、福州等地的移民主要聚居在东部平缓地区，形成了“湖广话”“南路话”交相渗透，同时兼具某些江淮官话方言的语音特点。
“俗话说‘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在县与县之间，乡与乡之间，甚至仅一山之隔或一江之隔，其语言都是有差别的，单南部县就包含南北方言4个音系，分别为伏虎话音系、碑院话音系、升钟话音系、大坪话音系。”莫小东说，伏虎话和碑院话不分 平翘舌，与南路话特征相同。而升钟话和大坪话则有平翘舌之分，语音接近湖广音系。
阆中市
据《阆中县志・帝制时代》载・雍正八年(1730）阆中人口达到50137人,清嘉庆六年(1801)阆中为98473人。
据了解,乾隆年间移民来阆中的李氏家族的族谱有“诏讨”来川的字样,充分说明这种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是一种政府行为。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现有阆中人大多数都说自己的祖籍都在麻城孝感一带,原因也正在于此。
这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时间长达百年,直到乾隆五十六(1791)年,四川人口增加到98万时方告结束。这就是“湖广填四川”的原因和大致经过,足见阆中是个移民城市,阆中这二百年间的发展是移民们艰辛劳动的成果,可想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对人民的生存发展,经济文化的进步是何等的宝贵。
西充县
地方志办公室1998年出版的《西充方言》（张星智著、李仲华编）指出，张献忠率领的大西军，大多是陕西人、湖广人、四川人，他战死于西充多扶凤凰山时，军队至少还有60万人，而部将孙可望等仅率数万人南下，剩下的几十万人后果虽不一样， 但其中总有一部分在西充“归农耕垦”， 则是无疑的。“苕腔苕调”或许就来源于这些“归农耕垦” 的大西军。1992年10月，我在北京参加全国文化管理高级研讨班时，同班来自湖北武汉的方晨光说话发音，就与西充话很接近。西充有很多人都说他们的祖先是湖北麻城人，近年来还有许多人到麻城寻根问祖，且有所获。由此也印证了“苕腔苕调”来自移民。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据说，有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客家移民是仅次于湖广人的第二大移民团体，湖广移民和客家移民分别占当时四川总人口的40%和33%。 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描述“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北15%，湖南10%，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四川移民：湖广填四川
据《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
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
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
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
他说：“我荣幸的被皇上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
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
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
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
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移民措施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
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
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
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入川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
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掏水沟插占务农。
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
来源：南充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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