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是由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丰实集团共同打造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学术平台
美国对华政策正处于多方势力交织下的激烈博弈中。国会鹰派谋求“全方位对抗中国”，试图通过立法与舆论压力来收紧在经济、科技和安全领域对华交流；特朗普新政府却时常在关税、台海、投资审查等关键议题上与这些强硬主张存在温差。更富戏剧性的是，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基于在中国市场的广泛商业利益，正日益被舆论视为白宫层级中的重要影响者。在许多媒体和评论家看来，一旦他的立场与国会鹰派出现冲突，更会在共和党内部以及美国对华战略层面激起连锁反应。在这样的媒体叙事下，美国对华政策不再简单地止步于“对抗”或“缓和”的二分，而演变为国会、特朗普及商界多方角力的复杂棋局。本文将聚焦美国舆论如何解读国会鹰派与马斯克之间的矛盾与合作，探究这场博弈如何重塑中美关系的未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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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的对华共识与马斯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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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设委员会与对华共识
2023年1月10日，在时任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的支持下，众议院以365票对65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决议，成立了一个名为“美中战略竞争”的全新特设委员会。与此前只聚焦新冠疫情溯源的“中国工作组”（China Task Force）相比，这个委员会的议题更为广泛，主张“全方位”应对中国影响力。
当两党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日益激化时，人们普遍将该委员会视为弥合对华政策分歧的重要平台。麦卡锡承诺，该委员会将秉持“非党派”原则，聚焦将供应链与就业岗位重新带回美国，并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部分民主党议员（如吉姆·麦高文）虽担心“党派化”倾向，但也支持成立这一机构，希望它能切实解决对华政策问题，避免过往针对“中国病毒”的污名化言论和反亚裔偏见。
时任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为消除质疑，积极协调两党议员，试图在“对华强硬”立场上达成更广泛的共识。于民主党人而言，他本是共和党少数公开批评特朗普、却仍能推动对华立法的“温和”派。拜登政府前中国政策官员杜如松（Rush Doshi）甚至将这个委员会称作“国会山迄今党派色彩最淡的一个”。
2023年2月28日，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在华盛顿主持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首次听证会
来源：Getty Images
然而，2024年4月，加拉格尔因党内政治斗争卸任众议员后，委员会以及由其所代表的跨党派对华共识开始出现裂痕。新任主席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虽为长期对华鹰派，但仅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任职，缺乏防务拨款权限，也欠缺加拉格尔“跨委员会”协调资源的经验。
在2024年9月集中处理涉华法案的“中国周”期间，一系列法案几乎都倾向于共和党优先事项，比如重启对中国学者和科学家的调查——“中国行动计划”。民主党议员杰克·奥金克洛斯（Jake Auchincloss）对此批评说，“廉价的信息替代了实质性政策”。民主党方面也担忧，赢下白宫与两院的共和党人将在对华议题上减少妥协。与此同时，随着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已承诺将委员会任期延长至两年后，成员们的“只剩两年时间”的紧迫感也随之消退。“（委员会的）光环已消失，工作步伐放缓，”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委员会看起来已经失去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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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看马斯克：日益加深的怀疑
更大的挑战却来自从未涉足美国政坛的亿万富翁、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民主党人认为，基于马斯克在华投资以及其过往的立场，他可能会影响特朗普在对华议题上“示弱”。该委员会成员、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塞思·莫尔顿（Seth Moulton）直言：“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发言，以及他与马斯克等人所持的在华利益，都说明了一切。”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委员会与马斯克的首次交锋。2023年4月，马斯克宣布特斯拉将进一步扩大中国产能。时任主席加拉格尔当即表示担忧：特斯拉不仅依赖美国政府的税收优惠与补贴，同时又在中国市场有巨大布局。他指出，特斯拉与中国达成的一些协议“令人不安”，呼吁探究马斯克如何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与在华扩张间取得平衡。马斯克则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特斯拉在德州、加州和内华达等地的产能也在“快速增长”。
到了2024年2月24日，该委员会向SpaceX及马斯克本人发出信函，要求其为美国在台军事力量开放星盾（Starshield）军事卫星网络服务。加拉格尔指出，美国政府为此项目承诺了1亿美元资金，公司理应向五角大楼及其他政府部门提供宽带网络。
如今，马斯克身份已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作为特朗普赢得大选的重要助力，他被称为“影子总统”，在政策上影响力可观，更被媒体视为中美之间可能的桥梁性角色。另一方面，该委员会的对华鹰派与特朗普渐行渐远，委员会竭力推动封禁TikTok，特朗普却要求最高法院延缓执行禁令。
在马斯克对特朗普可能带来的影响上，委员会内部争议不断。民主党议员担忧，他将利用自己对特朗普的影响在安全议题上“放软手脚”。穆勒纳尔则认为，马斯克事务缠身，不会深度介入对华政策。
在两党围绕政府临时支出法案进行协商时，马斯克再度成为焦点。法案中包含的诸多方案之一，是限制并审核美国对华投资的跨党派条款。马斯克公开猛烈抨击法案“支出过度、冗长且包含议员加薪条款”。最后通过的支出法案规模大幅缩水，共和党议员删掉了其中大部分内容，包括对在华投资的限制。
对此，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罗莎·德劳罗（Rosa DeLauro）致信国会领导层，声称马斯克之所以“破坏”法案，都是为了“守住钱包、维护中国的利益”。她宣称特斯拉在上海拥有大型制造工厂，又多次与中国官员接触，令人担忧。除此之外，2024年11月，也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致信美国司法部和五角大楼督察长，要求调查马斯克是否因与俄罗斯官员或普京本人有接触而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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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与商业利益的辨论
无独有偶，美国舆论场近期也对马斯克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展开了激烈讨论：有观点认为，马斯克与中国的深厚商业联系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呼吁当局对其展开调查；也有人认为，他所代表的全球商业创新模式恰是赢得对华战略竞争的新思路，主张培育更多此类产业与企业家。
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背后，美国舆论开始重新审视跨国企业家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微妙关联。一方面，批评者担忧马斯克在中国有大量业务布局，且多次与中方高层领导人会面，进而可能掌握或影响关键技术与数据流动，从而与美国的安全利益相悖；他们认为美国在核心行业对华遏制的努力，或因马斯克的庞大商业网络而被削弱或绕过。
美国陆军退役将军拉塞尔·奥诺雷在《纽约时报》撰文称，特斯拉2024年第三季度的全球交付量中有一半以上出自上海工厂，这代表马斯克或许会为了在华业务而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产生冲突。他同时指出，中国在太空军备的快速发展已被美军视为重大威胁，若马斯克与中方关系过于紧密，恐引发美国在太空技术及情报层面的严重风险。
退将奥诺雷近日刊文，直呼马斯克为“国家安全威胁”
来源：《纽约时报》
这番论调引发了对“国家安全与商业利益冲突”的进一步讨论。马斯克目前持有涉足国防机密项目所需的安全许可，而依据美国法律，拥有此类高等级安全许可的个人必须定期或实时报告出行、接触外国官员以及可能影响其判断的药物使用等情况。
鉴于此，奥诺雷呼吁，若调查证实马斯克与中俄等方面有更深层的利益纠葛，美国政府应考虑撤销其安全许可。事实上，早在2024年初，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便开始对马斯克和SpaceX进行监督评估；到了11月，美国空军和五角大楼情报与安全副部长办公室也对SpaceX与马斯克的安全合规展开审查。
支持声音则认为，马斯克代表了美国经济创新力与科技优势的缩影；他们呼吁以企业家创新来应对地缘竞争，强调只有更多能整合全球资源、在尖端技术领域率先突围的企业家，才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帮助美国保持领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马斯克在硬科技制造、航天及电动车等领域拥有与中国同台竞争的实力，美国必须培养更多像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和工程人才，并以适度关税和政策扶持，为本土高端制造赢得足够的成长窗口；否则，美国恐怕会在电动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全面落后。
弗里德曼撰写文章，认为美国培育科技企业家，中国开放文化市场的“马斯克-斯威夫特”范式可以改善中美关系
来源：《纽约时报》
战略界人士认为，马斯克或许可以在中美关系中起到建设性作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中国商务和经济董事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表示，“过去几个月，中国普遍对马斯克是否可以成为新的基辛格，帮助促成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协议感到好奇。”战略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创始人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则说，中国领导人正在试图寻找平衡美中关系的可能：“中国高层领导人正在谈论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中的作用”。
然而，一些观察者对马斯克的对华政策影响持谨慎态度。《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聚焦可能全面禁限中国相关汽车或科技产品所引发的连锁效应：如果美国对华严控升级，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势必面临反制，而马斯克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立场究竟能施加多大影响力，还不明朗。该作者进一步称，在电动车、清洁能源以及太空发射领域，中国的国家扶持和新兴对手的崛起都在给马斯克施压；有分析家甚至揣测，马斯克与特朗普“两个自大的人”或最终反目。归根结底，马斯克既要保住在华巨大营收与供应链，又得在美国国内避免政治审查或政策打击，其处境充满不确定性。
2024年10月5日，特朗普在巴特勒农场展览会场的竞选集会后台与马斯克握手
来源：Getty Images
《华盛顿邮报》报导则认为，马斯克并非娴熟的政治人物，而特朗普政府对华的“鹰派”基调才刚刚开始，一旦美中关系再趋紧，势必带来更多政策方面的冲击。文章强调，尽管马斯克目前在中国广受关注，但倘若中美关系出现波动，他在中国的地位和形象恐也会随之“翻转”，进而重挫其全球商业布局。在此情境下，马斯克能否在守护自身商业利益、支持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及安抚中国市场之间取得平衡，仍是未解之问。
军事鹰派、前特朗普中国问题顾问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告诉福克斯商业频道，在中国问题上，马斯克既是特朗普的潜在资产，也是个威胁。而《金融时报》则强调，特斯拉已在中国建立成熟的产业链和融资渠道，因此马斯克在中美之间具备一定“非官方调解”的潜力，也可能由于利益冲突面临更严厉的审查。这不但牵扯到他个人的情报合规问题，也折射出美国社会对“商业全球化利弊”、“国家安全与对外经济合作冲突”一类深层议题的思考。
种种争议凸显了：马斯克究竟需不需要接受更多情报审查，抑或理应获得更大限度的政策支持，以迅速迭代硬科技并占领全球市场，目前尚无定论。这样截然对立的观点足以表明，马斯克在对华政策论辩中已然成为焦点人物，而美中关系走向也将在这种反复博弈中逐步明朗。
03
特朗普胜选联盟的深层对华分歧
舆论围绕马斯克的质疑揭示了特朗普阵营的内在张力。在特朗普的胜选联盟内部，尽管表面上通过民粹 MAGA 的呼声维系了某种共识，但实际上却隐藏着里根主义者与自由意志主义者两股力量的深度分裂。
前者主张以强势国家干预和意识形态对抗推进对华策略，将中国视作削弱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首要威胁，因而强调联盟防御、国防扩张与对华经济与科技的全面围堵，这些曾经的建制派构成了所谓“跨党派”对华共识的核心力量。其背后的军工利益集团则是这一主张的重要推手。后者则更倾向于自由市场和技术创新逻辑，认为超级企业和明星企业家在全球范围内自主追求大胆的商业利益和创新自由更符合美国的长远经济活力；他们对对华“全面脱钩”存疑，也不愿看到政府过度介入高科技企业的运作和海外布局。
这种冲突一方面源于里根主义者对“美国要在全球舞台维持自由民主价值观绝对优势”的信念，主张强化国会在反华法案和军事预算方面的立法力度，让行政部门全力执行对华施压政策，特别是将经济联系安全化的脱钩政策；另一方面，科技界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在中国有切实商业利益，倾向于维持相对灵活的市场准入与供应链合作。企业家与中国达成的一系列合作，一旦受到国会鹰派强硬政策的影响，就可能严重冲击跨国企业的商业网络及盈利前景，而总统特朗普本人则在讨好民粹基本盘与平衡这一利益集团观点之间进退两难。
近期，特朗普选择在维持H1B人才签证政策上公开支持马斯克，与民粹主义选民反移民立场分道扬镳。在这种局面下，明面上的MAGA共识主要停留在“贸易保护主义”或“让制造业回流”这样易于动员选民情绪的口号层面；但真正牵动政府具体政策的内核，却是里根主义者坚持的“国家安全-价值观对抗”与自由意志主义者们追求的“商业自由-全球创新”之间的角力。由于对华议题不仅事关政治选票，也关乎美国尖端产业在全球的布局和竞争力。
在美国主流媒体的叙事中，美国对华策略已不再是“鹰”或“鸽”这样简单的抉择，而是更多地由国会、行政当局与跨国企业三方交织而成，马斯克这类人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尤为关键。表面上，他们可能通过影响白宫层级来“软化”特朗普的极端鹰派路线，为保护特斯拉与中国市场的既得收益，他们可能会避免两国关系彻底恶化，若能在供应链或市场准入上促成部分妥协，将对美中经贸关系起到一定缓冲作用。然而，对华鹰派若认定他们“过度妥协”，很可能会以调查或冻结其企业优惠等手段进行“报复”。
与此同时，国会虽然在芯片法案、关键技术脱钩、严防敏感并购等议题上有两党共识，但在更细节化的经济安全领域，特朗普独特的执政风格以及马斯克等商业势力的干预，有可能平衡国会鹰派的“全面强硬”诉求。
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贸易政策研究员克拉克·帕卡德（Clark Packard）说，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取决于“是更鹰派的声音是否更占上风，还是那些更想(同中国)达成协议的人”。如果这种博弈持续，未来四年中美关系恐在贸易、科技、外交等层面呈现明显的“反复拉扯”式震荡：一方面，鹰派将推动更多立法封堵中国。另一方面，有切实利益关切的跨国企业家或将试图在关键议题上缓和局势，以取得经济和政治收益。
在“对华强硬”与“维持对话”之间左右摇摆的特朗普阵营，何时能形成更连贯的对华战略，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悬而未决。马斯克及其他跨国企业将称为美国舆论讨论对华政策思路的重要变量；换言之，当下的美国对华政策辩论已不再是传统的鹰鸽较量，而是一盘牵动诸多利益集团与政治派系的复杂棋局，其演变必将直接左右中美两大经济体的长期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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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
作者 | 李亚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