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痛的失败深刻地教育了共产党人，他们从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懂得了许多以前不明白的道理，重新考虑以后该怎么做，从而在极端困难中闯出一条新路，把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
——《1927：生死转折》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方面当时最大的争议是东进还是北上。东进，就是从武汉向南京、上海进军讨伐蒋介石。北上，就是从湖北向河南挺进，迎击正在南下的奉军主力，另行打开一个局面。
东进，趁蒋介石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时对他进行讨伐，并为死难的烈士复仇，是许多共产党人的要求。四一二政变后不久，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便向中共中央写意见书，要求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意见书写道：“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局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这时蒋介石在东南还立足未稳，南京方面的军队除第一、第七两军以外，几乎全是归附不久的地方军阀部队，内部矛盾重重，而武汉政府原处于正统地位，蒋介石的断然行动确有一定程度的冒险性。此时东进讨伐，尚有可为。
但武汉方面的主流意见是北上。北上，较量的对手同过去已有改变。本来，吴佩孚在两湖失败后移居郑州。他的地盘北自保定，南至武胜关。但他已没有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副总司令靳云鹗又同他闹翻，去同已控制陕西的冯玉祥部联络。1927年2月8日，张作霖通电：“武汉不守，祸延长江。只以豫中系吴玉帅（吴佩孚）驻节之地，再三商询，自任反攻。我军虽切撄冠之请，并无飞渡之能，兵至直南而止。今时阅半年，未闻豫军进展一步，反攻之望完全断绝，长江上下将无完土。兹已分饬敝部前进，誓收武汉，进取粤湘。”这是北洋军阀间的内部矛盾。3月13日，奉军由张学良、韩麟春统率精锐部队渡过黄河，直入郑州。吴佩孚残部本已四分五裂，各寻出路。这样，武汉政府的北上，就成了进入河南同南下威胁武汉的奉军作战。
武汉政府第二期北伐的主张得到鲍罗廷的支持，但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易表示反对，他主张就地进行土地革命，巩固既得的革命根据地，他将鲍罗廷的主张称为“西北学说”。
蔡和森将鲍罗廷主张“西北学说”的内容归纳为八点，主要的六条是：“（1）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势力太大，谁到东南不是投降便是失败，远如太平天国，近如我们的四月十二及蒋介石之投降。所以东南不是革命的根据地。（2）西北帝国主义的势力薄弱，且又接近苏俄，故可为革命根据地。（3）东南是中国资产阶级势力的中心，蒋介石与我们正式决裂之后，对于武汉经济封锁，商业停止，汇兑不通，食料燃料日见恐慌。如不迅速北伐跑西北，即使蒋介石不打来，不到几星期，武汉政府在经济上也要自溃自倒。……（6）此时小资产阶级国民党领袖们对于经济封锁，武装干涉，社会普遍的不安与动摇正在忧惶万分，怎能再强迫其实行土地革命？如此只有使国民党离开我们，使左派与蒋介石妥协而与我们分裂。（7）唐生智靠不住了，非迅速北伐接出冯玉祥来牵制他不可。同冯玉祥到西北可以去开一新局面。（8）所以现在革命只有广出，土地革命只有打到北京后实行。”
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对东进已没有信心，因为对方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江浙财团的支持；奉军主力南下，无法置之不理；武汉内部各种力量矛盾重重；如何应对，方寸已乱。鲍罗廷的打算是：北上击退奉军后，在河南迎出从苏联回国不久、已控制陕西的冯玉祥所率西北军，打通同苏联的联系，再开创新的局面。
北伐主力是张发奎统率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奉系南下河南的是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统率的六个军和第四方面军军团长韩麟春统率的五个军。双方出动的都是精锐主力。对北伐军来说，尤以张发奎统率的两个军在战斗中贡献为大。
张发奎
双方战斗最激烈的地区是河南上蔡、临颍一带。奉军武器装备好，有邹作华带领的炮兵，还有骑兵和坦克。但北伐军主力是北伐开始时就号称“铁军”的原第四军（包括独立团），共产党员多，士气高涨，作战勇猛。战斗异常激烈。5月28日，张发奎部以猛烈激战，攻克临颍。当年担任连指挥员的萧克回忆道：“这一仗是北伐军在河南战场上打得最激烈的一仗。北伐军从东、南两面进攻临颖（颍）城，前仆后继，奋勇冲杀，不一日将奉军全部击败，但我军的伤亡也很大。”黄埔一期的优秀共产党员、时任团长的蒋先云在这次战役中牺牲。“战前，他向全团演说：‘我团是新建立的，打仗有没有把握？’他肯定地说：‘我觉得是有把握的。因为我有一条命去拼，有一腔血去流。’蒋先云在战斗中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身先士卒，直到阵亡。”这是河南战役中决定性的一仗。唐生智两个军在驻马店同奉军作战不利，但已无关全局。
这以后，奉军在河南便无力支持，又担心阎锡山归顺国民革命军后从娘子关东出切断奉军从京汉铁路北撤的退路。郑州据京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交会点，又是唯一贯通豫中和豫北的黄河大铁桥所在地，位置极为重要。奉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戢翼翘回忆道：“五月中旬，我们在漯河、郾城一带与革命军激战，而冯玉祥的国民军果自陕西东出。守郑州的万福麟、高维岳两军不得不西上迎敌，郑州空虚。等到五月二十六日万福麟在洛阳败退，国民军由洛阳沿陇海路直攻郑州，郑州并无强大兵力抵御，于是奉军不得不自各线总退却，放弃郑州。”
6月6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徐谦、顾孟余、孙科从武汉到郑州。9日，冯玉祥和在冯部军中的于右任、邓演达坐火车从潼关到郑州。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都到火车站迎接。冯玉祥回忆道：“我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褂裤，束一根腰带，下车一一握手。”双方从10日起进行会谈。武汉方面对这次会谈抱有极大希望，认为如果能得到冯玉祥的合作，在军事力量上便可以大大超过南京方面，并得以在西北打开局面。但冯玉祥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提出要求武汉政府每月发给军饷300万元。汪精卫口头答应150万元，实际上只能给60万元，远远不能满足冯玉祥的要求。两年后冯玉祥回忆道：“当时议决者，关于政治上，则任余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及豫、陕、甘三省政治分会主席；而关于军事者，陇海路以北、京汉路以东之敌，由第二集团军（原冯部国民军联军）担任防御。唐总指挥所部各军，一律撤回武汉，休养整顿。”会议到11日结束。
武汉政府在这次“第二期北伐”中做出了不小的牺牲，特别是上蔡、临颍之役。它得到了什么？河南给了冯玉祥。武汉政府继续北上的路被隔断，除解除奉军南下的威胁外，只应了一句老话：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更令武汉方面吃惊的是：郑州会议结束刚一个多星期，冯玉祥到徐州，同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举行了徐州会议。
冯玉祥
这次会议，是蒋介石主动推动实现的。6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郑州已为冯军占领，我军亦占领徐州，以后变局极难推测。”6日，他致电冯玉祥，没有立刻得到答复。12日，也就是郑州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大概冯玉祥的主意基本已定。蒋介石在次日日记中兴奋地写道：“接焕章（冯玉祥）电，知其9日到郑。自此，彼将入漩涡矣。”但蒋对冯玉祥究竟持何种态度一时尚不了解，所以，14日“思索大局之处置”时还有“冯联共党以谋我”和“若冯不联共”两种估计。16日日记载：“接焕章约余会于开封。”可见冯的态度仍有犹豫。最后定于徐州会见。19日，蒋介石先到徐州迎接冯玉祥，两人当天进行长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之余与焕章相会，实为历史上得一新纪元也。”
6月20日，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李烈钧、张静江到徐州（李宗仁、白崇禧本在徐州）开会。冯玉祥日记中只有一句：“决定清党及贯澈北伐大计，是所谓徐州会议也。”其实中间也有曲折。蒋介石20日日记：“十一时会议，以余与冯联名通电北伐及取消武汉伪政府”，“冯未表示反对”。第二天日记：“忽得冯不能履行昨日决议，不敢与余联名反对武汉也，殊甚骇异。膺白、石曾、协和（李烈钧）均往询其故，乃为经济未决也。余即允每月发二百万元，彼乃来开会，从新决议。其个人劝武汉政府取消，而与余联名通电北伐也。”冯玉祥以后写道：“本来武汉方面，希望我帮他们打蒋，蒋这方面希望我帮他们打武汉。但我说：‘若是我们自己打起来，何以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又何以对得住中国的人民！不论如何，我宁愿得罪你们，也不愿你们自己打。我恳求你们是共同北伐，先打倒我们的敌人，这是重要的事。’”“会一散，蒋介石拿拟好了的一个电报稿给我看，就是继续共同北伐的通电。我和蒋介石都签了名。”徐州会议期间还有两件重要的事。一是经济问题确非有个结果不可。据说蒋除面允月发200万元外，还当即付银元50万元。这同武汉政府在经济上的窘迫不可同日而语。而蒋介石此时能如此阔绰，自然同江浙金融资本家的支持分不开。二是会后不久，冯蒋两人还结义为“如胞”把兄弟。冯玉祥后来在出版《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时，还将两人手写的谱书影印发表。
鲍罗廷的“西北学说”，对从西北接出冯玉祥本抱有热切期望。冯玉祥态度突然变化，对武汉方面是绝大打击，使其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局势顿时改观，也促使冯同共产党的关系很快发生变化。
看起来仿佛很奇怪：冯玉祥在国内对奉战争中挫败后去苏联来回路程近四个月，日记中对苏联赞不绝口；回国时苏联给了他不少援助。中共党员刘伯坚同冯玉祥一起回国，被他任命为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冯所筹备的中山军事学校主要领导职务都由共产党人担任，校长史可轩、副校长李林都是共产党员，邓小平回国后也在该校任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李大钊以往同冯玉祥有密切往来。冯还聘请苏联顾问团成员马斯曼诺夫为国民军联军政治军事顾问。为什么冯玉祥在徐州会议时会那样快地倒向蒋介石呢？其实这并不奇怪，主要原因有以下两条。
第一，很直接的原因还是经济问题。冯玉祥说：“我们所感到的困难，主要地是在财政方面。”他们在出潼关东进河南以前，最重要的城市是刚由国民军联军解围的西安。“此间被刘镇华围攻八月之久，省城（西安——引者注）以外的地方，早被他搜刮得干干净净。省城以内，在围城期间，单说饿死的就有三万多人。富有者以油坊里豆渣饼充饥，一般人民则以树皮草根裹腹，到豆饼和树皮草根吃尽了的时候，就只有倒毙之一途。地方糜烂到这个地步，一时万难恢复，可是大军从五原、甘肃不断地集中到这里来，士兵中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穿的破衣破鞋，面带菜色，同时政和党两方面也在急迫需钱。”他又说：“我们一军在河南招募补充兵源，以费用匮乏，非常艰难。日日三令五申，还是办不出成绩。枪弹的补给，亦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新兵无枪，只好每人发给一把大刀，刀是当地定打的，比北平所制品质差得太远。又打大镐、铁锹和大斧，作为兵器。每日朝会讨论，总是说着‘三粒子弹打到山海关’的口号，其实只是口号罢了。事实上怎么办得到？此外伤者病者没有医药，残废者没有人抬扶，死者连棺材也没有，只以布袋裹着埋葬，名之曰‘革命棺’，言之真堪痛心。”
冯玉祥的部队人数不少，训练又力求严格，但财政经济状况已近乎饥不择食的地步。他在西安时，在这个问题上就对武汉政府有所不满，在3月20日日记中写道：“武汉政府前允月助百万元，后改三十万元，谓我军已有陕、甘两省，亦足自给。岂知新病之余，亟须补充元气，西北灾祲之余，何能再事搜括。而以道路不通，即此三十万元，亦不能按月到手，殊为焦虑也。”到郑州会议时，武汉连每月60万元的军费都难以拿出，而蒋介石痛快地答应月给200万元并立刻拿出50万银元来。冯玉祥一下子就倒向南京方面的原因，由此多少可以明白。
第二，从更深层次来看，冯玉祥不是共产主义者，只能说是一个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爱国军人。冯玉祥说：“我在留俄的三个月内，接见了苏联朝野的许多人士：工人、农民、文人、妇孺以及军政界的领袖。从和这些人的会谈以及我自己对于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潜心研究和考察的结果，深切地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为行动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在我留俄的期中，我自己和国民军全体官兵，都正式登记加入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了。”当他率军从西安出潼关时，对欢迎者讲话说：“中国民穷财尽，外受列强压迫，内受军阀蹂躏，此次本军出征，对外要取消不平等条约，还我自由，对内要扫除卖国军阀，重整山河。”也就是说，他的目标也是“打倒列强除军阀”，或者说反对帝国主义，扫除军阀势力。在十多天前，他对人说：“要将派别分清，最右派持升官发财主义，最左派偏重理想而忽略事实，二者皆所不取，惟有三民主义及中山遗嘱，所述中庸平正，适合中国之现状，应恪守勿违也。”这是他的基本政治态度。
所以在冯玉祥看来，武汉政府也好，南京政府也好，都是中国国民党，都在进行北伐战争，应该合作北伐，这是最重要的。他不愿意帮助武汉政府打南京，也不愿意帮助南京政府打武汉。但蒋介石在财政经济上给了他巨大支援，又同他结为盟兄弟，冯自然同南京方面的关系更密切了。
从武汉方面看，河南的政府和军事都已交给冯玉祥，武汉的军队只有南撤，不再谈得上什么北伐。鲍罗廷的“西北学说”全部化为泡影。
（节选自《1927：生死转折》，金冲及著。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