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特刊】乙巳，在窄廊中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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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越来越让人难以理解了。

核处理水突然就合格了，我们的基础教育达到了高收入国家水平，很多医生成了“网红”，人人忙着发币，“针刺麻醉”又行了，清迈那边也吵吵起来了。人们在“国民综艺”里和同床撕，在《一路繁花》里和同性撕，在小红书上和同胞撕，在曾经“黄金赛道”里的头牌机构爆雷事件中，忙不迭和同行撕。人们绝不清闲。

热闹的另一面是，据说，2024年，有近300万家餐饮门店倒闭，80万家美发店关门。撤离、退市、创始人跑路。教育培训呢？连关注都不值得一眼。又或者，那份漫长的名单——它或许出现在某些部门的年度报告中，作为一项耀眼的“成绩”。

时光的转角，似乎正驱使人们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没有宽阔的出口，只是一道道逼仄的墙壁。人们注定要在这狭路上与世界拉锯。时代的叙事越急功近利，未来的轮廓只会愈发模糊，所有的答案都变得悬而未决，无法触及。

1918年冬，59岁的梁济站在书房窗前，凝视着外面的灰蒙天空。世界仿佛不再属于他。他低声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几十年里，他在文化和教育中寻找出路，怀抱希望。然而，世界变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是自洋务运动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成灾的结果。人们相信物质万能，以弱肉强食为天则，人心纵恣，从恶如崩，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社会上最流行“不要脸主义”。

父亲的问话让25岁的梁漱溟心头一沉。他试图点燃父亲心中的火花：“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此时的梁济眼神空洞，语气平静却满含无奈。那些曾经的希望，现在不过是空洞的回声。说完走出家门。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净业湖即今天的北京积水潭。

那个曾为之奋斗的世界，始终没有给他一个答案。

所欲有甚于生者。他活着没法子帮忙，决意以自尽表明一种对理想献身的榜样，给这时代一个警告，一个抗议。然而，他写下大量的《敬告世人书》并未造就多大的社会影响，积水潭的涟漪，唤不醒几个人。

梁济的死，如同一个悄无声息的符号，预示着无数个在时间长河中困顿的人，永远无法跨越的困境。他死后一周，蔡元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激动地宣布，弱肉强食、强权至上、拜金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已被抛弃。人类的进化，不再仅仅依赖于竞争，而是应建立在互助与合作的基础上。人们将会接受新的克鲁泡特金式的“互助论”。

然而，一百年后呢？

“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这是时代的悲鸣，也出于对于未来无法预测的恐惧。

这片土地在继续回归它的底色。

1848年，35岁的克尔凯郭尔独自徘徊在哥本哈根的街头，仿佛步入了一片迷雾。命运的转折犹如一条缓缓蠕动的蛇，窸窣而致命。他的生活早已如一张褪色的信纸，单薄而脆弱。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他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曾经深爱的未婚妻已经嫁作他人妇，而他的父亲与兄弟姐妹也早已离世。孤独，几乎成了他与世界唯一的联系。

彼时，欧洲大陆正处于剧烈动荡之中。人们安于追随教条，逃避内心的挣扎，用群体的喧嚣掩盖个体的沉默。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种顺从不是安宁，而是对自由的放弃。他在《焦虑的概念》中写道：“焦虑是自由的眩晕。”

在他看来，焦虑并不是困扰，而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在无尽选择中迷失的真实体验。自由，只有在直面这种眩晕时，才会开始显现。然而，他的时代并不关心这些。人们忙于用习惯掩饰空虚，害怕内心的挣扎，害怕选择，也害怕自由。

克尔凯郭尔孤独地写作着。直至1855年，他在哥本哈根的一家医院里孤单离世，思想无人回应，反抗无人喝彩。但正如他所写：“只有直面焦虑，自由的大门才会敞开。”

他回答不了梁济的问句，也没有想过答案的意义。

我们每个人都是窄廊中的行者，在无尽的回响中迷失自己。然后，才会忽地觉醒，看见那条通往自我解放的路——它既不是宽广的天地，也不是开阔的平原，而是一条充满转弯的窄廊，狭小却极具魅惑。

只有在持续的动荡与恐惧中，我们才能发现内心最深处的自由。这份自由，非外界所赋予，而是通过自省与超越，在无数次的挣扎后方得领悟。

苦难像潮水一波又一波，冲走人们的怜悯与善意。

1945年，39岁的朋霍费尔被匆忙判决处死。临死前，他告诉世人：愚蠢不是智力的不足，而是一种道德缺陷。

这位孤单的少数派德国思想家获罪的理由是刺杀元首。罪名是“叛国”。一个月后，德国投降，亲自下令处决朋霍费尔的希特勒自杀。

朋霍费尔所处的时代，政治上极端主义盛行，经济上动荡不安，传统与现代剧烈冲突，言辞被滥用，一切都集中于政治。人们被一连串标语与口号所操控，交出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

在朋霍费尔眼中，愚蠢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养成的。他认为，愚蠢在特定的环境中生长，某些环境里，人们在无知与屈从中培养出愚蠢，或者干脆选择放任自己被他人塑造成愚蠢。教育，往往在“无意间”教会人们愚蠢。

在权力阴影下，越来越多的人，放弃自我思考与道德判断的自由。事实上，愚蠢是对利与害作出精准判断之后的选择，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愚蠢可获利，一旦试图“不再愚蠢”，前面的路将有多么的幽暗、艰辛、凶险。

愚蠢在群体中传播，仿佛一种无形的瘟疫，让人无法自拔。

在寂静的牢房中，朋霍费尔看到了人类最深刻的弱点。他在《十年之后，我们脚下没有根基》里写，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哪一代人像当代人这样，脚下几乎没有根基。每一种可能的选择，都同样令人无法忍受。人们不停地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徘徊，试图借此逃避眼前的现实。与此同时，某种新的东西正在诞生，而当时的种种选择之中，还无法把它辨认出来。

历史的车轮没有停顿的意图。

2025年，世界如同一条狭窄的走廊。在这里，答案被稀释，问题被转化为口号。我们正经历一个“崛起”的时代，问题开始回归，答案被层层推敲，人们更关心如何更快地度过当下，而不是反思走向的每一处细节。

在窄廊中，我们被压迫，也被愚弄。然而，比意识到自己身处窄廊更重要的，并非无休止地寻找出路，而是清醒地问出：“我们为何走上这条路？”

窒息，却无法摆脱。

巨变的到来，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自动发生，就像我们期待的救赎，或许根本不存在。强大与弱小之间，成功与失败之间，开始与结束之间，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分隔。当我们说“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时，却依旧感受到那漫长的、无法逃脱的孤独。

梁济的死，并非孤立的存在。克尔凯郭尔的焦虑，也不单属于他的时代。朋霍费尔的反思，穿越了时空的藩篱，来到我们眼前。这条窄廊是人们内心的隐秘角落。我们在其中挣扎，探寻，迷失。

这条窄廊，既是一条无法逃避的束缚，也是一条通向内心自由的道路。而当我们从窄廊走出时，或许不再只是对未来的疑问，而是对自我与世界更深的理解。

尼采说，一切笔直的道路都是骗人的，所有真理都弯曲着。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

焦虑与自由是窄廊中的两面镜像。“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如何面对这个既无法抗拒，又无法忍受的世界？

在攀登到彼岸前，必须穿过一条非常黑暗的幽谷，这幽谷比想象中黑暗。历史未必会重复，但总能从中找寻到些许相似的轨迹。

在这个年初，面对未来的无常，我们依然有选择的自由，尽管它或许被困于窄小的时空里。“这个世界还会好吗？”每一个时代的个体，都有责任与权利为这个问题作出注脚。而你，是否准备好，站在焦虑的门槛上，走向自由？

梁济用死亡对抗世界的沉默，克尔凯郭尔用面对焦虑的勇气走向了内心的光明，朋霍费尔所做的，不是回避时代的暴力与荒谬，而是以更为坚韧的信仰与道德原则对抗它。

以常识抵抗荒谬。

远离大词，好好说话。我们越来越麻木地接受了一些口号，却没有意识到它们正塑造我们的思维框架。语言的柔化、暴力、扭曲会改变我们面对事实的能力。没有清晰的语言，思想将陷入迷雾，愤怒和警觉将被削弱，失去行动力。我们生活在概念的漩涡中，被“意义”包围，偶尔从中抽离，却总会被再次吸入。当你脱口而出的，是那些宏大叙事中的常用语，当你习惯用简化的口号填补内心的空洞时，请时刻保持警觉，守护内心深处的疑问。

不执拗于答案。很多时候，我们想要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方法，似乎成了唯一可以依靠的支柱。我们被困在这个每天被不同解释和主张轰炸的时代，但这些所谓的答案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安慰。每个答案的背后，仍然隐匿着无法解答的空白，最终化作另一个新的问题，依然无法回答。事实上，正是问题，塑造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认识到他人的存在。每个人都活在自我的窄廊中，彼此无法逃脱。今天，孤独与疏离感成了无数人的共同心境。人的困境、人的选择、人的情感、人的自由。人，还是人。人应走向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正在遭受痛苦的人们。我们都被环境塑造。不要轻易退行，不要自我弱化成机器，不要“我未遭遇即未发生”。实在不知如何是好时，去展开一场新的对话，去描述细腻的感受，去任由内心微妙的情绪起伏，去了解身边的人，俯身向人。

也许，并不存在某种时代精神。你活在你的时代，我活在我的时代。我们被分割在一个又一个小的领域，也恰恰在这些小的领域，人的独特性才会高度充分起来，当很多个小的空间充分展现时，才能构成一个多样的时代。

莱波雷在《分裂的共识》里说，历史的进程无法预测，宛如天气般变幻无常。一个国家的兴衰，个人的兴致，机遇的偶然，暴力的灾难，腐败的贪恋，昏君的压迫，恶帮的袭击，政客的蛊惑——这些都难以避免。

窄路上开不了大车。图个肃静吧。

面对新的一年，面对众多情绪，面对那些难以言喻、暧昧不清的东西，我们不能在某个地方停滞太久。即便没有十足的把握，即便我们无法预知前路如何，直接面对总比原地打转要好。

时间不停流逝，而甲子循环往复，恰似潮起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