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05/106次是京九线上的第一趟列车，28年来串起了河北、山东、安徽、江西几个劳务输出大省，运送的多为打工者、探亲人员、返乡学生，还有逆行的父母和孩子。
文丨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编辑 丨陈晓舒
校对丨陈荻雁
2025年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上午11点10分，从深圳东开往北京西站的 K106 次列车开动。
半个小时前，检票口一放开，战斗的号角就打响了。冲在前面的大多是无座的，其中胜利者一个小时前就站在了队伍最前头。那些行李多的也在想办法，一位挑了两担子蛇皮袋的老大爷，和他拖着三个行李箱的老伴，在开检前五分钟向工作人员申请挪到了一旁的特殊通道。
眼下是一年中最忙的春运期间，车到东莞东时，有182位无座旅客。餐车厨房里同时开着三个灶一块炒，运上车的蔬菜有一百多斤，塞满了三个冰箱，是平日菜量的三倍。有数据显示，自1月14日至2月22日，为期40天的春运，全国铁路发送旅客预计突破5.1亿人次。
K105/106次是京九线上的第一趟列车，28年来串起了河北、山东、安徽、江西几个劳务输出大省，运送的多为打工者、探亲人员、返乡学生，还有逆行的父母和孩子。在这样的京九线慢车上，最直白、最野生的春运场面正在发生。
一位70多岁的老人，为了回老家给父母添坟，扛了30多个小时的硬板儿（硬座）；一个爷爷领着孙子去看望姥姥姥爷；一个常在外过年的老“浪子”要去看90多岁的姑妈……
新年也意味着新的开始。一个带货主播回家前烫了新发型，希望从头再来；一个小演员刚刚结束在北京的生活，期待着来年去横店碰碰运气；一个90后打工人打算来年结束漂泊，回乡创业……
春运，乘客们在排队等候进站。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01
返乡的农民工
从北京丰台站15号进站口，到列车6号车厢，有大概三百米距离。1月17日凌晨3点，李春来在这段路上跑了两趟。
更确切地说，是挪了两趟，他的行李实在太多了。两个用鞋带系紧的鼓囊囊蛇皮袋，用三四个黑色垃圾袋张开拼成的超大包裹，外加一个手提袋。更要命的是，近百斤的重量压垮了铝制小推车，在半路上掉了两个车轱辘。
这些行李包括，被褥、鞋子、锅碗瓢盆、衣服、工具，都是一点点赚来的，李春来舍不得扔，里头也有部分是儿子的。儿子40多岁，去年在北京开塔吊，年末去西藏干电工了，消息是工友传递的，说赚钱多。
李春来摆在过道的行李。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李春来65岁了，戴着一顶起毛的旧帽子，夹克衫袖口、领口蒙上一层油。过去的一年，他在北京打了好几份工，当保安和搞绿化都是一天120元，有的地方管吃住，一天就能少花20元，不抽烟不喝酒，能剩下3000元。
虽然日子辛苦，但雨雪天没法室外工作时，他会买个鸡腿，整点花生米，“欸，这就是最享受的”，说“欸”的时候，他故意拉得老长，还舔了舔嘴唇。
现在列车正在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往山东菏泽的家里赶，李春来吹起了小曲，看向窗外幻想自己在旅游，当视线扫过平坦的麦田时，李春来知道，家快要到了。
马上，他就能见到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了。他感激母亲身体健康，给他在外打工创造了条件。今年过年他还有一个任务，向返乡的工友们打听打听，年后上哪合适。要求很简单，老板能按时发工资。
李春来是京九铁路的慢车上的典型农民工。这条线连接北京、深圳，再经过菏泽、亳州、阜阳、南昌等劳务输出大市，在列车员的内部软件上，以上几个站点被标记为“大客流”。
识别农民工的方法也很简单，通过行李。以蛇皮袋、尼龙袋、床单为主，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塑料桶也挺流行的，它们原先装的东西五花八门，油漆、堵漏液、涂料等，但现在它们都有相同的用途——既装杂物，又当凳子。坐在过道里的一位农民工展示，他屁股底下的塑料桶里有工服、瓜子、电池、牙刷、绳子、钳子、螺丝刀……
“多功能塑料桶”。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一些农民工在大城市打零工，没有固定场所。一旦放假，工地上临时搭建的板房就拆了，行李得随身带着，回家也好，去其他地方也好，都方便。
有列车员说，前些年铁路有规定不让带管制刀具，但这是“农民工吃饭的家伙事儿，哪儿能不让带”，所以在携带品这方面，又放宽了不少。
选择慢车而不是高铁还有一个原因，实惠。以深圳到阜阳为例，慢车硬座180.5元，硬卧310.5元（上铺），高铁837元。有人调侃说硬座是“扛硬板儿”，也有人没买到坐票，站着也要回家，站票和坐票价格一样，但和卧铺比有的相差一倍。
没有什么是不值得节省的，时间不值钱，力气也不值钱，省下的钱，花去整段乘车时间也不一定赚到。
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比如深夜坐在车厢连接处喝酒的王小亮，平日里他一顿饭只花3至5元，剩下的钱孝敬父母，寄给一双儿女，还要添置家具。
去年王小亮最高兴的事是在河南老家买新房了。“44岁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王小亮说，他花了打工20多年的积蓄才换来一套县城30多万的房子，可是买完就没钱装修了。半年多来，他把工资分成好多份，一点一点给妻子寄过去，先是一把椅子的钱，然后是一张沙发、两张床……渐渐地拼成了一个家。
想到要在新房过年，王小亮归心似箭。从买上票的那一天起，他就觉得归家的日子怎么过得那么慢，“一年都过完了，怎么就差这13天。”登上车后他更觉难熬，索性和其他工友一起喝酒，喝醉了时间过得快一点，眨眼就到家了。
王小亮的新房。受访者供图
02
逆行团圆
午饭时间到了，75岁的山东聊城人徐芳全正在吃泡面。热气扑上了他的眼镜片，邻座的小孩笑他，他也回了一个咧嘴笑，露出满口银牙。
牙是三四年前补的，50块钱一颗，花了1000块。钱是儿子出的，车票也是。他的儿子在深圳打拼十多年，保安、物业、司机都干过，攒下的钱买了房，已定居深圳了。日子升级，车票也升级了，从坐票到卧铺票，徐芳全可以在列车上躺平了。
自从老伴去世后，家里就剩徐芳全一人了，逆行和孩子团聚，他坚持了十多年。为了去看儿子，徐芳全准备充分。前两天，他去买了几桶香油，是当地特产老字号的，在深圳的儿子总惦记着。出发前，他换上了菱格背心加灯芯绒夹克，那是他最体面的衣服。然后再从家门口走2.5公里的乡村野路到村道上拦公交，一路坐到火车站。
在深圳过年，徐芳全一般要待上十天半个月的，他哪儿也不想去，在家陪儿孙就知足了。他也不是没想过待在孩子身边，但儿子也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另一个原因是，他也舍不得家，家里有能聊到一起的乡亲，有大院子，还有那十来亩玉米地。卖玉米加上养老金，一个月能得八九百。徐芳全的观念是，能赚钱养活自己，就决不麻烦孩子。
徐芳全正在吃泡面。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徐芳全从没打过工。上世纪90年代，村子兴起打工热，孩子才几岁大，他舍不得出去。说到这里，他想到自己的父亲，1956年父亲被分配到哈尔滨农学院上班，一直干到退休。父子俩就那么一直分隔两地，60多年前的春节，他也曾“逆行”，独自坐着火车北上去找父亲，东北的冷，一路的艰辛他至今难忘。
如今的京九铁路上，也有许多“逆行”孩子，比如正在看数学课本的15岁高一男孩张帅，几分钟前他刚从衡水上车，目的地是终点站北京。
父亲是安徽人，母亲是河北人，夫妻俩在北京打工多年。母亲去北京早些，大约20多年前就跟着张帅的姥姥姥爷去了。刚开始是在街上卖花，现在升级成婚庆花卉。
离家久了，张帅觉得团聚好像更珍贵了。想家也变得具像化起来，比如一长串的菜单，想吃妈妈做的红烧肉，爸爸烧的土豆丝，奶奶蒸的大包子，还有弟弟存的糖。张帅有一个八岁的弟弟，每次在他回学校的那天起，弟弟就会存下五颜六色的糖，自己只吃一点，留下好多给哥哥。
四年来，在张帅的心里，父母的分量逐渐加重。他比从前更能察觉他们的艰辛。父亲给人做司机，早上6点起，晚12点才到家。母亲的手上总是有伤，有的是鲜花刺伤的，也有的是假花边缘的铁丝划拉的。
今年过年，张帅给自己安排了两个任务：多陪陪父母，和把成绩搞上去。
张帅在车上学习。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03
不回家的人
夜深了，在灯火通明的硬座车厢，多数人抵不住困意。有人把脸埋在窗帘里；有人运气好霸占着三排座椅，横躺着；有人手撑着二郎腿；也有人趴在同伴的腿上。
打工人黄继林没有睡，他紧挨着车厢头的充电插座，坐着等手机充满电，等得不耐烦了，他就站起来去过道抽会烟。这一路对他来说有点难熬，从始发站巴彦淖尔到倒数第二站东莞东，他要扛24个小时的“硬板儿”。
问起去东莞干什么，起初他说是去过年的。后来他又改口说是去工作的。在东莞，工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在厂里的活，今年过年就这么定了。冬季是农闲时期，大城市的劳务市场正人员紧张，趁着春假去打工能赚比平时多三倍的钱。
掰着手指算，过去的一年，黄继林“去的地方宽了”，有6个，在南宁砍甘蔗，在内蒙古摘辣椒，在浙江打磨抛光，还有贵州、安徽、重庆，都干了些什么他不愿细说。最后一个打工地是这趟列车的起始站巴彦淖尔，叫什么名字他想了半天也没回忆起来。
黄继林今年52岁，带毛领的皮夹克紧紧地包裹上半身，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似乎用了很久，镜片上一片朦胧。
去年没怎么赚到钱，他不觉得糟心，自称心态好的诀窍是“懒汉挣钱全靠来年。”相比较真金白银，黄继林觉得朋友多才是财富，因为他从不扯皮，以真心换真心。所以“有的朋友蛮喜欢我，走到哪儿都想带着我走”。
三个不回家的兄弟，从左到右，黄继林、张霖、李兆奇。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这回也不例外，带着他走的朋友是李兆奇和张霖，他们认识11年了，平时互相帮衬，哪有好活都邀着一块。眼下这趟活是张霖找来的。前几天，一个在广东开劳务公司的朋友告诉他，过年很多工厂都缺人，他就吆喝上黄继林一起去看看。
李兆奇说，张霖是他们中的“老大”，干活的这一年，其他两个哥们都说是“打工”，但在张霖的描述下，变成了陪他俩玩一玩，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在大西北和大西南来回跑动，现在又去华南。至于赚钱，他说得轻飘飘的，“钱够用就行，不在乎多少。”
张霖也是他们中唯一带着媳妇的，“他对老婆很好的”，黄继林竖着拇指夸“老大”，“是个男人。”但黄继林自己的媳妇“不在人间”了。十年前，一场车祸后，媳妇去世了。他说两人感情特别好，从没吵过架，媳妇下葬那会，他三天三夜没吃东西，喝酒麻痹自己。他的父母也“没了”，“家里太孤单了”，黄继林说。但换个角度想，没牵挂也意味着没负担，钱能存就存，能花就花，一个月抽烟花四五百也没人数落了。
李兆奇的情况和他差不多，家里就他一个人，闲不住。媳妇和他离婚了，现在有了新的家庭，对此他也不愿再提，“又是伤心事。”
虽然今年过年不回家，但他们仨凑在一起，也是一个“家”。“朋友和朋友一起过春节，比在家里开心”，至于过年那天在干什么，虽然他们还想象不出来，但“肯定不是愁眉苦脸的样子”，张霖说。
在车厢连接处睡觉的农民工。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04
母亲的新年
虽然买了卧铺，但章玲怡没怎么睡。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八岁，在车厢里上蹿下跳，一会头磕着了，一会争夺手机。章玲怡一边照看两个“烦人又调皮”的孩子，一边和对面铺的另一位母亲交流育儿和婚后生活。
这会她正带着孩子们从山东聊城出发，回江西老家过年。在聊城，她和丈夫开了八年的眼镜店。快过年了，生意冷清下来，她带着孩子先一步回家，丈夫随后再回。
章玲怡30岁了，模样和打扮还像个孩子，皮肤白白的，学生头，笑的时候露出两个小梨涡，白色的毛衣上绣着一只小狗，扣子是七彩的。她18岁结婚，21岁就生下第一个孩子。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烦恼也越长越大。丈夫在外应酬多，她既要看店又要接送孩子、辅导作业、做家务，事情多得数不完。
但是再怎么累，章玲怡也不愿把孩子扔在老家，留守儿童的心酸她太清楚了。小时候她和爷爷生活了13年，过年也没能和在山东打工的父母团聚，她不理解为什么别的小朋友扎了新头花，穿了新衣服，而她只有烂棉袄穿。在心里，她怨过父母。
章玲怡和孩子们。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章玲怡还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姐姐。18岁起，为了给父母减轻负担，弟弟的生活费加辅导班费、学费也落在她身上。如今弟弟上大学了，她一个月要给三四千。为此，她不得不拼命赚钱，在很多个深夜躲着丈夫孩子流泪。
一想到回家，章玲怡就什么烦恼都忘了。过年和母亲、婆婆在一起，她可以少做好多家务，忘掉妻子和母亲的角色，重新变回一个女孩。和朋友逛街拍照，和丈夫像谈恋爱那会一样，过二人世界。
张巧丽和她正好相反，在外创业的时候，她是独立的事业女性。只有回到家，她才脱去社会身份，变回一个母亲。
坐在车厢里，张巧丽非常显眼。黑色泡泡袖、飘逸的蕾丝领、大卷发用彩色发带绑在头顶，是时下流行的韩国少女打扮。大概没人想到，她是个40多岁的单亲妈妈，有三个女儿。
说起三个“很漂亮的女儿”，张巧丽得意地数起来，大女儿已经在北京工作了，二女儿是舞蹈特长生，刚参加完艺考，三女儿是射击运动员，去年在省里拿到了冠军，“我这辈子挣钱就是为了培养她们。”
张巧丽是四川人，曾在北京创业，三个孩子也是在那里长大的。她说，那时候北京雾霾多，一次去南昌工作时，爱上了那边的空气，买了房子，把孩子接过去上学。后来她在北京创业失败，又跟闺密跑到银川准备重新开始，目前还在打基础。
失败了一次，又重新开始，张巧丽需要很大的勇气。说到这里，她第一次皱起眉头，现出额头上的重重皱纹，不过短暂一瞬过后就舒展开了。
前一天中午张巧丽从银川出发，凌晨2点多在衡水转车，才搭上这趟京九线去南昌，路上要花去一天半的时间。一路颠簸，就是为了陪女儿们过个团圆年。
“公主妈妈”张巧丽。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05
连接半个世纪的打工史
在这趟车上，你总能找到不止一次坐过京九铁路的人。
刘丽已经忘了到底几次了。她的家乡阜阳是个劳务输出大市，每年有大量劳动力前往珠三角、长三角务工。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南巡之后，深圳一度人头攒动，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去那里淘金。刘丽的父母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头扎进了打工潮，成为深圳的建设者。
从此，刘丽的人生就和京九铁路连在了一起。
高中时，她走这条路线，从阜阳到深圳探望父母。读大专时，她又坐上它，从阜阳到北京，春运时再坐回老家。
现在，她已经30岁了，这条铁路载着她去和丈夫重逢。去年，夫妻俩结束了在京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丈夫去深圳打工，她则搬到丈夫老家商丘看孩子。
“逆行”父亲郭永杰也是阜阳人，上个世纪90年代末已经50岁的他南下到汕头打工。那是一个冬天，正是农闲的时候，隔壁老乡吆喝着要不一起去汕头看看，他就跟着一起去了。他回忆，那时村里70%的农民都去打工了。
在工地里给人搬砖，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12点，一天才得十几块钱，但这些钱再少，也比种地强，这样的日子郭永杰过了10年，差不多坐了20趟春运列车。刚开始还是烧煤的蒸汽火车，咔嚓咔嚓响得人睡不着觉。
郭永杰第一次坐火车，京九线刚开通没几年，这条路上的第一列车是1996 年 9 月 1 日由北京西站开往深圳站的 105 次，现在这趟车车次为 K105 次，“K”是快车的意思。
K105/106的列车长常红军记得，他刚参加工作的1998年，超员率能达到70%-80%，是现在的一倍多。这趟车途经河北、山东、安徽、江西几个劳务输出大省，一到春运就人满为患。
上个世纪90年代时，列车员会专门成立关门小分队。每个门抽几名骨干从外关门，把吊在车上挤不进去的乘客往外拽。一些农民工十天半个月都上不去车，多留一天，车票就要多改签一张。一次，有人拿着一沓改签车票直直跪在常红军面前。
对于那时的乘客来说，只要挤得上去，什么都能忍耐。常红军记得那时候，人只要坐上车了就得憋着不能喝水，就算能挤到厕所，不到一平方米的厕所也塞了十个人，没有地方腾挪。临到站半个小时，列车员就要准备穿过人群了，他们的办法是踩着椅子边、桌子、行李等一切能落脚的地方，一点点挪过去。
车刚启动，常红军在布置工作。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20多年来，常红军在列车上见证了打工者的变化。现在，南下的打工族大部分集中在二三十岁左右，不少人拎着电脑包，穿西装。那些五十岁往上的农民工也没从前那么苦了，愿意买卧铺的，拖行李箱的变多了。从前只要能上车就行了，没人关心吃什么喝什么，现在人们越来越讲究了，带上车的饭菜和零食都属于“享受型”的，比如鸡腿、鸭脖、火腿肠。
这条路上的风景也变了。常红军记得从前都是土房子，但现在有了高楼大厦，农民的房子也更讲究审美了，西式的罗马柱、徽派的青瓦，各式各样的。
随着高铁、动车、民航的发展和私家车的普及，回家的人流越来越分散了，这趟车变得没那么挤了。K105次前面的K字头也不再意味着快车了，但它仍有存在的意义。春运时，除了更加接地气的热闹，也有一种沉静在车厢里流淌，在归途中人们放下对物质的追逐，心中只有最初的牵绊。
夜里12点，在K105次五号硬座车厢，一位70多岁的老人趴在桌子上睡着了。18岁时的一次事故让他落下残疾，如今他已定居深圳，儿孙满堂，生活幸福。和大多数老人不同，他不爱回忆过去，但他还仍惦记着一件事。1月20日这天，他坐了30个小时的硬板儿，回到已成过去式的故乡，准备在新年里给去世十多年的父母添坟。
（文中李春来、张帅、黄继林、李兆奇、张霖、张巧丽、刘丽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