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涵：山高水长

山高水长的依然是从前的天真。

祖康十岁的时候就有水平在照片的背面写下漂亮的钢笔字：“山高水长，子涵留念”。我比他大一岁，我写不出，那时的我也不懂这样的书卷仪式和文质彬彬。他离开我们的院子，搬家住到江苏路外婆家去，他认真营造了友情的告别，令我山高水长总是记得，照片一直都藏着。

过了十几年，我从农场回来休假，到淮海路那个最大的旧货商店去买手风琴，遇见他。他长得好高，我们同时吃惊、激动地喊对方的名字，嗓音早已不是儿童、少年时，却亲热得更是由衷。他长得好高啊，我们十岁、十一岁分别时，他比我矮。

他来买钢琴的节拍器，他已经弹了十几年钢琴，他外婆家有两架德国钢琴。我没有买到想买的手风琴，小时候我们一起拉手风琴，他家和我家住在对面两幢楼里，手风琴声各自响起，然后走出家门，假装在楼前的小路上遇到，拉成了“和声”。我们简约地说了下各自的情景，我在农场造砖瓦，他在小工厂糊火柴盒，说的时候，各自的神情都平静，好像这是我们理应的命运。小时候他是想当文学家的，普希金的诗高级、童话般地搁在他小房间床头的书架上，窗外篱笆围成的花园里种着月季花。我搞不清楚自己究竟该有怎样的理想，却假装说想当一个科学家。在旧货店门口分别的时候，他对我说，来玩啊，我会做蛋糕，也会煮咖啡，你小时候家里不是煮咖啡的吗，你来啊！他说的时候，声音克制，那时候，蛋糕、咖啡这样的话题轻声说更合适，那个年月没有情调，那时的确很特别。他在家里弹钢琴，声音也克制，我后来去他家玩听见过，他高高地坐在钢琴前，缓缓地弹得很优雅，不被窗外的世界听见。他弹的是舒曼的《梦幻曲》，短短的，弹了两遍，我吃着蛋糕，喝着咖啡。那是我第一次很正式地坐着听人弹这支曲子，在蛋糕、咖啡的情调中，是曾经住在我家对门的小孩弹的。

我们从不通信，没有电话号码，各自努力，他去了美国当经济学教授，也在业余交响乐团拉大提琴，我在中国过着我如今的模样。他偶尔返回，短暂几天，总能联系上我。吃餐饭，喝杯咖啡，想起童年院子里的人和角落，重新背诵嬉皮笑脸的顽皮儿歌，顽皮地笑起来，山高水长的依然是从前的天真，心里满是和声。

那张一寸的小照片上他穿着白衬衫，戴着红领巾。山高水长只是他写上的一句类似成语的话，十岁、十一岁的时候都理解不了它山高水长的含义。一个词，一句话，认真写下、说出后，总是山一程水一程地和声着岁月，温情地一再被重读，被插叙，证明着记忆的不可思议。人心里那个世界的确不可思议，它的幅员是那么大，每天都增添新版图的内容，却又是那么固执、细腻地总返回一个小角落，一张小照片。人心的这点美妙，应当是生命最珍贵的普遍基因了。我没有听见过他拉大提琴，但我确信高高的他一定拉得很帅。分外喜欢听马友友拉的《Dinner》，在台上做文学演讲的时候，有时会用它做情感背景，心里想着，如果这是祖康坐在旁边拉的有多好，文学和大提琴的和声，普希金和大提琴都属于他。

他问我，院子里他家窗外还有月季花吗？我家也不在那个院子里了，我说，我陪你去看看吧。他说，等下次回来吧。山高水长。

我的那些中学同学，其实也就是1963年至1966年三年时间同在一个教室，听老师上课，各自完成作业，也完成十三岁到十六岁的游戏和心思。可是却有几十年间聚不完的会，一同旅行，走在山水间说的也尽是那三年的光景，消耗不尽的乐趣和快乐。每确定好下一次的日子，多少天里都会惦记这个日子。这中间跨越了许多命运的派位，但聚拢在了一起，却从不提那等“莫名其妙”，他进上海工厂，你却去远方乡下，不批评莫名其妙的岁月，自管自只说那三年里教室里外的你我他她。年少优美的“同桌微妙”闪烁其词，老狼已经代为唱过。傻里傻气的事情最多，明明没有多少可笑，说出来件件都好笑，而且是次次都说，次次都笑，就好像这么多年见过再多的世面依然还是这些傻里傻气最有世面，天下可爱的人也只有身边这几个。坐在一张桌前，你看我，我看你，虽不是很帅，也不算何等美，可就是比隔壁桌上的陌生人亲近、顺眼，连绰号喊在嘴里都似乎格外童真，充满发明创造。那个已经离开很久的老丹，次次都被说着说着又坐回了我们的身边、对面。还是那副腔调，只要举杯就兴高采烈，只要打牌就赖皮得想吃耳光，可就是个个喜欢他。年少走入一个教室门，组成的是一幅图，他是村口的那棵树，你是烟囱里飘起的炊烟，远处山脉，门前小河，天空还飞着几只小鸟。我们都是这样画出最初的画的，是一个大同小异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