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过年，走亲戚似乎越来越成了年轻人的负担，有人称之为“断亲”，亲戚变得不那么“亲”了。
《2023中国家庭关系报告》数据显示，63%的90后认为“走亲戚是负担，宁愿在家刷手机也不愿拜年”。
其背后绝不是年轻人的懒惰和不讲礼貌，而是对传统的反思和对抗，在接受长辈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习俗的时候，年轻人通常会问和思考，为什么？该不该？
再加上长辈们对晚辈的关心以“催婚”“问工作”“问工资”的方式呈现，就让人更加不耐烦。试想一下，平时不怎么说话，没有任何交集的一个人，突然要喊他叔叔或阿姨，还要假装热情陪客吃饭，年轻人如何会习惯？
这种历史悠久的传统表现在宗法制为基础的血缘关系之中，有严格的长幼尊卑秩序，而这一秩序与现代文明下的个体独立性其实是有冲突的。
马克斯·韦伯所言的传统型权威，在宗法文化中具象为三纲五常的伦理架构。
这种具备前现代特点的社会机制与哈贝马斯强调的交往理性——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获得理解与信任——存在本质区别，其结构性矛盾在代际沟通中尤为凸显。
长辈很少会主动理解年轻人，总是以己度人，拿自己的经验去“好心”教育后辈，还觉得自己功劳一件，殊不知已经引起了年轻人的反感。年轻人一般也会认为长辈思想落伍，不值得与之交谈
宗法制最具体、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就是在我们的文化圈之内，称呼别人常常为“爷”“叔”“姨”“伯”，“哥”“姐”“弟”“妹”，哪怕是陌生人，对长辈基本上没有直呼其名的。
在农村，辈分的传统影子更重，明明是同龄人，却要称呼对方为“叔”，甚至是“爷”。
一直处在这样的氛围中，可能不觉得奇怪，经常看国外影视剧或了解国外文化，就会发现孩子叫爸爸“迈克”而不是“父亲”，这在中国会被骂没大没小，而在国外习以为常。
这种差异背后是两种逻辑：西方强调个体平等，而中国传统更看重长幼有序。
宗法制的集大成者是周朝，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家长”，其他人得听天子的号召，“公侯伯子男”，整个国家体现出严格的等级秩序。
反映在文化与思想之中，便是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思想，儒家重视“孝”，对宗法制文明进行了学理的论证，父与子，夫与妇，君与臣，成为了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
虽然在孔子的口中，等级秩序是双向的，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尊卑变得越来越绝对化，下对上变得只能绝对服从。
其实礼节本来是人们内心的一种真实情感，在古代像为父守孝三年，一开始并不是强制规定，后来才变成了强制性的礼节关系。
明朝著名宰相张居正父亲去世，本应丁忧三年，可他以处理国家大事为由“夺情”拒绝，大臣们便视作不可接受。
礼如果变成了外在的规定，就从道德变成了法律，具有强制性。
康有为在《拟免跪拜诏》中对中国君臣礼仪的演变总结道：“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宋乃立，惟元乃跪，后世从之。”
这正是尊卑秩序越来越严格的表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是极端化的表现。
宗法制的本质是“家长制”，“家长制”的核心是尊卑等级，原则是下对上的服从。尤其是周秦之变后，法家思想对帝王的尊崇融入到了统治秩序之中，其后愈演愈烈。
这样的理念和文化，与现代文明，契约国家都是有冲突的。
我们都知道，在新文化运动之时，其中一个口号便是“打倒孔家店”，鲁迅提出过“娜拉走了之后”的问题，真正的含义正是要人们冲破传统家族伦理的束缚，做文明社会下的独立个体。
这一过程，起初只是一小部分有国外留学背景之人的提倡，后来在学界掀起一股热潮。但民国能够接触到这些思想的只能是少部分高学历的学生或学者，其他人则仍然处于传统藩篱之下。
改革开放之后，传统的影子立刻重现在人们眼前。而宗法制的真正消解，在经济、文化与世界接轨之后才算是开始。
由局部的提倡转向整体的反思，或许是无意识的。但是随着教育的普及，现代文明理念慢慢开始深入到人们思想之中，个体的独立意识明显增强。
亲戚不再是无条件的“亲”，而更加强调双向互动。人们不再把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看做头等大事，而是把自己的人生为优先考虑。这正是现代文明理念深入们内心的表现。
这一过程之所以能够在80、90以及00后身上如此明显，正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是多元文化互动的下现代社会。
把目光更多地投向自己，反思宗法制传统下的尊卑秩序与“家长制”，真正开始尊重人的价值和独立性，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当然强调个体的价值和独立性并不是不重视亲情伦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每次选举都带一大票家人，副总统万斯宣誓就职也带着妻子。尊重个体与亲情关系并不矛盾，矛盾的是等级关系，服从关系。
传统是财富也是负担，与文明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肯定会被淘汰，其中的优秀部分也会重新焕发生机。这一过程非朝夕之间所能完成，往往需要几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