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中野第九纵队整编为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十五军，秦基伟任军长，他参加了渡江、两广、解放大西南诸战役，随后三次请膺赴朝参战，终获批准。以下为秦基伟将军回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邓公拍板：十五军入朝
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十月十九日，彭德怀司令员率领第一批志愿军开赴朝鲜，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连续发动了四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和南韩军人的嚣张气焰。紧接着，党中央、中央军委又决定组建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十九兵团及炮兵部队入朝参战。
这一时期，我军正以团为单位，分散于川、滇、黔、康边境7个军分区范围内，纵横共约500公里的地区，执行剿匪任务。
二野部队南下西南地区后，为了加强地方党政建设，多数部队都兼了地方军区或警备区的任务。四兵团兼云南军区，十三军兼开远军区，十四军兼滇西军区。但十五军没有兼任建设地方武装或党政机关的任务，完全还是野战结构，保持着灵活机动的战斗性能，全力投入剿匪。
第一批入朝作战部队的胜利消息传过来，十五军的干部战士一方面很受鼓舞，另一方面心里也痒痒。
我们这支部队，是从战斗中诞生的，也是在战斗中成长的，更是在战斗中壮大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打”字贯穿始终。打败了日本鬼子，又打跑了蒋介石。
西南解放后，十五军虽然一直担负着剿匪任务，但随着我军一遍又一遍地扫荡，股匪眼看已剩无几，再这样剿下去，用不了多久部队就无仗可打了，大家心里难免有些失落感。尤其是师、团指挥员们，一二十年来绷的都是战争弦，骤然松弛，和平气息扑面而来，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一听说要组建第二批志愿军入朝参战，大家的情绪一下就上来了。
十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召开会议，有抽调部队入朝这项议程。我也参加了会议。
在会议之前，我已经得到消息，西南局已经内定我为西南公安军司令员，指挥包括十五军3个师在内的5个满员师。
公安军司令部设在重庆。若论安居乐业，这是一个美差。但是朝鲜那边打得不可开交，作为一个戎马半生的军人，岂可等闲视之，安享太平？
我当时的想法是，个人进退去留由组织分配。我当不当司令员，部队改不改公安军，都听组织的。但是，眼下还得争取入朝参战，打走了美国佬之后，回来一切都好说。听说我想请缨，三位师长都给我打电话，表示支持。
在这次会上，我便恳切地请求批准十五军入朝参战。
我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十五军干部战士有要求，军心正旺，士气正高，而且十五军始终在剿匪，战斗的弦还绷得很紧，战争弯子转得快；二是十五军没有兼负建设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的任务，完全是野战结构，机动性强，说走就能走，说打就能打，没有拖泥带水的羁绊。
但这件事在当天没能定下来。
会上，我慷慨陈词，请缨出征。会后，我又找到兵团政委好话也说,硬话也说,请他帮忙。
这一招很快奏效了,政委在第二天讨论时发言说:“我看老秦的意见有道理,十五军没有地方任务,可以考虑去朝鲜。”
他这么一说，就把僵局打破了，最后邓小平同志终于拍板:“好,十五军去!”
邓小平书记定盘。我的任务是请下来了，但这只是一个预先号令。什么时候入朝，这次会议并没有明确。中央也没有明确指示。部队于是在等待中积极地做着入朝准备。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刘伯承同志受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委托，在南京筹办的军事学院即将开学。
刘伯承是二野的重要缔造人之一，是我们的老司令员，他本人一贯严于律己，对部下也是一贯严格要求。国内战争结束了，刘帅办校的夙愿也终于实现了，他要求二野部队的指挥员，上至兵团司令员，下到团长，全部入学，好好地总结一下近年来作战的经验教训，系统地接受战役理论教育。
一九五○年十一月下旬，我带领本军十几名师、团长从重庆乘飞机赶到南京，参加了南京军事学院开学典礼，部队交给各级政治委员和副职掌握，继续做好入朝准备工作。
入校后，我被分在速成系。这个系的学员都是兵团和军级指挥员，又称高级系。教员有我们自己的，也有国民党被俘军官或起义军官，还有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教官。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如此正规、如此肃穆的教室里听课，开始难免有点心猿意马。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上马纵横驰骋、下马摸爬滚打的战斗生活，乍一坐进教室，缩手缩脚，很不自在。有些理论，放在地图上、沙盘上我们可以说了如指掌，一旦形成系统理论，这个术语，那个概念，这个数据，那个论点，搅在一起就被弄糊涂了。
刘伯承院长不仅严格要求，而且管得细致，学习不好的那是一点也不客气，不管你是老部下还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有多高的职务，点名站起来批评。
我也有好几次被教员提问搞得十分紧张，好在我的班长是杨勇同志，他是初中毕业生，学习起来相对要进步快些，每当我被提问难住时，他就在下面小声嘀咕，给我通报答案，所以我很少当众出洋相。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这样走运，有一个好的学习班长。
有些学员自己答不出来，班长也答不上来，一熊就被熊一窝，以致于有的同志不服气，背地里骂那些被俘的原国民党军官教员：“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
更有甚者，有人当面顶撞旧军官教员：“谁的不对？老子当初就是这样打的，不是照样把你们俘虏了吗！”
虽然在课堂上也能过关，但我有自知之明，下课之后，我一定要找比我学得好的同志帮我补课。听课时，只要能记下来的，我一定要记下，记不下来的，下课之后借杨勇的笔记抄下来，反复研读。
军事学院学了3个月，使我开了眼界，明白了许多东西。
过去有许多仗，打得顺手，打胜了，一靠上级决心正确，二靠部队顽强。当然也靠我们各级指挥员的灵活调度。我们有实战经验，有对战场动态和敌情的敏感嗅觉，有把握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的驾驭能力，也有对付突变的快速反应能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我军多数指挥员都是具备以上能力的。战争年代是条件不行，我们只能边打边学，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以感性的经验指导战争，也创造了不少优秀的战例，甚至体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但那毕竟有许多成分是跟着感觉走。
如今有了学校，有了教室，战争被关到窗外了，我们能够暂时抽出身来超然于外，转过身，低下头去俯瞰战争，剖析战争，系统地理出个一二三四，找出个优劣长短，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指挥员尤其是不愿停止战斗的指挥员来说，目光仅停留在“胜利”这两个字上还是不够的，他还要进一步思考那一仗是怎么胜的？当初选择的那个方案是否就算是最佳方案？如果换一种打法，会不会更圆满，会不会伤亡更小，歼敌更多，对整个战局影响更大？
我的认识是明确的，所以学习起来就特别上心。
3个月的学习时间虽然短暂，但我十分珍惜，也十分怀念。虽然没能把那几本厚厚的教程啃完，但是那种学习气氛，那如饥似渴的学习劲头，那热烈而新鲜的讨论话题，使我的思路很受启发。
学习期间，我们也曾闹过一次小小的“学生运动”，主要是反映伙食问题，不是因为伙食差了，而是因为伙食太好了，好得让人咽不下去。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都还很差，但我们的生活很好。用苏联专家的话说：“你们都是高级将领，营养差了不行。”我们每天上午上4小时课，中间还送糕点牛奶。俄罗斯是“食肉民族”，苏联专家也坚持多让我们吃牛肉。
国内有好多地方连饭都吃不饱，天天让我们喝牛奶吃牛肉，实在有点咽不下去。
我们把意见反映上去，后来刘伯承同志发话了，说中国的情况跟苏联不一样，我们吃不了那么多肉，牛奶喝不来。这才降低了伙食标准，省下一笔经费，用在教学上。
我们在军事学院学习期间，朝鲜战场的形势也有了很大进展，彭老总指挥第一批入朝志愿军，连续发动四次战役，给仁川登陆后嚣张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及其盟军劈脸一记耳光。为了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彭老总要求第二批志愿军尽快入朝。
十五军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底接到北上命令。
十二月十八日，西南军区发布命令，正辗转于滇东北剿匪的第四十三师脱离十五军建制，留在云南建设昭通军分区，归云南军区领导。将第二十九师编入十五军序列。
为了加强力量，西南军区又调炮兵第九团配属十五军，并命令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各组建一个炮兵营。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十五军首长致电四十三师：“你们师在滇担任边防任务，不便抽出来之骨干部队，对军之成长发展与壮大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特向四十三师致以敬意···”从此，第四十三师即正式脱离十五军的建制。
从个人感情上讲，把四十三师留在云南，我是有点舍不得的。这个师在十五军建制内历史最老，前身是太行军区独一旅。进入解放战争以来，他们打了不少硬仗、苦仗。这次入滇，匪患嚣张，四十三师又是首当其冲，披荆斩棘，使土匪闻风丧胆。从作战出发，我很希望十五军齐装满员入朝，因为干部熟悉，特点熟悉，调度起来心中有数。但因他们肩负剿匪重任，机动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西南军区用二十九师换下四十三师。对此，我完全理解，并坚决拥护。
二十九师也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在此后的朝鲜战场上，他们很快就融入十五军中，浑然一体，战斗作风同样过硬，使我深感欣慰。
（二）在朝鲜战场上，自己的名字，不书英雄榜,便上烈士碑。
一九五一年二月，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输送，十五军部队先后顺利到达华北战略机动位置——河北省邢台地区。
此时，我和正在学习的师长、团长们也奉命离校赶到邢台，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二月十七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我军正式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下辖第二十九师、第四十四师、第四十五师，隶属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军长仍然由我担任，政治委员谷景生，参谋长张蕴钰，政治部主任车敏瞧，后勤部部长尤继贤。原二十九师师长周发田升任副军长。
这次出国作战，对于我们来说，将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对此，我们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一是向先期入朝的老大哥部队学习；二是开展调查研究。为了便于工作，我向西南军区建议，并得到同意，即调张显扬同志回十五军任二十九师师长，二十九师政治委员是王新。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师长没有变，政委分别是朱业奎和聂济峰。
通过整编，部队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入朝时，全军共有4.5万余人，其中干部6000余人；各种火炮530余门，大小汽车130多辆。干部战士的素质、武器装备的数量、质量，都有所改善和加强，对战胜美军加强了力量，增添了信心。
为了打好出国第一仗，具体地了解敌军情况，更直接地把握美军作战特点和朝鲜山地作战经验，我们组织了入朝见习团，向先期入朝的志愿军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学习。
见习团由副军长周发田带队，第二十九师副师长傅严森、第十四师副师长李钟玄、第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等20多名干部前往友军学习。他们不但听了经验介绍，还亲身体验了实战中的一些做法,带回来许多具有针对性的经验。
三月一日，军党委向全军发出了“坚决打响出国作战第一炮”的号召，军、师还分别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和党员代表大会，以进一步动员。
为了昭示决心，我们让机关制作了一面特制的红旗，上面绣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大字。在军里参加营以上干部会和党员代表大会的同志都踊跃在旗上签名，表示请缨出征的决心。
曾经出席过全国第一届英模大会的独臂爆破英雄柴学久、白衣战士杜希良、智勇双全的战士王学智，一再表示决心：坚决打好出国第一仗，争取荣立国际功勋，再上北京去见毛主席。
军文工团16岁的女战士汪宜婉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就要跨过鸭绿江参加保家卫国的战斗了。你们有十个女儿，就为祖国奉献一个吧！”
二十九师八十五团四连的高春旺班给毛主席写信，表示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立新功，为毛主席争光。入朝不久，该班收到了毛主席办公室的回信，信上说：“毛主席希望你们英勇杀敌，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光荣立功。”这封回信，使部队受到极大鼓舞。
我们军里的领导同志在誓师大会上向大家发出号召：“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做一个国际主义的英雄。为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就是马革裹尸，也是绝顶光荣。”
我们带头表示：“在朝鲜战场上，自己的名字，不书英雄榜,便上烈士碑。”
经过一系列的动员、宣誓、挑战应战、表决心等活动，部队的情绪犹如干柴遇烈火，越燃越旺。在一片求战声中，一九五一年三月下旬，全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经新义州、定州、安州、慈山、三登、粟里、石达里，向战役地域开进。一路上翻山越岭，昼宿夜行，克服了种种困难。
（三）使用一切火器，敢打低空和俯冲飞机。
在朝鲜，敌人欺负我军没有制空权，飞机十分嚣张，低空飞行，简直像看准脑袋扔炸弹。有的战士说，美国飞机飞下来把帽子都抓跑了。这话虽然夸张，但低空飞行产生的气流的确能把帽子刮跑。
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因为没有系统的高射火器，因此吃了敌机不少亏。
当时，第四次战役正在进行，彭总正在紧张地策划第五次战役，我们火速行军就是为了赶到指定的涟川地区，参加第五次战役，时间要求十分紧迫。可是敌机如此猖狂，对我们的行动构成了很大威胁。飞机一来，就要隐蔽，漫山遍野，山巅谷底，到处都藏。大部队行动真是困难重重，撒出去一句话，收拢起来半天锣齐鼓不齐。敌机骚扰个两三次，一个半天就过去了，严重地影响了行军速度。
先入朝的志愿军部队遇到敌机袭扰，大多采用隐蔽的办法。因为他们的时间相对宽松，再加上对空射击的武器也不行。但我们就不同了，四次战役战犹酣，五次战役还等着我们去开场，敌机拼命地挡，彭总使劲地催。怎么办呵，棘手的很。
军里几个首长一合计，统一了思想：防敌空袭不能消极防御，敌情逼着我们想办法。越是躲着它，它越嚣张，它越嚣张，我们的行军就越受威胁。我们要积极地防，大胆前进，边走边打，以打代防。
我们这样想,并不是蛮干。对于十五军来说,飞机并不是什么稀奇玩艺儿，解放洛阳时我们就用步枪把老蒋的一架战斗机从天上揍到地上。美国飞机就算高明一点,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是也有了高射机枪吗？
当然，也有可能打它一次，它要报复十次。但他敢来十次，我们就打它一百次。即使打不下来，我们也要把它撵到高空，让它不敢低飞。
于是，军里一个号召传下去，全军为之一振：挺直腰杆子，开展对空射击。军政治部也发出动员令，要求部队“争取打飞机光荣立功。”
入朝之前，上级给我们配备了一批新的火器分队，每个团都有一个高射机枪连，有5挺高射机枪，全军加在一起，数量也很可观，可以组成一个较强的空中火网。再加上轻机枪和步枪，也可以在山顶或制高点上对空射击。敌机稍微低一点，我们就开火，山顶、山腰都有火力，有时简直是居高临下射击。
这样一来，对敌机的威胁很大，它再也不敢低空飞行了，山沟里更不敢飞，它飞得越高，投弹就越盲目，我们在谷底行军，安全也就得到了保障，从而顺利地赶到指定地域，参加第五次战役。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十八时，第五次战役开始。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司令部（以下简称“联司”)命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全线向敌人发起攻击。
我军配属炮兵第二十九团及战车第一团两个连，为三兵团西路军，任务是沿临津江东侧直下涟川，首先歼灭美军第三师六十五团，尔后向全谷里方向发展进攻；会同兵团主力，歼灭美三师及菲律宾营于全谷里地区。
战斗打响后，我二十九师和四十四师部队协同作战，连续战斗10几个小时，先后占领162高地、152高地，歼敌菲律宾营大部,溃敌退守汉滩川南岸。
二十三日夜，二十九师部队渡过汉滩川，与敌形成对峙。
二十四日夜，第四十四师于全谷里地区渡过汉滩川，在大田里地区歼灭美三师七团二营两个连后，敌人即全线溃退。
我挥兵南下，跟踪追击，一路势如破竹，一直追到汉城北大门议政府和东面的仁仓里等地区。此时，敌人已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组织防御，在汉城周围组织密集而绵长的火力控制地带。
从敌人一哄而散的行为中，志司察觉了他们是有计划的退却，因此越追到最后越是小心谨慎，以提防埋伏。待抵近汉城后，志司分析，聚歼逃敌的时机已经过去，加上我部队前出纵深已远，补给跟不上来，于是下令停止攻击，迅速撤至议政府地区。战役第一阶段遂告结束。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历时8天，我军初入异国作战，对敌作战特点生疏，仓促投入战斗。但由于部队英勇顽强，各级指挥员稳中求胜，因而仍然取得了入朝作战的首次胜利。尤其是率先开展对空射击，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四月二十三日，也就是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刚刚开始的当天，上午十点左右，两架敌机在三巨里上空盘旋。当时布防在此地的，是二十九师八十五团高射机枪连。当飞机掠过二班阵地时，射手高荣成用三十五发子弹击落一架敌机，另一架仓皇南逃。被打的飞机上跳下两名飞行员，一名叫“杰克”的被我军活捉，另一名伞落他处，被友军生俘。
群众性打飞机活动，玩得最精彩的还要数第四十五师一三三团。也是四月二十三日，一三三团进至余积山里，遇上敌广播飞机在上空盘旋宣传，团里当即组织火器对空射击，将敌广播机击落。下午，敌人缠上一三三团实施报复，来了3架飞机在一三三团驻地村内实施轰炸，又被击落1架，飞行员跳伞后被活捉。敌人的飞机这回算同一三三团较上劲了，组织了10多架战斗机，掩护1架直升飞机来营救他们的飞行员，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又被我打掉1架。其余的见势不妙，掉头就跑。不知道是敌人认准了一三三团还是巧合，四月二十五日，敌人出动多架飞机袭击一三三团驻地，该团组织高射机枪和步兵武器射击，高射机枪连一班射手屈秀喜用5发子弹击落一架敌机，七班战士张常聚也击落敌机一架。仅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两天，一三三团就击落敌机5架，可以说是创造了陆军打飞机的最高纪录。
配属给十五军的高射炮兵团在第五次战役中，担负掩护部队作战和保卫桥梁、保障运输的任务。四月二十五日上午，该团在议政府的东豆川里击落敌机两架。四月三十日上午七时至下午二时，守卫临津江大桥的高炮团同20多架敌机展开了一场激战。那阵势，就像是我们的地面部队同敌人的飞机拼上了刺刀。敌机轮番向大桥俯冲投弹、扫射，企图炸毁大桥，切断我军运输线，造成我军供应困难，阻止我后续部队前进。高炮团组成严密的交叉火网，几个回合之后，击中一架正在俯冲准备投弹的“P—51”型野马式战斗机，其余敌机四散逃窜。
十五军对空作战所取得的成绩，受到了志愿军首长的高度重视，志愿军司令部向部队发出了《关于十五军对空射击经验的通报》。《通报》指出：“（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4天之内击落敌机11架，成绩很大，值得表扬。”《通报》还介绍了十五军开展群众性对空作战经验：干部重视，普遍发动；使用一切火器，组成火网；树立敢打必胜信心，特别是敢打低空和俯冲飞机；及时记功表扬，鼓舞部队。
在整个第五次战役的50多天里，十五军开展群众性的对空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共击落、击伤敌机83架（其中击落56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打掉的不仅仅是几十架美国飞机，而且打掉了部队中的恐美情绪，增强了干部战士敢打必胜的信心。新华社有个记者写了篇文章，对十五军对空作战评价很高，称赞此举是“在我志愿军还未有空军参战的情况下，相当地打击了美国飞机称霸天空的疯狂气焰”。从此，被一些战士们戏谑为“抓帽子”的美国飞机，在十五军部队的上方，再也不敢超低空飞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