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又一年了。以前读到王小波说自己四十岁以后时间越来越快感觉是朝死亡俯冲，我那时候才高中，完全没什么感觉。现在也四十多了，终于体会到了这个比喻的深意。
四十多岁，说起来离死去似乎还有一大段光阴，但最根本的变化是心理上的。你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无意识里内心就是笃定的，那时候我们总觉得时间大把，岁月悠长，未来充满希望。现在反而是不时内心冒出一股对时间有限的感怀，对生命其实很脆弱的惆怅，对世事有心无力的接纳。
毕业的时候，可以去上海，也可以来广州，但是我还是选了广州。一则为了几两碎银，广州的单位工资高点。二则我喜欢南方周末，我从高一开始就尽力读每一期，很认真的阅读，我记得有一次写作文，数据和事实列举比较多，还被德高望重的语文老师夸奖，说看得出来经常读报，有积累。
那时候，广州在我心里是很特别的，是所有城市中绝对独树一帜的存在，代表着未来的希望和生长的力量。
上学的时候，可以在论坛上隔着几千里网线跟人骂上一两百个回合。到了广州后，学生时代那种义愤反而丢失了。大多数时候内心是很平静的，那种张力消失了。一则是忙于生活，一则是心理上失去了那种压迫感。
媒体人在电视上、报刊上针砭时弊、火力凶猛，有很多猛人，譬如陈sir、马后炮，比如拍公车的区伯。然后第二天还可以关注政府的回应，媒体还有持续的跟进，人们可以观望是否有相应的改善，市民公众的心态是从容的。
或许这正是所谓的开放社会。在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中，城市会按人民的需要自发生长，不受压制，不会扭曲，它的生命状态是舒展的，人是很平静的，是一个和谐社会。城市生机勃勃、充满力量。
后来......便是后来了。
虽然我们个人生活可能幸福美满，但你就会觉得生活总有一些张力。因此，似乎又开始老想表达点什么，倒不是说表达的东西很有意义，而是纯粹需要表达一下。表达一下有利于舒缓情绪、身心愉悦。于是我又开始写些东西。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嗜好。人生各有各的奇怪嗜好，有的喜欢美食，有的喜欢运动，有的嗜酒，有的好赌，我这一类人就是好说，嘴巴大。
当然，现在的广州也还好，疫情的那场考验里，我印象很深的是相比其他城市的粗暴蛮横，广州的底蕴还是坚固的。
这里的大B会允许你悄悄出去给菜地浇水，给老人送饭，会主动向上反馈有八十多岁的老人，是否不要深夜转移。
但是广州已经远没有十多年前那么出类拔萃。而且，现在的经济数据也很不好看。这两者到底有没有关系？我没有答案，这是个开放式的疑问。
从经济学上直观的讲，当然是城市活力才能带来增长，但我们也没法证明城市活力降低了，各有各的感觉。另外，人口、规划、产业、城市负债、税制，一到技术分析，原因就更加复杂，不能轻率的简化。
再说了，大盘都是这样，个股也要服从概率分布。
或许有一个案例可以显示城市治理的变化。譬如，在很多城市不成问题的电动车交通，在广州就成了个疑难杂症。不久前，广州开始执行电动车速不得超过15公里/小时，引发了舆论关注。
然而这根子从禁摩的时候就种下了。那时候一刀切的禁摩，城市道路规划就再也没有考虑过两轮电动交通的需求。
当时的考虑或者是有利于打击摩托党，或者是有利于助推广州打造汽车之城，决策者肯定都是认真的权衡利弊，考虑公共利益最大化。但那些被压制的生长最终还是倔强的发展壮大了。
据媒体报道，截至2024年12月，广州电动自行车的登记量已经突破560万辆，并以每月约10万辆的速度继续增长。目前，几乎每3个广州人中就有1人拥有电动自行车。
有市民因为在禁止路段骑电动自行车被罚款20元，于是把广州市政府告上了法庭。话说回来，普通市民敢于为公共利益出头，这就是广州深厚的城市气质。市民的质问并非没有道理：“骑电动车就不让走，开机动车可以随便走，我认为是不公平的”。
其他城市根本没有这个烦恼，比如浙江、广西等省，很早就顺应民情规划专门的电动车道，城市治理保持了柔性。
（南宁）
当然，除了电动自行车的败笔，广州也还是有很多难能可贵的尊重民意之举。
广州治理电动车这个案例无非再次证明广州过去的胜利，公共决策最好还是留有空间，坚守不能逾越的红线。就像过去那叁年我们经历了同样的曲折，有些事一开始可能只是越过了一毫米，但最终就可以越过一公里。
因为所谓尊重大多数人的利益，都是短暂的，漂浮不定的。社会生活是方方面面的、是立体的。今天的少数，转眼就是多数，我们在此时是公共利益的少数，别处就可能是公共利益的多数。你在民族上是多数，可能在宗教信仰上是少数。你在户籍上是多数，可能在学历上是少数。在养老问题上你是多数，可能在养育子女上就是少数。
而且社会是生长的、发展的。四年前支持特朗普的是少数，四年后支持特朗普的就是多数。昨天是湖北，明天就会轮到上海。昨天是摩托车，明天就是电动自行车。
所以，一个理智的人不应该因为自己属于大多数才感到安全，不应该因为对方是不同意见的少数便无所忌惮的攻击，不应该认为自己与权力保持了一致所以正确。
对未来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太多了。
我们没有预料到防控的结局是这样，我们没有预料到生育问题原来是这样，我们没有预料到房地产市场是这样，我们无法预料的东西很多很多。
正是因为人类很难预判未来的正确，所以我们只能按照公平正义的法治原则行事。在法治原则下，才能保存那些暂时看起来是少数的、是与众不同的思考。因为很可能正是这些不同之处，包含着新生的种子，蕴藏着新生的力量。而且，也只有今天越少压制的举措，未来才越少反噬的力量。
能不能保存这些种子，能不能鼓励人们成为种子，正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无与伦比的优势。它总有生生不息的力量，新的美好正在秩序与混乱的交织中萌芽。
前不久看到一个视频，2024年哈佛大学的毕业演讲，印度裔毕业生库玛尔在演讲中突然拿出悄悄准备好的稿子，谴责哈佛大学限制同学们的表达自由，在加沙问题问题上，哈佛压制了学生抗议，并让13个学生没有拿到毕业证。
她的话筒没有掐掉，她人也没有被抬走，背后的教授竟然露出了颇感欣慰和骄傲的神情。
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场景，但这正是哈佛的教育目标之一，他们要培养的是面向未来世界的变革引领者，而不是巩固和进一步促成体制僵化的绩优主义者。因为人类生活是生长的，所以社会必须是柔性的、生长的。人们只能去拥抱变化，而不能压制变化。一流大学培养的领袖应该是能够拥抱和引领变革的人。
四十岁以后，如果说最大的思想收获，就是终于理解所谓“生长”的意义，去掉了“我执”的妄念。我愿意分享我的想法和观念，但绝不会有强力塑造某个事物的执念。
因为我们都不能确定自己绝对正确，我们都要为不同意见留下生长空间。
新的一年，我们继续交流！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