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人的“全球化”

进口物件

1956年，在离斯德哥尔摩不远的一座湖中小岛上发现了稀奇而令人意想不到的物件。黑尔戈岛曾是个熙熙攘攘的商人定居地，主要做手工艺品生意。黑尔戈岛的名字意为“圣岛”（Holy Island），证明了被遗忘已久的以前宗教的一些重要性。挖出这尊中世纪早期的小青铜佛像时，挖掘者以为一定是放错了，可能是最近某个时候遗落的纪念品。结果表明，其确是历史文物，且可能是在维京时代之前的某个时候被埋在了这里。如今这尊佛像非常有名，2015年瑞典邮政将其印在了一种邮票最重要的位置。在文化多元的21世纪，这恰巧证明了早在一千多年前，瑞典的维京人——这些终极探索者——就已经生活在一个有着广泛交通网的全球化世界中。

黑尔戈岛

今天，黑尔戈的佛像令人感到好奇，在维京时代应该也是如此。维京人不太可能了解佛教，也没有文献证据能表明佛教是在数百年后传到欧洲西北部的。发现这尊佛像时，在其颈部和左臂上有窄皮带包裹的痕迹，这表明其曾被携带过，挂在某人脖子上或悬挂在腰带上。

这尊佛像实际上是在此遗址中发现的三件极具异国特色的物品中的一件。另外两件是来自地中海东部（可能是埃及科普特）的青铜长勺和爱尔兰或不列颠权杖碎片。权杖碎片上装饰着一只爬行动物和一个人头，是约拿（Jonah）与鲸的化身，象征着复活。长勺最初也是宗教用品，是用于洗礼仪式的器具。不论这些物品彼此间是否有联系或相关宗教因素是否重要，都可与红玉髓珠和迪拉姆归于同一类型，都是长距离旅途带来的异国物件。要了解为何红玉髓珠会在雷普顿出现，我们需要知道这些物件是如何进入维京世界的。

9世纪上半叶，在斯堪的纳维亚开始有少量的红玉髓珠出现，接着，像忽然爆发一样，无处不在。这特定材质的类似珠子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用了数千年，自然不是维京时代独有的。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由于需求量上升且有了新的供应方式，其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流行趋势迅速上升。珠子随着维京人沿同一路线迁移。因此，这样的珠子是了解贸易、交通网和人口迁移的非常有效的依据，主要因为能看到其如何反映了快速变化的风尚。

为了解更多，我开始在博物馆名录中寻找其他的红玉髓珠，也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地的墓中找到了许多。在一项研究中，一名学生在挪威266座墓中搜寻这些珠子最后到了谁的手中的规律。有趣的是，她注意到红玉髓珠只出现在女性墓中，通常作为项链，即便通常男性也会佩戴珠子（雷普顿的勇士就是最好的例证）。不过，对男性而言，珠子不必采用像红玉髓珠这样的进口奢华材料。她还发现在许多墓中，男性是在髋部而不是在颈部佩戴珠子，这可能说明他们是将珠子装在手提袋或包里，有时除了珠子还会看到铸币等其他东西。那么这表明这些珠子可能不只是用作珠宝，而更多是用作日用品或交易对象。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珠子历经了什么，我查看了对维京珠子感兴趣的人所用的终极指南。20世纪70年代，瑞典考古学家约翰·卡尔默（Johan Callmer）尽力收集、研究和分类了近1.5万颗在瑞典墓中发现的维京时代的珠子。他将所有珠子按照颜色和形状分成了不同类型，并按时间顺序进行了排列。这样他就可以展现出趋势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查看与雷普顿珠子吻合的时间线，我可以看到一个明显趋势。研究了879颗珠子后，卡尔默发现第一批珠子是在820年至845年这段时间抵达斯堪的纳维亚的，数量很少，仅发现了15颗。数十年后，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共有450颗可追溯到860年至885年。实际上，这差不多是维京时代发现的所有红玉髓珠的四分之一。珠子的分布是变化不定的，但这正是我想要找出规律的。这较短的25年时间恰与873年雷普顿陪葬珠的时间吻合，更重要的是这一点完全支持了珠子是经斯堪的纳维亚抵达英格兰的观点。

那是谁将这些珠子带到了斯堪的纳维亚，他们又来自哪里？卡尔默分类的所有珠子都是在墓中发现的，但近些年在贸易城镇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珠子。比如，2012年在挪威用新技术地质雷达（GPR）研究发现了一个全新遗址。2这样的方法要用设备发送雷达波到地面，如有变化就会反馈到计算机上，可能是任何变化，从土壤类型的简单改变到埋进土里的墙甚至是维京葬船。这是一种不用挖洞就能让我们看到土壤里情况的方法。

在这个发现中，雷达在海姆达尔尤尔德（Heimdalsjordet）探测到了一个新的定居地或集市，邻近迄今发现的最著名的维京船出土地点科克斯塔德墓。研究发现了一条街，建筑沿街排列，随后的金属探测研究在耕土里发掘出了大量文物。其中包括手工制作的残余，以及更重要的是，还有像在英格兰营地发现的那些贸易用的砝码和大量的迪拉姆。奇怪的是，欧洲铸币非常少，几乎所有发现的铸币都与东方有关。不仅如此，这片区域还散落着一些红玉髓珠和水晶珠。所有这些迹象表明这里似乎是可以交易和交换异国商品（可能也交易奴隶）的沿海贸易遗址，霍斯屈德尔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购买了梅尔科尔卡。

贸易城镇

890年，商人奥特尔拜访阿尔弗雷德大帝时讲述了自己去一个名叫“斯奇林格斯希尔”（Sciringes healh）的地方的旅程。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个地方是位于大维肯湾（Viken，即奥斯陆峡湾）西侧的挪威韦斯特福德（Vestfold）的考庞（Kaupang）。甚至有人认为维肯是“维京”一词的起源，虽然这样的解释看起来有些问题。考庞的字面意思是“贸易湾”。在维京时代，考庞很可能和你走进的现今挪威的城镇一样。选址也不是巧合。峡湾西侧形成了沿海的主要航线，而且考庞以东几公里就是主要内陆要道洛根河的河口。这一沿海区域是整个挪威最富饶的地区之一。深入内陆，你可以看到主要出口贸易品如滑石、磨石所用矿石和铁的主要产地。

考庞约建于800年，建成时属位于北方人领地边界地区的丹麦王国，后来成了挪威。有大量证据表明这里有过手工艺活动，比如锻造和生产玻璃珠，且分成了独立区域，这其中有用了数年的永久建筑。手工艺工作进行了专业细化，一个独立区域发现的大量证据表明在这里使用了铅或贵金属来制作珠宝及其基座。该区域外的其他区域是临时区域，办集市时可能会在这里搭帐篷为临时季节性贸易商提供交易场所。在考庞也发现了迪拉姆和红玉髓珠，尽管数量较少。

现在真正有趣的是，差不多与考庞同时代的海姆达尔尤尔德有更多与东方有联系的物件，比如像红玉髓珠和水晶的进口珠子，占发现总量的24%，而考庞的仅占2%。这是否意味着在这里扎营的是不同的人，而这些人与东方交通网有更直接的联系？

比较而言，对这类遗址的认识相对较新：在瑞典比尔卡和丹麦、德国边界的海泽比等维京城镇的挖掘基本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也是从那时开始才有了有关斯堪的纳维亚城市发展的全新信息。以前，考古学家主要集中关注有较多钱财宝物的墓地、劫掠和战争所在地，但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更热衷强调维京人不那么暴力的一面，更具体而言就是他们参与的贸易。由此，我们得到了有关这些异国物品如何融入其中的重要信息。但为了更充分地理解这点，我们需要了解已知的维京人生活的世界。在斯堪的纳维亚，我们说的维京时代是所谓的公元前500年开始的铁器时代的最后阶段。斯堪的纳维亚从未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也因此古典作家如史学家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将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有莱茵河以北的其他欧洲人）描述成文化经济落后的“蛮人”。在他看来，问题是这些人缺少中央集权制度，还有随着城市发展而来的官僚机制和财富，以及自1000年在欧洲中西部逐渐形成的优越的社会秩序。

北方的生活现实并非像恺撒所说的那样不堪。即使与罗马帝国的直接联系相对有限，但信息会慢慢传递，许多帝国边界地区所用的新技术也经长距离交换和交通网传到了斯堪的纳维亚。有证据表明罗马世界影响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农业和生产技术、社会组织，甚至军事战术。这些都推动了之后的发展。

然而，直到维京时代在斯堪的纳维亚才第一次适时出现了城市。在那之前，这一地区几乎完全都是乡村定居点，虽然当时在欧洲其他地方城市社区已较为常见。甚至到了1000年左右，也只是有一少部分真正意义上的城镇。直到第二次更广泛的城镇化浪潮来临，从那之后斯堪的纳维亚才建了许多新城镇比如锡格蒂纳（瑞典）、罗斯基勒（丹麦）和奥斯陆（挪威）。但在8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很熟悉距离欧洲大陆不远的那些大城镇群了。虽然只是少部分人在城镇生活，但定居模式的变化不仅对商贸有很大影响，也因此影响了经济发展。这些城镇也在社会整体上从部落社群转变成维京时代末期出现的挪威、瑞典和丹麦三个王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这很重要，因为社会政治结构不仅会影响城镇的发展，也会影响贸易情况及与其他地区的联系。维京时代早期特点是政治不稳定，后来的几年权力变得更加制度化，更依赖建立的法律体系。早些时候，当地统治者的成功主要以吸引和维护盟友的能力来衡量。这已成为领主维持长期地方统治的重要部分。萨迦文学中都是说明这点如何重要以及风雨人生是何样的事例，阴谋诡计和戏剧情节揭示了大范围权力游戏之下的暗流涌动。获得充足资源是关键，不仅直接因为能养家，也因为要用举办盛宴和供应啤酒等基础生活品让手下开心。

事实上，啤酒是成功举办盛宴的关键，而盛宴是重要的社会和宗教活动，对建立和巩固权威有帮助。如果庄家歉收，就可能会处于危险中，比如挪威北部首领之子阿斯比约恩的故事。有一年他的大麦收成不好，从朋友那里买来谷物举办一年一度的异教冬季盛宴，不然他就无法酿造足够的啤酒，而没有酒的维京盛宴便不能称为盛宴了。但阿斯比约恩倒霉透了。国王拦截了他高价购买的谷物，还没收了大麦。看到他的困境，一位对手领主邀请没有足够啤酒的阿斯比约恩去参加自己的盛宴，但阿斯比约恩不得不拒绝。如果他接受了另一盛宴的邀请而没有举办自己的盛宴，就相当于承认他没有担任独立领袖的资本。

这里的症结和故事寓意是，在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陆地上资源对成功至关重要，却也非常有限。看看斯堪的纳维亚地图，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内陆多山，峡湾山谷非常狭窄。挪威的地理条件不适合大规模农业生产，而丹麦虽较平坦适合劳作，但相比之下规模极小。那些成功的人一直不断找方法向他们周围的人证明这一点，就像在罗弗敦群岛（Lofoten Islands）的博格（Borg）看到的那个富裕领主的农场。那里有81米的长厅，是已知的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建筑。这里的可得资源与在英格兰等地的可得资源之间的差异很明显。奥特尔向阿尔弗雷德描述自己的财富时，阿尔弗雷德震惊地发现奥特尔的土地如此之少，所拥有的家畜也那么少（仅20头牛、羊和猪，还有按他奇怪的习惯收养的野驯鹿）。同时奥特尔还说他自己是富裕的人。然而，正是由于陆地资源非常有限，财富的其他来源不仅有劫掠贸易，还有控制出口和征税，以及控制内陆运输路线尤其是沿河路线。

丹麦西兰岛，Slagelse附近的维京时代的环形堡垒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城市化的日益深入源自向西和向东的贸易，还有重要的水上交通网。在维京时代之前以及早期阶段，被称为“商贸中心”（emporia）的原始贸易城镇已发展起来，这些地方通常近水，临河或临海。波罗的海周围有一连串这样的地方，尤其在现在德国和丹麦的北海岸，比如海泽比和里伯（Ribe），以及现今波兰的沿岸。物品就是在这些地方进行交易，手工艺活动也是在这里兴起，不是为了供应已定居在这里的人，而是为了吸引那些到此想要抓住新机遇的人。

商贸中心是巨大网络的一部分，是已知的战略停靠点，比如位于河流入海口或因旅程条件艰苦你想要停靠的某个地方。近德国和丹麦边界的海泽比就位于通向卡特加特海峡的入口，东边是波罗的海，在陆地最窄的地方，横跨8公里就会将你带到能直通北海的河流。在这些地方，可以卖货品或者购买前行途中所需的供给品，停靠下来修缮船只甚至可以招募新的船员。我们看到的9世纪的英格兰维京营一定很像这样的地方，不过规模小一些。早期商贸中心不仅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还出现在欧洲西北部海岸，包括法国北部、荷兰以及英格兰伦敦、伊普斯威奇（Ipswich）和约克等地。商贸中心早在7世纪就开始出现了，也在波罗的海周围其他地方兴起了一些。可能经由这些商贸中心，异国商品开始流入斯堪的纳维亚，而这些商品的共同点是都与海运相关。毕竟，地理因素对此地区有较大影响，因为自然既是屏障也是纽带。也可能经商贸中心偶然获得了这些地点的相关情况，为劫掠铺了路。第一次有记录的维京劫掠在波特兰，从这里仅需沿岸航行较短距离便可到贸易城镇哈姆维克（Hamwic），也就是现在的南安普顿（Southampton）。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地方行政官博迪赫德看到斯堪的纳维亚船后没有惊慌害怕，以及为什么阿尔昆厌倦了异教徒对撒克逊人的负面影响。

想要弄清楚异国物件以及为什么它们会出现在这样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先了解一个地方。在离发现佛像的黑尔戈不远的地方，曾有座繁忙的贸易城镇比尔卡，这是维京时代瑞典最重要的城镇，位于现斯德哥尔摩以西30公里的淡水湖梅拉伦湖的小岛上，从波罗的海乘船就能到。比尔卡在8世纪的某个时候出现，大约在750年或更早，一直作为连接内陆乌普萨拉等地与跨越波罗的海广泛贸易网的重地。可能是从较小的季节性贸易点发展而来，或是由某个国王发现后想要控制并扩大贸易。城址布莱克厄斯（Black Earth）虽仅有5到6公顷，四周却围着复杂的防御设施，有壁垒、水下栅栏和堡垒，这些清晰地表明这里是值得防御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从一开始比尔卡就加强了防御，显然，这也是其存在不可缺少的部分。这里由当地的政权控制，甚至到后来也是如此。

随着时间的变化，按维京人的标准比尔卡成了人口相当密集的城镇。墓地面积很大，令人震惊的是有2000座墓，还有大量没标记的坟。在城镇200年的时间里可能总计有5000座之多。许多墓中陪葬了丰富的各地物品，这表明这里有富人。有些是精心布置的：逝者的地下房间是他们最后的安息地，里面精心安放了后世所需物品。比尔卡似乎主要是贸易和手工艺品生产地，常被描述成早期综合城市社群。在这里的定居点挖掘出了专业手工艺作坊和家庭活动的证据，不过似乎在湖那边还有一片更大的腹地支持，有大量机会可以农耕、采集原料和捕食野味，尤其是捕获那些皮毛可用于加工和出口的动物。比尔卡与波罗的海周围地区的联系广泛。8世纪晚期，其早期阶段的贸易对象似乎主要是西南地区，与丹麦远至莱茵兰（Rhineland）等地进行贸易。

约9世纪末，比尔卡有了巨大变化，显然与东方建立了联系。丝绸和银出现了，而且比尔卡也是最早使用东方称重标准的一个地方，最近一次使用发现是在9世纪60年代。就像英格兰的银来源研究，也可以研究在比尔卡发现的铅的同位素变化。结果令人惊讶，大多比尔卡铅砝码中的金属经证明来自英格兰，准确地说是德比郡。换言之，可能这些是由雷普顿附近某地锻造的金属制成的。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些物件是不是在英格兰制造的或者用回收到斯堪的纳维亚的铅生产的。

事实说明，砝码并非由在斯堪的纳维亚发现的德比郡铅制的唯一物件：在挪威科克斯塔德葬船上895年到903年的一套马具的锡制底座也发现了同样的金属这是可以证明这种金属从西方被带回斯堪的纳维亚的真实证据，维京大军尤其是麦西亚和雷普顿的征服也非常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作用。似乎雷普顿的修道院即便没有掌控权，也至少对附近威克斯沃斯（Wirksworth）的铅矿有影响力，大概这也是维京大军一直想要掌控修道院的部分目的所在。既然我们有了有关在英格兰维京营如何使用这些砝码的许多新信息，我们应该重新考虑这些是不是事实上是在英格兰而不是在斯堪的纳维亚生产的。

东方联系

比尔卡的一系列物件都与东方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而且其中一件尤其引人注目。在9世纪，瑞典考古学家哈雅尔马·施托尔珀（Hjalmar Stolpe）挖掘了大量装饰华丽的城镇墓。多年来，许多人试图解释比尔卡的陪葬品和墓葬类型能否告诉我们这些是当地人还是移民，但一直徒劳无获。

其中一处墓的墓主是躺在长方形木棺中的女性。根据陪葬服饰和珠宝，这处墓可追溯至约850年。除了胸针，她还有一排珠子，包括玻璃珠、水晶珠和红玉髓珠，而她的服饰残余表明她的穿着是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胸前还放着一枚指环，由白色金属制成，镶着一颗紫色石头。这是在比尔卡发现的四枚典型阿拉伯风格指环中的一枚。这枚指环毫无疑问与东方有联系，因为上面用阿拉伯文刻着“为安拉”。像这样刻有阿拉伯文的指环在欧洲很少见，这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发现的唯一一枚。

这枚指环也是交易商品吗？目前是这么推测的，但最近对这种金属的科学分析表明并非如此。由照片制作的3D模型与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一起提供了非常近的视图，精确的元素分析详细表明了这些由什么材料制成：质量非常高的银，而且重要的是磨损非常少。内侧还保留了锉削痕迹，即用来铸戒指的原始模具的痕迹，匠人的痕迹也没有因使用而消失。这不寻常，大多数墓中发现的物件比如青铜珠宝都有磨损的痕迹。指环上的刻文棱角分明，早期的库法风格表明其显然与伊斯兰世界有关。有新证据表明指环来自银匠处，可能是在阿拉伯帝国的某个地方，中间几乎没流转几次就到了女性墓主的墓中。这是否意味着她或家里的一位家庭成员迁徙时将指环带到了这里？

情况的转折是其他人认为刻文并不是阿拉伯文。这是因为据称其不完全与库法文字一致，甚至可以说刻文本身没有意义。但也可能是被称为“伪库法”的文字，模仿阿拉伯文，很像8世纪奥法印在金币背面的刻文。这更有可能说明该物件是在伊斯兰世界之外的地方制作的。但在很多方面，刻文是不是真的库法文字，并不太重要。像这样的物件在维京社会中有特别的意义，但这些意义可能与其最初用途没有什么关联。佩戴者可能无法读懂刻文。但指环是异国特色的重要标志，表明所有者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以及出行和进口物品的能力。这样，就成了一种在家乡稳固甚至提升社会地位的方式。类似情况可在海姆达尔尤尔德发现的模仿伊斯兰风格设计的贸易砝码上看到，不仅让人联想到异国特色，还让人想到东方高质量的银。

我们不太能理解像珠子、指环和吊坠这样的小物件能告诉我们更广阔的趋势或文化现象的力量。长期以来，珠子主要被看作装饰。对这些物件进行分类、描述和编录，我们就可以知道贸易及物品进口情况，或许能找到一些时间年代的线索。现在，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些物件如何能更好地告诉我们文化习俗与社会联系，比如礼物赠送、符号象征和社会阶层。相比佩戴当地生产的便宜珠子，佩戴从遥远异国地区进口的多面红玉髓珠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知从何时开始异国特色在斯堪的纳维亚变得如此流行。是需求刺激了供应还是在维京时代突然增多的东方物品直接刺激了需求？对物品本身的渴望或许仅因为其艺术价值，又或许因为其象征了其他什么，比如与国外地区的联系。如果是这种情况，那铸币本身的价值或银值便不重要了。许多迪拉姆做成了项链，有穿孔或带小环，斯堪的纳维亚初期城镇甚至农场的女性会将其用作饰品佩戴在脖子上。这些都是奢侈品，奢华罕见，有记述称其“奢侈却非生活必要，人人想要却难求”。这些物件不仅代表财富还代表联系。不论是金钱价值还是象征价值，都被所用的人和看到的人认可，可能就像我们今天辨识奢侈品牌和地位象征一样。

迪拉姆制成项链后，其原本的货币价值会翻一倍。第一次以票面本值交易离开阿拉伯地区，第二次制成可佩戴的艺术品售卖价格翻倍。像这样的项链在斯堪的纳维亚很常见，通常在墓中发现。但现今在英格兰也发现了一些，其中包括在现今阿富汗发现的一枚905年至906年铸造的铸币，之后两面镀了金，额外加了别针做成胸针，此前是作为贵重项链的一部分。这些迪拉姆做成的珠宝在女性墓中颇为常见。

维京贸易商用的秤和砝码

维京时代以前，几乎只在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上层人群的墓中发现异国进口物品。比如，瑞典考古学家约翰·朗菲斯特（John Ljungkvist）研究瑞典紫水晶珠时发现，像这样的物件显然是较高社会阶层所用的装饰。虽然并不意外人们会想到这些物品有多贵多难得，但重要的是在维京时代发生了变化，像异国珠子这样的物品变得更加常见。显然，这些财富和奢华的显露是那些有社会野心的人难以抵抗的。在这一时期晚些时候，对许多人而言，这些也象征着经验与新变化。如将这些奢侈品用作盔甲、武器或马具的部件，便更彰显了其政治作用，不仅代表着佩戴者的政治权力，还彰显了用以威慑对手的财力。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所有的外国铸币，最常见的奢侈品品类似乎是珠子和服装配饰。丝绸、饰品、丝带、金线等装饰都是很多人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品类。这便更表明了其可能是作为象征较高社会地位的贸易商品出现的，但也有人认为这些商品代表来这里的人主要是贸易商，因为他们用这些表明自己与其他习俗或遥远地方的联系。可以肯定的是，外国贸易商在斯堪的纳维亚出现过，可能人数也较多。那些首次出现在早期商贸中心的流动贸易商应该也在比尔卡这样的城镇有自己的家。

比如，在《拉克斯代拉萨迦》中将爱尔兰公主梅尔科尔卡卖给霍斯屈德尔的贸易商吉利。我们也知道犹太籍阿拉伯商人或旅者易卜拉欣·伊本·雅各布·塔尔图西（Ibrahim ibn Yaqub al-Tartushi）950年去过海泽比。他将海泽比描述成“世界海洋尽头的大城镇”，说到当地居民的可怕习俗：“他们常将新生儿扔进大海而不养活”，还说到他们的外貌：“他们会化妆眼睛，画上后美丽不褪色，男性女性中都有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最后还提到他们的信仰：“他们敬奉史里乌（Sirius），只有少部分人是基督徒，而在那里也有座教堂”。

像早期商贸中心、城镇和贸易场所这些地方不仅是各地人的大熔炉，也是宗教的大熔炉。住在比尔卡这些地方的人或许一定程度上见过东方宗教比如伊斯兰教。事实上，一些人甚至认为伊斯兰教不仅为人所知，而且是人们主动追随信仰的，尽管规模很小。20年前，已经有人提出在比尔卡生活和做生意的穆斯林可能需要一位“毛拉（Mullah）来带领祈祷者，并为他们在国王面前说话”。伊斯兰教传教者是否也来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在世界其他地方，穆斯林贸易商和其他官员也是哈里发帝国不断扩张边界、传播伊斯兰教的重要中介。带有宗教刻文的迪拉姆提醒持有者神的伟大，也被认为是次要的传教物件，至少在那些可以读懂并理解其含义的地区如此。但以此证明维京人在很大程度上以某种方式尊重甚至理解这一信仰是非常不正确的，尽管令人好奇的一种特殊涂鸦或许表明这是对的。在北欧发现的阿拉伯铸币有时上面刻有涂鸦，从难以辨别的简单符号到如尼刻文、武器船只图画和各种魔法符号。一项对在瑞典发现的1.5万多枚阿拉伯铸币的研究表明，其中少部分刻有托尔之锤，有些甚至刻的可能是基督教十字架。在考庞的一枚铸币上也发现了类似托尔之锤的涂鸦。有趣的可能是，这或许实际是旨在中和铸币原始宗教信息的一种表现。不论如何，很明显在维京时代宗教是有争议的话题，不仅仅因为这是一个最终让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信奉基督教的重要转变时期。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份西方书面资料来证明这点：《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非常清楚地表明，入侵者的异教信仰有多令人讨厌，以及早期中世纪的英格兰领袖确实有很多理由担忧不够坚定的基督教信仰。

在西方，改变信仰是维京人与撒克逊人相互影响的一种特有的政治工具。比如，一位维京大军的领袖古特仑（Guthrum）离开雷普顿后于878年与国王阿尔弗雷德在韦德莫尔（Wedmore）达成休战协议。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古特仑同意转为信奉基督教，并接受国王的洗礼。但他是否真的按那天誓言所说坚守了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不得而知。就在约10年前，维京大军可能专门针对过这些撒克逊对手的信仰，如果我们相信这些传说所述：根据萨迦所言，9世纪50、60年代东盎格利亚的统治者国王埃德蒙（Edmund）因拒绝谴责基督教于869年11月20日被杀。杀他的是“无骨者”伊瓦尔的人，这些人将他绑在树上，数箭射杀后砍了头，将头扔到了树林里。这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但也很可能是中世纪夸大宣传的事例。

哈夫丹国王硬币

我们的确知道基督教传教士去斯堪的纳维亚试图尽力改变这些北方异教徒的信仰。在同时代诸多文献中第一次有详细记述的是汉堡及不来梅的第一任大主教安斯卡尔（Ansgar），他曾在9世纪去过比尔卡两次。第一次，他成功让一位皇室管家转变信仰信奉了基督教，还建了座教堂。显然，当地人没有很深的印象，很快又恢复了异教信仰。这让他不得不在数十年后返回并再一次尝试。虽然这个故事不一定完全真实，但很可能这种转变信仰的尝试相当普遍。然而，在遥远的过去找到宗教信仰的依据较困难，尤其是在没有文献的情况下。

丧葬仪式或许可以提供些过去宗教信仰的线索，但这些通常会被误解或过度解读。传统观点认为，没有陪葬品的墓葬是基督徒的，而那些异教徒的墓葬有陪葬品。但真实情况要复杂微妙得多。

虽然斯堪的纳维亚基督化是在快到维京时代末期时，但这一过程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以不同方式和不同速度进行着。虽不是首要事件，却也在缓慢进行着。比如，虽然在丹麦蓝牙王哈拉尔被公认是促成国家最后全面基督化的人，但仅凭单一事件是无法实现的。在挪威，人们认为基督教主要来自西方，通过与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联系实现，而在丹麦和瑞典是通过与德国的联系实现。

大多数人认为不同宗教可能会在某一时期同时存在。有时我们能找到或许表明这点的宗教象征，比如，同时有基督教十字架和托尔之锤的墓。可能因为墓主同时信仰两个宗教，又可能因为这些物件对其而言没有什么宗教意义。关于佛像和安拉指环这类可能带有或没有宗教意义的小物件的出现，最实际或许也是最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些是贸易交换的异国物件。虽然如此，重要的是明白这些宗教理念可能也容易随着这些物件传播。

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些异国物件及其承载的信息如何来回传递，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是人：他们是谁，他们迁移了多远。在维京时代，通常认为从外而来的物件几乎全都来自回到家乡的劫掠者或贸易商，这与历史上许多其他时期物品通常由移民带来的情况形成了对比。研究11世纪中期英格兰人分布的考古学家苏珊·乌修仁（Susan Oosthuizen）恰好提供了类比来证明这些推测有多么复杂。她提出，如果两千年后我们的书面记录都消失了，那我们有的就只有考古，你会开始研究北海附近宜家（IKEA）的分布以作为了解迁移的一种方式吗？你会注意到宜家对英国家具设计有多大影响，但距离店的位置越远，宜家沙发、器皿和茶烛的数量越少，集中度也越低。这或许会让你得出这样的结论：21世纪晚期的某段时间，相当多的瑞典人在英国开拓了殖民地，宜家是“旨在表明和维护瑞典人身份的中心场所”。但如苏珊所言，需自行组装的平板家具与在英国的瑞典人没有关联，甚至与瑞典人生活在英国哪里也无关，而且也没有很多瑞典人在宜家工作。这就是我们理解过去的物件、信息和人传播流动的难点之根源所在。我们很容易能找到关联，但同样容易误以为物件的分布就是过去人口迁移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