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曾经说过：“共产国际成立后，曾派人到各国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江亢虎、黄介民和戴季陶；在北方找过吴佩孚，在南方找了孙中山。”
本文试就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的过程作一历史的考察和分析。
共产国际成立后，十分关心东方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希望加强与中国革命力量的联系。
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列宁为大会撰写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并在大会上作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认为在殖民地国家中，无产阶级应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统一战线。据此，共产国际加快了在中国寻找合作者的步伐。
从1920年春起，共产国际便不断派员到中国寻找可以联合的力量。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吴佩孚进入了共产国际的视野。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清末秀才。1898年入聂士成的武卫军当兵，1902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06年任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营管带，炮兵第三标标统等职。
1916年1月，护国战争时，随曹锟入四川作战，升任旅长。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帝制时，随曹锟参加“讨逆军”，任西路军前敌总指挥。1918年南北战争时，攻岳州，陷长沙，4月占领衡阳。
6月任援粤军副司令时，秉承曹锟意旨与南军达成停战协议，通电主和。
8月，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为“亡国的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与曹锟成为北洋直系的首领。
众所周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从1917年上台以后，为实现其“武力统一”政策，大借外债，扩充武力，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
对于巴黎和约，段祺瑞一开始就力主签字，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也竭力向大总统徐世昌进言，公然为日本侵略作辩护。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北洋政府在山东问题上动摇、妥协。
与皖系妥协退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佩孚的对日态度。巴黎和约问题发生以后，吴佩孚连连通电，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
吴佩孚还表示，卫国是军人天职，与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背城借一。如国家急难有用，他愿率部作政府后盾，备效前驱。
当外交成败关乎国家前途之时，吴佩孚敢于打破沉寂，公开发表意见，强烈反对条约签字，慷慨激昂，确实表现了“军人卫国御辱的决心”。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以国内的群众反日运动为后盾，于五四运动中，直系势力的“核心人物”吴佩孚表现出了有别于其他军阀的独特个性。
他发表通电，对学生的爱国热情给予了极大的同情。
他指责北洋政府对直言学生大肆逮捕、镇压，是“轻重倒颠措施”，并告诫北洋政府“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大狱之兴定招大乱”。
他敦促大总统徐世昌，为国本为念，以民心为怀，释放学生，培养士气，全国一致力争收回青岛。
吴佩孚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安福弄权，力促和平统一，支持学生运动等行为，使他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就连死对头国民党的机关报都称他是“爱国军人”。
从1921年初开始，吴佩孚引起了共产国际和苏俄当局的高度关注，共产国际和苏俄当局将他作为可以联盟的中国进步军人，想办法与之联合。
1921年11月23日，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表述了当时共产国际对吴佩孚的态度。
拉狄克说：“我们不要怕吴佩孚将来会反对我们，而是要迅速行动起来，帮助吴佩孚统一中国。”
当时的吴佩孚对苏俄也有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