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雅仙
越剧名家戚雅仙，原名戚爱英，祖籍浙江余姚临山。1928年1月8日出生于上海，十四岁进上海陶叶剧团科班学戏，工花旦，艺名为“雅”字辈。
1943年，该科班进入上海大来剧场作为班底后，剧场的主要演员是袁雪芬，戚雅仙作为科班的尖子，经常为她配戏，这让她从一般演员逐渐胜任重要角色，并开始在越剧观众中产生影响。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戚雅仙开始享誉越坛。她在舞台生涯中，继承“袁派”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朴素流畅、亲切抒情、缠绵委婉、韵味醇厚的唱腔，在各越剧流派中独树一帜，世称“戚派”。
戚雅仙一生塑造了数十个动人的舞台形象，如《白蛇传》中的白娘子、《血手印》中的王千金、《玉堂春》中的苏三、《玉蜻蜓》中的志贞、《文姬归汉》中的蔡文姬等。除了这些善良、温柔、多情的古代女性外，她还演了不少的现代戏，如《女共产党员》《火凤凰》等，为发展和繁荣越剧艺术作出了卓越贡献。
2003年1月27日凌晨，戚雅仙在上海逝世。值其忌日，如去选摘一篇戚雅仙1962年写的文章《演现代戏初探》，并以此缅怀这位越剧名家。虽然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已经过去了60余年，但是今天读来还是颇有启发。
戚雅仙和丈夫傅骏
戚雅仙夫妻和女儿傅幸文
《演现代戏初探》
作者：戚雅仙
十几年前，刚解放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几年来，也曾经不断地几次重读，最近又拿出来再读了一下，觉得体会一次比一次深刻。
大跃进以来，我先后演了《母与女》、《女共产党员》、《战鼓催春》、《一个平凡的母亲》、《火凤凰》、《开天辟地》等六个现代剧。虽然限于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远未能在舞台上塑造出比较深刻生动的艺术形象，说不上有什么成功的经验。但是也有不少失败的救训，结合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自已能明白不少道理。
毛主席说：“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
1958年夏天，大跃进的锣鼓敲响了。戏曲界也掀起了演出现代剧高潮。当时，我觉得这是大势所趋，岂能自甘落后，于是就尝试演出反映革命斗争的现代剧《母与女》。可是，由于这个戏不同于过去演惯的历史故事剧，戏里的革命人物更不同于白娘子、玉堂春、王千金，于是，困难就来了。
当我一拿到剧本，首先就觉得唱词、对白别扭难续，好像是编剧同志故意在为难；平常读剧本，一夜能够背熟三场，这次却象囫图吞枣，哽塞在喉。简直消化不了。
到了排练阶段，又感到水袖无从发挥，台步显得僵化，既不能活用传统程式，又不会提炼生活动作；更由于取消了锣鼓，动作节奏和内心节奏都无从控制。至于对英雄母亲的思想感情，更是不熟不懂，无从体验，也无从表现。
后来好不容易将戏排熟，搬上舞台，结果得到的评论却是：英雄人物演得有些象悲剧人物，革命母亲的思想情操还不如普通母亲。当时对这些意见，口头上是接受的，但心里有些不服。现在回想起来，才真正口服心服了。
戚雅仙（左）和袁雪芬（右）等人在一起
那时候，我就是以自已的思想感情去代替革命母亲的思想感情的。因为：我对于革命母亲在前面送女儿走向革命，在后面送女儿走向刑场的心情，实在是不熟不懂。因此只能从自己想象出发，从一贯演古代被压迫的善良妇女的经验出发，从发挥自已唱腔特色出发，将应该是悲壮的场面演得悲而不壮，应该是革命志士的慷慨就义演成婆婆妈妈的生离死别。
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演戏看起来好象比写小说“条件”好一些，面孔可以借化装的方便，能弄得有三分象工农兵，但是思想感情这一关，就无论如何也过不去。
后来，自己不断地投身到沸腾的生活中去，上街头，下工厂，到衣村，去部队。思想有些提高了，感情有些変化了。这时，对演现代剧，就不是抱着被逼上马的态度，而是有了主动跨上马背的勇气。思想上开始认识到这是文艺工作者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重要大问题，这是戏曲在新时代里发展的必然道路，这是越剧艺术的革命工作。
于是也就打破了只求应付的“临时工”心情。一方面是爱演了，一方面不熟不懂的局面也多少有些改変了。这样在以后演出的现代剧《女共产党员》、《一个平凡的母亲》、《火风凰》中，探索塑造现代英雄人物形象的时候，就有了些本钱，也有了些兴趣、劲头，因此也就有了些收获。
这正是：
爱一分、熟一分、懂一分，就有一分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