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毛主席早年立志求学、走向革命的人生道路中，曾经遇到过不少才华横溢，有胆有识的前辈长者，他们有的是博学多闻的大家，有的是辛亥革命的元老，都是在社会上有较大知名度的一方人物。
在他们遇到毛主席后，无不为其才华、胆魄和为国为民的决心而打动，有人对毛主席大加赞赏，不遗余力地支持奖掖，有的不惜身命襄赞革命事业，和共产党人走到一起。
可以说，这些前辈对毛主席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作为毛主席来说，他在革命胜利后也以一个有情有义的晚辈的角度回报当年的恩情，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佳话。
毛主席：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一、恩师杨昌济：毛主席早年最重要的引路人
1913年冬，毛主席转入湖南一师（当时还是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不久后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师杨昌济先生。
1871年生的杨昌济当年是最早走出国门看世界的中国留学生之一，他早年研究程朱理学，1903年后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英国阿伯丁大学学习教育学、哲学、伦理学，荣获三国学位，纵以“学贯中西”谓之，亦不为过。
学生能够吸引一个老师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在当时毫无疑问是天分。
杨先生观察学生不看家世，不看地位，更不会为区区的几斗米折腰。1913年，时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曾经以高薪聘请他出任湖南省政府教育司司长，杨先生推辞未去。
当时他在日记中慨然写道：“今日之事，当从底下做起，当与大多数国民为友，凡军人官僚政客，不当与之为缘。不当迎合恶社会，当创造新社会……要耐清苦，耐寂寞。”
杨昌济和毛主席
在湖南第一师范，当时有许多锦衣玉食的官宦子弟，这些人脑满肠肥，每天想的不是去饭馆胡吃海喝，就是去青楼花天酒地，对此杨先生十分反感。
然而，芸芸众生中总有几个特立独行，出类拔萃者。杨先生很快发现，在自己班上有个湘潭口音的年轻学生，他考虑的问题跟其他人的完全不一样。
在其他人考虑怎么享乐的时候，这个年轻人考虑的是如何改造孱弱不振的国家，如何改变社会的腐朽现状，他不仅追着自己学，而且总是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1917年，毛主席写了一篇4000多字的雄文《心之力》，在文中他以超高、超远、超前的眼光指出：
细观西方魔盗侵杀之秘，以掠夺财富之技巧攫取全球侵杀之辎重，以伪善之攻心宗教幻化万国奴役之中枢。故无数肖小愚昧弱国之政客尽被蛊惑麻痹，以自卑万漏国体媚洋为奴，贱卖民脂国魂。
毛主席《心之力》手稿
这就是一百多年前毛主席的高瞻远瞩，这就是一百多年前一位民国青年的睿智和热血！不要说到如今依然适用，就算再过百年千年，也不失为千古雄文！
这样的资质天分，不要说百里挑一，就算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怕也当得！在这个年轻人面前杨先生忽然生出一种感觉，就是他讲的课并不只是为了一个人而讲，而是为了千千万万人而讲。
这是一种何等的成就感，我们不敢妄断，不过由一句话大约可以窥见一二。1915年4月5日，杨先生在日记中欣然写道：
资质俊秀若此（指毛主席）殊为难得，余因此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曾国藩）、梁任公（梁启超）之例勉之。
然而，杨先生对毛主席也不仅仅是奖掖和鼓励。有一次，毛主席的作文被老师打了最低分，尽管他修改了几次，老师还是固执己见。
杨昌济赠蔡和森手迹
毛主席年轻气盛，哪能忍下这口气，当即和老师争论起来。学生敢出老师的洋相，这下事情可闹大了，惊动了校长。
杨先生看到毛主席在校长和老师面前滔滔雄辩，暗暗皱起眉头：锋芒太露必早断啊！他把毛主席拉到一边，对他说：润之，你可想过，你的文章错在哪里？
毛主席愤愤地说：错在哪？不过就是不合他们心里做文章那框框罢了！
杨先生摇摇头说：其实你的文章本没有错，只是论点论据太过激进不符现实。
毛主席惕然知警：杨先生批评得对，自己太过急躁，急于求成，一口气也忍不下，终难成大器！
杨先生视毛主席为当世俊才，更如知音。1918年夏天，他应好友、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教，并得知了蔡元培等人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消息。
毛主席（四排右二）与一师同学合影
早年留学国外的杨先生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于是急电毛主席、蔡和森等人来京，一方面负责组织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一方面积极报考北京大学。
当时，蔡和森曾经喜悦地对毛主席说：“师（杨昌济）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毛主席初到北京，生活无着，经杨先生向新文化运动的领军旗手、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先生特别推荐，特别安排毛主席到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暂时在北京安顿下来。
只可惜当时北大的学术气息过于浓厚，大家热衷于在“精英”化的小圈子里讨论社会问题，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毛主席并不得志。
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月薪是每月八块大洋，虽然不多，但也足够生活，而最重要的是毛主席经杨先生的介绍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勋，著名的革命家李大钊，李大钊先生的思想、著作对年轻的毛主席影响深远。
在北京时的杨昌济
北京大学真正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还要等到一年以后的“五四”运动。
可惜的是，“五四”运动开始后不久，1919年底杨昌济先生即身患重病住院，他自知不起，遂将毛主席叫到床边，将自己的怀表送给了毛主席，并说：
“润之，这块表跟我多年，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你和开慧的事我全知道，我就把她托付给你……开慧年轻幼稚，你要多照顾她……”
逝世前，杨先生还为了毛主席在操办的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专门致信好友章士钊，说毛主席和蔡和森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二、辛亥元老章士钊：以毛主席为天下奇才
1881年出生的章士钊比杨昌济小十岁，是才华横溢而又特立独行的一位人物，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却未加入同盟会；他是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的总编，却被同盟会员视为“保皇党”。
章士钊先生
章士钊的资格老到什么程度呢？在他写出《大革命家孙中山》一书之前，世人是不知道“孙中山”的，是他把“孙文”和“中山樵”两个词合在一起，创造了“孙中山”。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成为大总统后，因为看重章士钊的才名，想延揽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并奉送北京豪宅一处，不料章士钊却看不上袁世凯，直接给拒绝了。
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被气死，黎元洪继任成为“总统”，他想到的第一个收拾局面，推动南北和谈的人就是章士钊，而当时章士钊才36岁。
章士钊是杨昌济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结交的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杨昌济、李大钊到北大任教，是他从中穿针引线，向蔡元培、陈独秀介绍安排的。
李大钊到北大之后一时没有合适职务，章士钊哈哈一笑：这有何难，公等应知守常（李大钊字）之才，十倍于我。
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在北大
随即辞去所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由北大转聘李大钊任职。
毛主席和杨开慧相恋之后，杨昌济先生曾经一度犹豫不决，因为毛主席虽然十分优秀，但比杨开慧大八岁，杨先生遂将心事告知了章士钊。
爱才如命的章士钊一听杨先生介绍毛主席，登时心痒难搔，乖乖不得了，世上竟然有此等人才！他当即要求杨先生安排一见。
好巧不巧的是，没等杨昌济把毛主席介绍给他，章士钊就和毛主席在一次讲座上“偶遇”了。
结果下了课章士钊连家都没回，直接跑去杨昌济家，进门就喊：怀中（杨昌济字怀中），不要犹豫了，赶紧把小姐许配给毛润之！
自己的学生把一向目高于顶的章士钊给震住了，杨昌济十分得意，于是拿出了毛主席之前写的文章给章士钊看。
毛主席等1920年初在北京
毛主席文章中展露的文采和气魄使得章士钊目瞪口呆，半晌喃喃说出一句：不得了，湖南要出帝王了！
章士钊的意思是，封建帝制已被推翻，毛主席虽不可能为帝王，却有帝王之才！
要知道，孙中山革命伟人，袁世凯旷世枭雄，对此章士钊也不过颔首而已，至于后来的黎元洪、段祺瑞等大军阀、大权贵他更不放在眼里。只能说，毛主席的才华实已超出了章士钊的想象。
毛主席为赴法勤工俭学同学募捐时才发现耗费巨大，简直如天文数字，而他当时做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只有八块大洋，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窘迫之际，毛主席想到的第一个帮忙的人就是章士钊，于是带着杨昌济的信登门拜访。
章士钊果然二话没说答应下来，他发动人脉关系，没几天就筹集到2万大洋，并一次性转交给了毛主席。
章士钊和家人
当时大洋一块七毛可以在北京第一流的饭店海吃一顿，2万大洋相当于一万六千两白银，可是十足的一笔巨款。一个人能有个三四千大洋，差不多就衣食无忧了！
章先生没任何犹豫，甚至没有叮嘱就把钱转给毛主席，足以看出他对毛主席的信任与厚望，这种信任转化成的激赏绝对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夸赞而已。
当然毛主席也没有乱花乱用这笔钱中的任何一分，几个月后他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总共只花了六块大洋。但就以杨家在长沙的地位声望，婚礼花六十大洋、六百大洋都不为过。
后来，章士钊先后积极营救李大钊、陈独秀，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在租界的他坚决拒绝日寇和汉奸的引诱，不久抵达重庆，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参政员。
1945年8月，毛主席抵达重庆参加蒋介石的“和平谈判”，9月底专程拜会章士钊，征询他对局势的看法。
毛主席到重庆参加谈判
章士钊不言，秘在毛主席手心写一“走”字，并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毛主席会意，迅即离开重庆脱险。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留居北京，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5年的一天，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由于工作繁忙，读到信时已经是晚上了，但他读完信之后，立即让卫士长李银桥买两只鸡送到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家去。
由于当时商店和菜场都关门了，李银桥东奔西找了好久才把鸡买到。等他把鸡送到章家已近半夜。
章士钊提着鸡哈哈大笑，对李银桥说：“主席这是告诉我，我的信他已经收到了，你帮我向主席道谢！”
解放后毛主席与章士钊（左一）在一起
大家十分奇怪，因为当时既不是逢年过节，也不是什么特殊日子，为什么毛主席要特地嘱咐给章士钊送鸡呢？
后来大家才明白，原来毛主席送鸡给章士钊这个用意的典故出自《三国志·桥玄传》。
桥玄是东汉名臣，曾任太尉。曹操二十多岁还默默无闻，别人都看不起他，唯有桥玄对曹操青眼有加，并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桥玄还和曹操约定，将来经过我的墓地，一定要用鸡和酒来祭奠我，要不然老夫诅咒你肚子疼。
又承从容约誓之言：“徂没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怨。”
这是毛主席用曹操和桥玄的典故来表达当年章老对他赏识和支持的感激之情啊！只有毛主席和章士钊这样的大风大雅之人，才能给后人流传这样相知和相酬的佳话。
章士钊（左三）与周总理等在一起
三、破例为跟着共产党走的姜济寰“请托”
1920年底，毛主席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婚后不久他们住在时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姜济寰在清水塘的官署里。
当时毛主席为了筹备建党活动四处奔走，已经成为湖南当地官僚、地主和资本家的眼中钉，但是却没有人敢去找他的麻烦——他住在长沙城一言九鼎的姜老太爷家里，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找姜老太爷的麻烦？
姜济寰，1879年生，湖南长沙杨树塘人，清末秀才，老同盟会会员。他是湖南督军谭延闿的坚定盟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湖南独立，谭延闿出任湖南督军，姜济寰就是谭延闿指定的第一任长沙县知事（县长）。
姜济寰和徐特立是同学，二人早年都主张教育救国，他出任长沙县知事之后立即写信给时任省临时议会副议长和省教育司教育科长的徐特立，请他主持教育事业，计划在长沙兴办一千所小学。
姜济寰与儿子姜治方
徐特立收信后二话不说，立即辞职组建长沙县第一高等小学堂和长沙县立师范学校，当时学校的场地和经费都是姜济寰设法解决的。
后来，姜济寰亲自出任长沙县立师范学校的校长，曾经给毛主席上过国文和历史课，因此也可说是毛主席的老师。
在长沙教育界工作时，姜济寰认识了杨昌济，二人一见倾心，结为至交好友。因此，他也可以说是看着杨开慧长大的。
1918年，军阀张敬尧得段祺瑞之助占领长沙，赶走谭延闿，姜济寰因而辞职，专心任教，不久毛主席发起驱张运动，于1920年6月成功赶走张敬尧，姜济寰复任长沙县知事。
经过此次事件，姜济寰对毛主席这位杨昌济的得意门生青眼有加，1920年7月，毛主席、萧子升、易礼容等人在长沙发起“文化书社”，姜济寰首先响应参加，并慷慨出资300大洋作为书社运营经费。
当年姜济寰等筹建的湖南师范大学
当时，文化书社募集到的资金一共500多大洋，姜济寰的出资占到一大半，成为书社最大的投资人。
姜济寰虽然是个“大官”，却毫无架子，面对毛主席这样的寒门子弟也肯折节下交，令毛主席十分佩服。
两个月后，同盟会老会员贺民范牵头在长沙成立了研究苏联十月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会”，作为湖南省财政厅厅长的姜济寰也参加并担任总务干事，毛主席在研究会担任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
1923年2月，姜济寰随同谭延闿去广州结识孙中山，当时，国民党在中山先生领导下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主张，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姜济寰在广州与时任国民党组织部秘书的毛主席再次相遇。
这次重逢之后，姜济寰与毛主席相知日深，成为国民党左派的骨干之一。
北伐前的国民革命军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的姜济寰负责主编军内刊物《革命》，1925年11月，他特别邀请毛主席在该刊物发表了重要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这篇文章由于思想激进，一开始没有在中共中央的刊物发表，结果在《革命》刊行后引起重大轰动，为北伐战争做了很好的思想铺垫。后来被毛主席指定为《毛泽东选集》的开篇。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于11月1日占领南昌，姜济寰担任江西省政务委员会主任、民政厅长、建设厅长、司法厅长、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农民部长，成为位高权重的实力派人物。
就在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刻，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导致南方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清共”，局势日益险恶，以周总理、叶挺、贺龙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心在南昌发起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
这时，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到南京开会“清共”，姜济寰成为代理江西省主席。
他对在南京、长沙、武汉等地出现的针对共产党人的屠杀事件深感不满，因此，当老朋友徐特立，林伯渠来拜访，希望他一起参加起义时，他毅然表态：我跟共产党走！
48岁的姜济寰这就是抛下奋斗半生得来的地位、权力、财富不要，自己的身家性命不要，铁了心跟共产党人闹革命了！
在姜济寰的安排下，朱德朱老总被任命为南昌市公安局长，南昌周边多个地区的县级行政长官也被暗中更换成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南昌起义
8月1日凌晨2点，南昌起义爆发，国民党江西省警备司令部值班室打电话给省长办公室告急。早有准备的姜济寰指示：“情况不明，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结果，南昌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就这样束手束脚被动挨打，起义部队没有付出太大的损失就取得了胜利。姜济寰的支持，对于南昌起义胜利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8月3日，姜济寰以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身份在《江西工商报》发布安民布告，布告写道：改造始自江西，原以攘除党贼。实行三民主义，遵行三大政策……
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姜济寰也跟随部队行动。 后来部队被打散，姜济寰父子流亡日本。1929年，他回到国内，通过谭延闿的关系得到国民党行政院参议的虚衔，勉强度日。
1935年，姜济寰在南京病逝，后来抗战爆发，姜家颠沛流离，家财荡尽，到解放后生活已十分困难。
毛主席批阅文件
姜济寰夫人黄族英没有办法，只好大着胆子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衣食无着，生活窘迫，希望国家能代为解决工作问题。
尽管对家人、朋友、乡亲的请托一概谢绝，毛主席对这封来信却十分重视，因为他知道姜济寰不仅是自己的老师，更是最早跟着我党走的、级别最高的国民党行政官员。
这位对我党提供过重大帮助的老朋友的情谊可不能忘啊！毛主席慎重地批转来信：“似可酌予帮助，请统战部徐冰同志（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处理。”
在统战部的安排下，黄族英到江苏省文史馆做了一名助理馆员，得到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这是毛主席为数不多的几次破例“请托”之一，也证明着他作为伟大领袖的人格魅力。
毛主席活在人民心中！
不忘师长恩情，有分寸、有情义、有原则、有格调，这就是作为伟人的毛主席，也是作为常人的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