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上旬, 中央苏区的战略要地广昌、筠门岭、龙冈、建宁等相继失守, 南北大门洞开。红军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破灭。
面对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被“左”倾路线者排挤出军事指挥之外的毛泽东却没有置身事外，6月中旬, 毛泽东得知中央红军将向湘鄂西转移, 便直接找到博古, 表示不赞成这个决定。
博古问毛泽东：“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有一个办法可以打破敌人的‘围剿’，”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就是打圈圈。”
然后，毛泽东提出了“打圈圈”的具体办法：中央红军从江西会昌出发, 经南康、崇义一线, 再跨过罗霄山脉进入湘南地区, 攻占湘南数城之后, 最终进入阳明山北部的水口山一带, 以“围魏救赵”的战术，引开围困中央苏区的蒋介石大军。同时, 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毛泽东说：“我们再以主力取宜章、南雄, 再回师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就打破了！”
可是，年轻的博古并不认同毛泽东的方法。他认为既然是兜圈子, 就应该兜到更远的湘鄂西去, 彻底摆脱敌重兵“围剿”。而湘南是蒋介石中央军的重兵之地, 红军到湘南, 还是难以摆脱困境。博古还说：“当初四方面军冲出敌军包围, 向西转战三千里, 尽管损失惨重,最终摆脱了‘围剿’,还开辟了新的川陕根据地。”
“这……”毛泽东还没说话，博古又接着说：
“我们主力从信丰过赣江, 进南岭, 沿南岭攻汝城, 进湘南, 最后到湘鄂西与红3军会师，就可以在黔北、川东南、湘西和鄂西南四省边界上, 依托险峻的武陵山, 在西侧开辟出新苏区。”
“为什么要这样呢？”毛泽东说，“肯定行不通。”
博古提出了四大理由:
1.目前中央苏区离蒋介石的巢穴江浙太近, 靠近长江和铁路线, 利于敌人集结兵力和后勤补给。
2.中央红军突围到红四方面军的川陕边苏区至少需要半年, 而到贺龙的湘鄂西苏区只需3个月。
3.武陵山西侧是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好地方, 能发挥红军的擅长。
4.贺龙为人正直, 没有排外思想, 组织观念强, 对中央尊重。
“红军突进到靠近上海、南京的这些地方, 相当于在敌人的心脏上插上一把尖刀, 可迫使蒋介石回师。”毛泽东还说，“你们怕和蒋介石正面交锋, 我不怕, 我在这里人熟地熟, 不怕堡垒战。”
但是，他去湘南打圈圈的计划，还是没有得到博古的认可。
7月, 毛泽东又向党中央建议:“中央红军往西边去, ‘改取战略进攻’, 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 不是经湖南向贵州, 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 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消灭之。”博古依旧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10月初, 毛泽东派警卫员胡昌保和吴吉清送信给博古。毛泽东这封信与以前向博古提出的突围计划是一致的，即：“现在应把主力抽下来, 进行整训, 以小部队采取游击战或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 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 把肥的拖瘦, 瘦的拖垮。”毛泽东再次提出红军突围到湘南、湘中，用游击战、运动战，围魏救赵，解中央苏区之困。但是，博古还是认为红军在湘南兜圈子, 难以逃出蒋介石的掌心, 是“钻牛角尖”。
为什么毛泽东一再坚持用“兜圈子”的办法来打破敌人“围剿”呢？
因为他领导前三次反“围剿”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并且都成功了。在井冈山时期，他面对敌军的“会剿”，也是不据险死守, 又不放弃根据地, 而是采取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解了井冈山之困。他“打圈圈”最经典的，是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当时敌军30万,央红军只有3万人, 主力远在千里之外的闽北, 结果中央苏区除兴国外, 全部县城都被敌军占领。毛泽东率部千里回师, 带领红军穿过几股敌人的结合部,到达兴国。这是一步大险棋, 几万红军穿过敌结合部时, 战士口含树叶, 战马口塞木楔。当时有人称此举是“钻牛角尖”。但是,毛泽东这牛角尖却完全“钻”通了, 红军以3万人打破了蒋介石30万大军的“围剿”,并且还使得中央苏区得到大发展, 赣南、闽西连成一片。
这是毛泽东用兵的高明之处。但是，他的建议又博古、李德束之高阁，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毛泽东的红军突围计划是可行的。1934年11月, 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 彭德怀也向党中央提出类似建议，依旧没有得到博古等人的采纳。彭德怀提出了什么建议呢？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解放军十大统帅鲜为人知的历史》一书记述了此事，该书为该社的年度畅销书，曾经名列中国军事畅销书热卖榜第一名（如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