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江宇舟】
特朗普将于1月20日就职，他本次的就职典礼并不太平，内有“独狼袭击”和加州山火；外有威逼盟友、政潮不断。而这背后不仅仅只是局部操作的心血来潮或漏洞失误，更是整个西方阵营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所形成的火山，正在一股股“试烟”，酝酿着更大规模与频率的喷发。
在前文《攻守之势正在改变：2025等待回答的四问》，笔者提出我们已经处于大时代的转折点，本文是前文的下篇，站在传统发达国家的视角，再一次论证力量对比因何而改变，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现象之下有着怎样的政治经济脉络，而这些问题又是否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共性症结，究竟依靠什么才能打破所谓的“惯性”。
一、西方国家近期政潮的根源，是经济发展陷入了结构性矛盾
近期德法加韩等国政潮不断，美国则在短短四年又一次政党轮替，某些人极力要为我们营造的西方发达国家恢复快、就业好、财富增、外资抢的形势大好，与现实却是那么地格格不入。但凡他们所言有那么几分真实，我们都只能得出一条结论，就是西方老百姓吃得太饱，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换一批更加激进的政府，将对刺激的追求贯彻到底。
其实，吹鼓手举出的每一项“形势大好”的数据，背后都自有一番曲折，了解来龙去脉以后，我们才能明白导致这一系列政潮的经济基础，这是每一户人家普适的柴米油盐、喜乐悲欢。而将这些悲欢汇聚起来，是它们基本面已经出现了普遍性、周期性、结构性的矛盾，在转折点此消彼长的进程中，它们构成了“消”。
从基层角度来看，最直观的痛点就是近年以来生活压力攀升，体感急剧恶化，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又是疫情爆发以来迅速拉高的通胀，生活成本急剧攀升，美国各主要盟国的通胀率都出现了极其相似的走势。
各国近十年来通胀率对比（单位：%）。 图表来源：Trading Economics。
这种趋同的走势也是西方国家自身经济日益陷入对美依附的缩影。在美国政策的影响下，它们或是对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家发动贸易战、构筑关税壁垒，主动推高本国从生产制造到消费全链条的物价水平；或是策动多方向的地缘冲突，造成能源危机；或是量化宽松，连续货币超发，且热钱投向脱实向虚，形成大量泡沫……在多方因素影响下，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问题，最终在新冠大流行后被引爆。
即使在官方数据通胀趋于缓解的2023年以来，依然能够看到与官宣数据不符的差距。根据麦肯锡调查，虽然2023年下半年欧盟27国的名义工资增速为6.3%，但实际工资平均比2019年降低1.2 个百分点。2023年，共计88%的欧洲人认为2023年物价上涨，其中59%的欧洲人认为物价“强劲上涨”。欧盟自己的报告也承认，通胀依然是民众认为最重要的议题，没有之一。
物价高企的同时，贫富两极仍在持续分化。据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Eurofound）提供的统计图表，法德意等国的收入和工资不平等现象，较疫情前又有了加剧之势。美联储近期公布的2023年底美国家庭净资产统计同样耐人寻味，简单的算术平均，每户家庭资产可达120万美元。不过，如果按每户净资产中位数计算的话，每户仅为19.2万美元，进相当于算术平均数的16%，“被平均”现象更为突出。
2007-2022年德国、意大利、法国的收入不平等（红线）、工资不平等（黑线）和就业水平（虚线）演变。 图片来源：Eurofound。
仍以美国为例，从纸面上看，家庭财富在疫情中反而还加速增长，2020年以来的家庭净资产名义增速达到了40%，哪怕剔除20%左右的通胀，实际净资产仍有20%的增幅。可是其中不乏房价攀升的托举，同样是美联储在2023年的统计显示，房屋价值中位数已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4.6倍有余，美国家庭的住房负担能力降至历史低点。截至2022年，超过3/4的家庭净资产不足10万美元，较2019年疫情时期仅增长了4%，剔除通胀以后将是负增长。
在最近陷入“第51州”风波的加拿大，房地产对资产价格的托举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国曾在2021-2022一年内平均房价增幅高达30%，大多伦多地区甚至同期增幅达到1.5倍。但超越了需求者正常消费水平的房价最终成了有价无市的纸面富贵，全国房市在没有“三条红线”的情况下陷入了更为严峻的萧条，作为他山之石提醒着大洋彼岸：房地产的结构性调整，根本上究竟是监管的问题，还是价格与需求的问题。
再回到美国，从家庭的收入五等份划分，来看不同层级家庭保有的财富占比，也能发现贫富差距仍在加大，疫情以来，除了最富有的1%家庭财富占比仍在增长，其他层级都在持续下滑。
疫情以来美国家庭净资产（左）和收入五等份的家庭财富占比（右），最富有的1%家庭（深红色线）财富占比仍在增长，而其他层级都有不同程度地下滑。 图片来源：东北证券、路透社。
相比之下，欧美国家的就业确实普遍处于疫情以来的恢复阶段，部分国家的新增就业人数和岗位需求仍处于阶段性高点。但也在积累不确定性，以美国为例，反复“修正”就业人数的伎俩已然路人皆知，即使按纸面统计数据，将一个长周期合订起来看，过去三年，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也在不断下滑，且作为风向标的建筑业和制造业就业都出现了降温迹象，后者甚至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即使按统计口径，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也呈现下降趋势。 图表来源：东北证券，2025年美国经济展望，2025-1。
根据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统计，美国出生的本土居民正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进程正在加速，适龄（16-64岁）人口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16.9%增加到2024年4月的22.1%。
更有意思的是，移民对于就业增长的刺激也在递减，甚至从疫情以前就出现了这样的趋势，截至到2017年，1990年后进入美国的移民及其后代，只是将适龄人口的就业份额从63.9%提高到64.4%。
造成此类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高精技术类工种始终处于稀缺状态，此类移民的流入反而是越来越少，且极易受到日趋随意的政策干扰。美国近期围绕H1-B签证引发的风波正是该问题的缩影，“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之一拉马斯瓦米甚至痛斥“美国文化长期以来崇尚平庸而非卓越”，无法满足这方面需求。
另一方面，则是在衣食住行、运输仓储相关的基础制造和服务类行业，供给真正过剩，新移民占比过高，且不少受教育移民的技能和教育背景与该类工作不符，出现严重“错配”。
不仅是美国，移民输入就能促进就业的“理所当然”，正在西方国家遭受普遍挑战。本轮加拿大政潮中，舆论对特鲁多的一大抨击点就是：创纪录的移民水平却几乎没有带动可工作纳税人的人口占比。其实加拿大只是诸多反面典型中的一个而已，从多国数据来看，都出现了移民增速大大“跑赢”就业率增幅的情况。
因各国统计数据发布时间不一，故起讫时间有些许误差。美法两国为2023年较2015年的增幅，德国为2021年较2015年的增幅，加拿大为2021年较2016年的增幅。 图表来源：根据Fred（联邦储备经济数据库）和各国统计局数据汇总自制。
而这些现象的表象背后是更为深层的人力资源供需结构矛盾。西方国家“产业空心化”的过程，造成了基础行业的大量迁移。高新技术看似蓬勃发展，但从场景到应用的转化却有边际效益递减之势。只靠一味的概念炒作，缺乏大面积的应用推广，甚至连基础加工都在国外，长此以往不仅高精尖行业的就业受到限制，连能够给被他们蔑称为“低端移民”提供的基础行业工作机会，也一样越来越少。此时出于“政治正确”引入的移民，在不事劳作的环境中又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陷入基层矛盾的恶性循环。
此时正是在技术领域，已经出现了工业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科创东移”现象。根据联合国下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全球百大科技集群排行榜，进入榜单的欧洲（不含俄罗斯）科技集群由2017年榜单中的35个减少到2024年榜单中的27个，美国由同期的30个减少到20个，中国内地由4个增长到26个（含港台共计28个）。在前20大集群中，2017年，美欧中分别有7个、6个和3个；2024年则变为6个、1个和8个。
2017和2024年全球百大科技集群分布。中国头部科技集群的增加不仅是数量的增加，还是覆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全方位增加。 图表来源：WIPO。
这样的变化也已经传导到了生产和出口，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所提供的数据，已经实现工业化的高收入国家，其制造业增加值在1990年占全球份额高达74%，到2000年仍有72%，却在本世纪加速收缩，到2022年仅有49%。在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由2000年的75%收缩至2022年的56%，预计再过几年同样将跌破一半份额。
也正是在从技术到产业正在经历这样一番东升西降的历史性节点，欧美国家经济增长的驱动内核正在受到严峻挑战，这也同样会让它本已存在的财政问题被进一步放大。
近年来西方国家的财政情况仍在趋向恶化。一方面，政府债务扩张速度跑赢经济增速已是普遍现象，且仍在持续飙升之中，美国自不必说，欧盟平均的政府负债率已经突破了80%，除德国尚能控制在65%以内，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主要国家都已突破100%。
另一方面，财政赤字也仍在扩大，在G7国家中，政府赤字率基本都达到了上一轮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的阶段性高点，像美德法意等国更是达到了历史性高点，财政资金的缺口日益扩大。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加入欧盟的要求包括了赤字率低于3%和政府负债率低于60%。若是以此考核，截至2023年，G7国家已经“全军覆没”。
G7国家政府负债率（左）和赤字率（右）。 图表来源：根据各国统计局数据汇总自制。
欧洲央行在去年底刚发出警告，如果不能降低公共债务，促进增长，扭转“政策不确定性”，欧元区将面临另一场债务危机的风险。但要削减投资规模、收缩财政开支、挖掘新增长点，在当下时点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于非美西方国家来说，要保证本国经济政策的独立自主、不被某些域外强国所绑架更是难上加难。
更为黑色幽默的是，这些国家追随美国战车，已经给本国带来了生产生活成本全链条上涨、财政大幅度恶化。在特朗普上任后，居然还将面对美国的领土和主权让渡要求，并公然干涉本国领导人更迭。更有甚者，“盟主”的行为还先于俄罗斯触犯了整个防务联盟的相关条约，真是“组团防贼七十年，方知团长是盗长”。
除了赤裸裸的政策绑架与内政干涉，经济上的“美元镰刀”也是人所共知。近年唱衰中国经济的一大理由就是美元汇率不断上升，导致按美元计价的中美GDP差距又有所拉大。其实拉入其他国家一对比，就会发现比中国压力更大的大有人在。如果都按美元计价，其他G7国家的GDP几乎是十年不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而这绝不仅仅只是生产总值的计数口径问题，其背后是一个国家的资产定价体系和跨境资本流动问题。
按美元计价的G7国家和中国GDP，从中就能窥见世界经济格局变动，以及为什么说“天下苦美久矣”。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面对这样的汇率镰刀，中国能做的是发挥自己强大的制造和建设能力，以一篮子工业品和消费品锚定自己的货币，在外部环境波云诡谲的情况下，依然稳定本国生产生活成本，同时输出正外部性，构建一个个双边多边乃至全区域合作机制，去对冲某些国家级印钞机对各国资产定价体系的扰动。
这需要一个国家同时具备广阔的发展纵深、强大的实体经济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中国能够做到，可其他这些发达国家呢？当这些所谓的发达国家，从原本的“加油包”，不断沦为某一个发达国家的“放血槽”时，它们的“发达国家”招牌又还能悬挂多久？它们的内部合作机制还能持续多久？
这样星星点点的现象，同样构成了时代转折点到来的子夜寒星。
由着上述问题，我们也不禁要问一句：对于经济现象的分析，是不是只该停留在对于浅层数据的排列组合？是否应该从构成这些数据的基本要素、社会现象、民众体验出发，放置到时间、空间的维度去进行完整的复盘？
很多人都说讲经济学的人太多，其实笔者觉得，这些年恰恰是能做“比较经济学”的老师还是少了。有些舆论一面嘲讽着自己国家的进步，割裂了现实条件与外部参照系的比较，去贬损实实在在的成就，连带着“宏大叙事”都被他们说成了贬义词。可另一面呢，又乐得替西方发达国家鼓吹“宏大叙事”，安于几个数据一列就套公式一样的得出结论，分析手段和2500年前的郑人买履别无二致。
所以这些年笔者越发明白，为什么有一门课一定要叫“政治经济学”。在写作本文时，也欣闻文一老师牵头主编的《宏观经济学》取得重大进展，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也有幸亲眼看到文老师对于这套教材的倾注投入。祝愿本书能早日与莘莘学子见面，也祝每一位立志讲好中国故事的老师和同志，在我们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中不断登上新高峰！
转折时代的火焰，是各条战线多少这样的同志齐心协力点燃的，温暖了子夜，等候着日出。
二、上层建筑在结构性矛盾中，日益极端、撕裂和失能
把视线再转回西方国家的这波政潮，其实又一次以躲过联动的形式论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约在2015年前后，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与执政党轮替就开始加速，这是经济形势传导到基层痛感的必然反应，激活的远不仅仅只是美国的MAGA。2021年以来这短短四年光阴，部分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更换速度甚至已经接近或超过了前十年。笔者判断这还很可能只是新一轮大动荡的“上半场”。
西方主要国家1991年以来每十年更换领导人次数，可见大多数国家出现了近年加速的趋势。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之所以有如此判断，是因为轮替加速的表象背后，是政治斗争正在走向极化。这里必须请出鲁迅先生压阵。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在论证为什么“谴责小说”不同于一般讽刺小说的原因在于“虽命意在于匡世……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
这种看到脓疮不仅不悲痛，反而享受起指责的快感，进而洋洋得意的模样，何尝不是如今西方政坛大量反对党病态的真实写照？一旦这样的“谴责型政党”，仅仅依靠批判激发的共鸣赢得选举，也只会转变为“谴责型政府”，继续喋喋不休地谴责前任摊子太烂、谴责政坛掣肘太多、谴责国外占便宜太甚……
既要抱残守缺，坚持“民主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东方之上”，不敢真正直面生产关系的积弊；又要转移矛盾，将自己无法兑现的承诺转为对除自己以外的全体责怪，将谴责的嘴炮发挥到极致。且兑现压力越大，谴责越是妙嘴生花。
之前已有专文分析，很快我们就会看到特朗普之流再一次表演如上，而这种党同伐异只会把本国政治推向下行螺旋，政坛热闹了，社稷荒废了，如同无人看守的庄严古墓渐渐在蛇虫百脚的喧嚣中沦为荒冢。
而相互谴责的沼泽之下，是西方政治左右光谱的紊乱。过去几百年，曾有过形形色色的分类角度，试图将西方政党的左右翼加以精细化的区分，用“无微不至”的显微镜视角，形成了一系列我们耳熟能详的教条，烙进了西方政治学教科书，但如今却发现如今大批政党在实践中却已是左右横跳。
西方对左右翼的若干维度分类。结果主流政党早已经“左右横跳”了。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几十年来，经历了凯恩斯主义和里根-撒切尔时期，西方所谓的“左右翼”政党来回穿插于政府干预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早已不是泾渭分明。再强调“小政府”，也时不时扩大财政投资、干预市场分配、对选民“赎买”；打着“改革与平等”，却往往在平权运动中倾向某些少数族裔和团体，乃至主义变生意，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诸多“白左”政党价值观喊得山响，在经济政策上却比右翼还要贴合利益团体鼓吹的自由放任；更不用说当本国产业优势丧失时，对保护主义的取向更是跨越左右，不约而同地试图封杀潜在对手，此时又视市场如无物、契约成弃约。
说白了，左右翼分类的根源在于代表的阶级利益，这点被淡化回避以后，两波看似代表不同人群、实则代表同一阶级的党派，又能有多大的区别呢？
也难怪诸如玛丽·勒庞这样的极右翼领导人会宣布“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古老辩论已经走过了它的时代”，这又引出一个更为讽刺的事情——西方传统政治光谱里部分“极右翼”政党，现在反而可能比传统的左右翼建制派们更贴合实际一些，他们的政见也不能一律以“民粹”、“极端”呼之，反而不时冒出一些切中时弊的主张，诸如反对本国盲目追随他国卷入不必要的国际冲突、控制移民数量、反对平权泛滥、抵制过度环保动保等等。社会现状更是让一些激进主张似乎成了纠偏猛药，结合高通货膨胀、高本土失业、高两极分化的基层痛感，吸引到了越来越多的选票。
“极右”向中间派靠拢，干了本来中右该干的事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过了戴高乐、阿登纳他们要让欧罗巴自立自主的旗帜，也不知欧共体诸多先贤们泉下有知，对此又会作何感想。
这种光谱的紊乱，反映了被某些人鼓吹为名言至理的西方意识形态正在加速动摇，圭臬一般的教条随时可以转为实用主义，却又偏偏回避了如何通过改革生产关系，重塑造血能力，只是专注于将大量资源投入到讨好选民、虚假平权、塑造假想敌、制造仇恨与对立之中。这让执政党的实用主义，又进一步堕落成只关注眼前利益的应激反应，这种短期刺激带来的弊病与漏洞，势必为在野党所利用，从而加剧上文描述的彼此攻讦。
由此，执政党往往会用极端的、激烈的手段，去推动他们认为“政治正确”的事情，一旦引发强烈的民意反弹、严重的社会后果，推动在野党上台后，后者又会以更为极端的、强硬的手段推翻上一届的决策，贸然颠覆又会得罪相当一批人群，出现新的严重后果……由此进入一个不断下行、不断劣质化的“极端循环”。
此时无论是政局的稳定，亦或是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促进，更有一个国家发展所必需的长效规划机制、一个社会所必需的价值基本认同，都会受到严重破坏，契约变“弃约”的回旋镖打回的是自己，瓦解的是认同、稳定与发展。
其实对于这类问题，并非是没有解药，某一副药方已经研发了两个甲子，经历了大量试验，并在西方日益加速的轮替中，展现了自己强大的续航力与稳定性。
这副药方的名字就五个字：民主集中制。
可问题来了：他们敢学吗？
就算敢，以如今的政坛风气与政客能力，又学得像吗？
由庙堂上的“极端循环”不断传导到江湖，就是全社会政治极化的加速。一系列社会调查和数据积累都显示，这种由政治对立引发的社会撕裂，已经到了近几十年最为严重的节点。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一年后的统计显示，美国两党支持者的 Facebook 用户几乎没有共同的兴趣；对彼此政党的感情落差也在扩大。 图表来源：The Conversation，ANES。
社会撕裂的尽头就是分离主义抬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曾在2021年拜登就职半年后做过一项调查，结论相当惊人：居然有52%的特朗普选民和41%的拜登选民支持根据政党路线将美国划分为多个国家。
同年的一项另一项民意调查将美国分为五个地理区域，发现 37% 的美国人赞成从他们自己的地区分离出来。44%的南方美国人赞成分离，共和党的支持率为 66%，而民主党在太平洋各州的支持率为47%。
美国不同区域各派选民对本区从联邦分离的支持率分布。 数据来源：Bright Line Watch.
当然，会有人认为口头宣泄并非真实政治主张，但从动态视角来看，这些30年前绝对纯属梦呓的“口头宣泄”，如今甚至能够作为一项议题，登上成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版面，成为高校研究机构追踪的课题。如果上文描述的系列乱相继续蔓延，结合经济、市场与技术优势的持续丧失，30年后又当如何？
在这些政治撕裂与基层离心之上所表现的，就是现实社会治理失能的事件不断产生，无论是极端袭击的不断增多，还是山火风灾的救援无力；无论是远大规划的纸上画饼，还是操作不当引发的人祸连连……更有那形形色色的史密斯专员，都在以实际行动侵蚀国家的意识形态根基，让那些曾经所向披靡的价值观日渐空洞和可笑。
特朗普这样的政客，在“二进宫”前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而笔者在一系列前文中已经分享过对他政见、班底和约束条件的看法，我相信，这个依然在围绕表象问题和涉外噱头炒作，而不敢直面本国经济基础矛盾的总统，他的未来四年，无非是向着深渊多踩几把油门。
还记得《美国两党药方：如何背离了经济基本面和民众关切？》的最后一句话吗？
“最多再进行两三次类似的总统大选，美国人民的制度自信就会被深度动摇了。”
这样的判断不仅适用于美国，其它欧美国家甚至会更早、更快、烈度更大，以十年为期，我们拭目以待。
也正因此，这几个月从外国背包客单方面免签入境的好评如潮，再到外国网友涌入小红书后的艳羡连连，其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是东西方转折临界点的浓缩与记录。
必须承认，我们的软实力已经落后于硬实力，在舆论宣传上依然存在不少“术”的不足。但只要当经济基础之“势”、社会治理得“法”这两大前提依然存在、并能巩固提高时，作为“术”的说服也只会是时间问题，甚至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自有大儒为我辩经”，或者像本次小红书事件那样，普通的APP用户表现出的战斗力就胜过十几年说教。
我还是祈祷在意识形态领域千万别是躺赢，期待看到千千万万同志在这个看不见的广阔天地里输出真理。
三、“历史终结”才是乌托邦，我们与时俱进的征途将是文明真正的模样
行文最后，笔者想起了一个60年前进行、如今又被炒红的实验——25号宇宙，让小鼠们在一个相对宽广的空间，提供无限的食物和水、适宜的温度和病毒防控，最终这个“老鼠们的乌托邦”，却在老鼠数量刚达到承载极限55%的时候迎来了崩溃。
后世虽然有不少反对者，举出了种种认为这个实验不够严谨、不适用人类社会之处，诸如生活环境控制的偏差、老鼠近亲繁殖导致的缺陷、圈养造成的过度族群互动……甚至是老鼠内分泌与人类的区别。连试验者本人也只是指出，该实验研究的是在过度密集的社会空间下造成的社会心理问题，并无其他意图。
可这个实验如今又被翻回，恰恰是一部分当代人面对当前这个世界，体会到了更为深刻的隐喻。当现实所谓“发达社会”、“福利生活”的一个个标杆，日益走向它们鼓吹的反面时，人们似乎能够跨越环境和物种的一系列质疑，去重看这场实验，人类文明似乎真有成为动物世界的可能。
本文无意评论这个实验的精确程度，只作为一个延伸思考，即使被反方认为的“过度阐发”确实应验，人类真有可能在“乌托邦”里迎来“动物世界”，我们可以警醒，而无需焦虑。因为这恰恰证明了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形态，绝不是西方造谣的“乌托邦”。
我们孜孜以求、先辈们甚至为此抛头颅、洒热血的社会形态，与乌托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我们谋求的不仅是不断发展生产力，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更是把这样的发展内划到社会的机制、倡导与个人的价值之中，形成人人都可以出于自我实现需要、主动劳动去创造价值的精神文明，而不是简单地躺平领粮、混吃等死。
回看上文所提到的从技术、生产直到输出的全球格局变化，作为中国人，我们也都很清楚促成这个进程的主力是谁，这个70年前才开始大规模工业化的国家，如今的制造业已经突破了全球份额的1/3，并且超过了其他9大工业国制造业产出总和。并且还在向着更大、更快、更新继续发展，继续勇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潮头。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多少亿人、多少代人被激发出了主人翁精神，正是这样惊人的主观能动性，百川汇海、众人拾柴，才凝聚起了如此气势磅礴的宏大伟业。
这一刻，好想穿越回去告诉他们、感谢他们……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在欢庆之余，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内来说，我们追求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动力是激发了内生出来的，不是压迫了“卷”起来的。对外来说，点开科技树的进程，也意味着对高附加值的攀登，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与总需求尚未彻底爆发以前，这样的利益格局重塑也将加剧我们和某些传统强国的集体纷争。
我对未来最大的信心，就是陪伴我们一代代人成长的新中国，早已给了我们刻入骨子里的自尊自信，我们知道为何而生、为何而战，我们从义务教育年代就消化了劳动创造文明的基本原理，我们不缺少能把自己的工作变为发挥创意、自我实现又能报效祖国的同袍，有多少人甘愿为“要做就做到第一”的快感去奉献此生。
与这样的精神境界和物质劳动相比，那群一面攻击我们“乌托邦”，一面鼓吹“历史终结”却不事生产、不知终点的人，把虚无的理论奉为终极真理，鼓吹一个制度就能让霸业万岁万万岁，其实才是真正在给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营造乌托邦。
巧得很，也正是在他们吹嘘“历史终结”的年代，有一位无论怎么凄风苦雨都能永葆笑容的东方长者，把“与时俱进”说成了口头禅，将老一辈集体经历的这段人生经验，又刻进了后辈中国人的DNA之中。
这一代的新人，与躺着高喊“终结”的“乌托邦”，如今已经说了再见，踏上了新一段与时俱进的征程。这一代将从赶超变成引领，纵使是引领，也依然有着广阔的星辰大海等待着他们的脚步，一如他们这五千年来的历代父祖。
与时俱进的魅力就在于：推陈出新却又一脉相承，这也是为什么能够“文明圣火，千百年未绝者，唯我无双”。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这才是当代文明，当代人类，该有的朝气和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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