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穿上“四个兜”，期盼来场惨烈的恋爱—

回眸参军五十载

雪域浪人

第一节——第三十三节（略）

第三十四节：期盼来场惨烈的恋爱

恋爱是指两个人因为彼此的吸引而产生的情感，在不同的时代对恋爱有着不同的定义，现代定义为两个人基于某些条件和共同爱好而产生的理想、抱负、仰慕；所爱的人彼此关心，互相理解、互相帮扶，并期盼能够信守承诺。

理想中的恋爱与现实生活中的恋爱，犹如互相平行的两条射线，她们没有办法交融。理想中的恋爱，有极少数能成功，他们为了爱会不受世俗的束缚，可以横跨年龄、种族和信仰的界限，但这种人这种爱凤毛麟角，多数人的爱情都含有“凑合”的成分。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年轻人恋爱，都逃脱不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桎梏，基本无法摆脱也无力反抗，就只能凑合。就我们边防军人来说，期盼来场惨烈的恋爱，基本上就是自我想象而已。

我探亲假期间和女朋友和平分手，家里当时是不完全赞同的，他们认为农村家庭，对象身体好，作风正，能操家理物就行了，其他的诸如文化、相貌都不重要。我返部队后，母亲又开始忙活托人介绍儿媳妇，有本村的也有外公社的，有的还寄来了照片，最终都被我婉言回绝了。

父母离异的残酷现实告诉我，婚姻不是儿戏，更不能勉强凑合。自己谈婚成家的时候，自然联想到父母失败的婚姻，她成了自己最好的参照物。

据母亲讲，他们结婚是随着欢庆家乡解放举行的，父亲婚后便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因为有些文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被政府培养成了干部；从乡镇领导走进了县团委机关，母亲则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环境的变化，他们的兴趣爱好，做事原则，或者说理想、抱负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共同语言越来越少。离婚前父亲很少回家，偶尔回家一次就是吵架，随着理念分歧的加深，最后就是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父母离婚时我刚过十岁，在母亲的要求下，继续陪伴在母亲身边。父母离异后都重新组建了自己的新家，父亲与继母生育了三个弟弟，母亲和继父生育了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无论从客观还是主观讲，我都需要有个自己的家。但为何要回绝呢？从某种情况下来说，那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母亲虽说没有读过书，没有文化，但她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种传统的习俗却看得很重，认为不论男女到了适婚年龄，就应当考虑结婚成家，只有成家才能立业，成家不仅能延续“香火”，而且还会沉稳做人。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可以说就是她们那代人追求的荣耀和幸福。

父母离异带给了自己太多的伤痛，上学期间虽说学习成绩相对优良，没有智力障碍，但内心因父母离异带来的伤痛却没有停止过。对一些微小的事情都特别敏感，始终感觉有人在背后议论、指指点点。在同学面前始终觉得抬不起头，胆小怕事，说话显得非常拘谨，做事总是小心翼翼。家庭不幸带来的思想负担、精神压力和超负荷的劳动，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缺吃少穿艰难度日，可以说是历尽沧桑。贫困的家庭，瘦小的身板，面对婚姻恋爱自然有些不大自信。

是部队这所大学校，教我学会了思考，增加了自信；学会了拼搏，增加了勇敢；学会了求知，懂得了努力；学会了奉献，懂得了珍惜；学会了尊重，懂得了宽容。在婚姻恋爱问题上，也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在那个非常封闭和保守的年代，超过适婚年龄取不上媳妇，村居四邻会有事无事的、旁敲侧击的指责当父母的不会为人，对父母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为了让母亲和继父放心，自己给他们写了封长信，重申了探亲离别时向他们表明的态度，即在婚姻问题上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酌情处理。如果自己能提拔为干部，我就给他们找一个自带“粮票”的儿媳妇回去；如果提拔不成，我退伍回到农村时再找。退伍后如果遇到高不成低不就，错过时机成为单身贵族，也请他们放心，自己决不会埋怨他们。说句大实话，自己亮给父母的态度，除去安慰的成分外，其实就是在下一场赌注，希望在情感世界里能成为赢家。

能否提拔成为干部，从此告别那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需要极大的勇气。赌提拔成为干部，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干部提拔，她必须遵循提拔的规则和和选拔的条件，宁缺无滥是部队选拔干部循守的原则标准。部队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除了张三李四还有王二麻子。你表现再好，错过某些限制性条件，组织放弃对你的提拔，你个人又能如何？能否成为赢家真没有十全的把握。要成为赢家就必须要端正态度，那就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在众多不确定因素面前，沉着面对，砥砺前行。

同乡战友是这场赌博的热情支持者、围观者和建言献策者，那时团直司政后机关都有同期入伍的老乡，比如军务参谋段光晨，宣传干事张松、杨德福，干部干事谭清树，被装助理员林远明以及在机关工作还未提拔的老乡有十来人，他们都是我的后盾、我的依靠。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在部队战友胜似兄弟，在某种情况下说，对战友的信任度往往超过组织。战友家信可以互相传阅，并可直言建议，我的家信战友们看了后有说慎重是对的，支持我在未提干时暂不谈恋爱，要谈也不能明确关系。也有的说农村妹纯洁，不泛“西施”暗藏其中，花2毛钱(航空邮票)先弄张照片来欣赏下，如果能对上眼，还是可以考虑为预选对象的。那时的我对婚姻恋爱真有点天然畏惧，不敢随意造次。

上世纪七十年代，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对婚姻恋爱还处于非常封闭和保守的状态，但对于谁家贫穷谁家富有却是敞开的，十里八乡谁都知道，你想隐藏很困难。我家在当地众乡亲眼里感觉还可以，这种光鲜是表面的，也是全家省吃俭用的结果。而实际上是很贫穷的，物质上，基本上没有存粮，个别年份还有“青黄不接”的现象发生，家庭日常开支就是靠卖粮食换钱购物；家里养的鸡下的蛋，自己基本上没有吃过，全部拿到街上卖了换生活必须品。精神上也穷，家里没有陈书，连一本新华字典都没有。没有电灯，连煤油灯也没有多的，经常是灯随人走，人到哪间房灯就端到那房间。这样的家庭条件，有几人能真正看的上？婚姻问题是百年大计，贫穷很难唤起对方的芳心与同情。

有人说感情的建立需要我们付出努力和耐心，它不是一蹴而就的瞬间，而是岁月的积累与沉淀，这话很实在。但感情的建立应该是有前提条件，如果条件不对等，你的耐心未必有用，你的付出只会付之东流。农村的确有漂亮、水灵、让人心动的姑娘，但她们的眼光也很高，她如果能享誉“西施”称谓，应该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社会资源丰富，她们怎能看上我等那遥远的边陲小兵？

七十年代的城市和农村，界线特别的清晰，农民基本上不能转成工人，农村户口永远吃不到商品粮。农村入伍的普通士兵，在部队提不了干，退伍必须是回农村。退伍前找个普通的农村姑娘凑合过日子，还有选择的机会，退伍后再找会困难很多；你如果要想找位城市姑娘做终身伴侣，那你就别想了。城市姑娘和农村姑娘相比较，她们视野开阔、眼光更高，择偶条件更苛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女知青们，她们孜身在农村艰难度日，但她们决不会放下身段委曲求全，当然也有个别和农民结婚的，但结局都不太好。

要让她们喜欢，除非你向阳而生，家庭殷实，有才学，有发展空间，否则就别去思念什么“西施”，更不要梦想聚城市姑娘为妻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入伍的农村青年，由于那段特殊时期的干扰，基本没有高学历，能有一个高中学历就很不错了。参军入伍到西藏，风吹日晒满脸都是“高原红”，即使你天生丽质也是老气横秋，加上兜里没钱，能够追随你的人真不多。虽说困难可以突围，贫穷可以改变，但这必须得有足够的时间，对方能等得起吗？老家有句俗话叫住“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女孩结婚找的是依靠和陪伴，不是自找艰辛与牵挂。

冬去春来，峰回路转。部队派人到村里搞政审的消息，象旭日的光芒照耀着我那贫穷的农家小院，原先根本看不上我这个穷当兵的那些个同村女孩及她们的父母，却降低身份找上门提亲，真有点“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情景展现。

那时我就经常在想，婚姻恋爱为什么不是感情，反而有点《政治经济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味道，“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或迟或早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回到婚姻家庭上来说，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条件，才可能组建什么样的家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感觉有句俗语叫“赖哈蟆”也想吃“天鹅肉”？说的很有哲理。

漫长的提干岁月虽说让自己心酸、傍徨，五味杂陈，但总算走过来了。有了军队干部身份，完全可以说充实了择偶的资本，那就必须充分利用好这个条件让其发挥出应有的效能。婚姻大事绝对不能勉强、更不能将就，决不能让父母的婚姻悲剧在我这里重演。

穿上了“四个兜”，自生条件发生了变化，思想不再象从前那么悲观了，择偶范围随之也扩大了，主动选择了去城镇和工厂开彊拓土。这种变化决不是提了干部就傲气横生，而是残酷的现实让自己明白了一些浅显的道理。找对象是终身大事，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用发展的眼光看未来。婚姻是家庭的基石，绝不是缺了就找，累了就换。我们没法改变过去与家庭，但可以改变现在、规划未来。我们虽说无力改变她人，但可以通过阅读、学习和思考改变自己。我们可以接受不完美，但决不做恋爱的奴隶，而要做婚姻的主人。

自己未来的爱人，必须是理解军人职业，支持戍边卫国；生活简朴、作风正派；孝顺父母，热爱家庭；积极追求进步，貌美而善良的人。

时光任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探亲归队已三年有余，回首望去，收获了无数的酸甜苦辣，也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从战士走到了副连，但那个貌美而善良的人始终没有出现，能否来场惨烈的恋爱？感觉是任重而道远。

昔日的冰雪，已化为雨露，期盼的那场惨烈的恋爱或将随着春天的脚步接踵而至，时间或许会有延误，但坚信终归不会缺席。时间早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记得“婚姻、家庭、责任”，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情感的世界里，这把剑它能够给人带来甜蜜与幸福，如果背离了初衷，这把剑便可能成为头顶上的危险之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