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文章前，麻烦您点下“关注”方便您后续讨论和分享，感谢您的支持，我将每天陪伴你左右。
声明：本文内容均是根据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撰写的原创内容，文中标注文献来源，请知悉。
前 言
1939年6月24日，在合肥青龙场，新四军四支队队长高敬亭被枪决。
这一消息如惊雷乍响。
毛主席得知后，气得浑身发抖，直呼：
“项英好糊涂啊！”
究竟是怎样的情况，能让毛主席如此动怒呢？
即便到了七十年代，毛主席对此仍耿耿于怀。
高敬亭，出生于1907 年的河南光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这一重大事件深深鼓舞了高敬亭。
他毅然决然地在本村组织起农民自卫队，担任队长，勇敢地支援黄麻起义武装斗争。
然而，不久后地主反动民团在他家搜出革命标语传单，残忍地将他的父亲带走活活打死，并烧了他家房子。
这一系列悲惨遭遇，让高敬亭心中充满了对反动派的刻骨仇恨，坚定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在弦东区，高敬亭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担任委员时，他革命立场坚定，魄力大，热情高，工作出色。
1929年3月，高敬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秋，他创建了弦东区独立团，深知革命武装重要性的他，努力学习军事知识，在作战中身先士卒，不怕流血牺牲。
在赤卫队攻打地主寨蜂子笼时，他带头冲杀，腿负重伤仍坚持不下火线，直到消灭全部地主武装后才去红军医院治疗，且未等伤口痊愈就又重新返回前线。
1930年2月2日，高敬亭率弦东赤卫独立团攻打反动豪绅据点崩河坎。
这个据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独立团奋战两天未克。
但高敬亭善于总结经验，下令挖暗道，将装满炸药的棺材推到寨门底下爆破，终于成功攻进寨子。
接着，他又率领部队在吴河、泼河、晏河一带，接连攻克大小山寨80多座，让方圆几十里的土豪劣绅闻风丧胆。
在接下来的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在红军主力长征、与中央失去联系、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困境下，重建红28军，以不足千人的队伍转战鄂豫皖边区45个县，组建起111个便衣队。
面对国民党正规军数十个团的围追堵截，高敬亭毫不畏惧，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充分利用大别山的地形优势，与敌人巧妙周旋。
他提出了“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的方针以及“敌情明则打、地形有利则打、伤亡小则打、缴获多则打”的“四打四不打原则”。
同时，他还在鄂豫皖边区组建起111个便衣队，做到“主力红军与便衣队结合，山区作战与平原作战结合，内线与外线结合”。
在高敬亭的指挥下，红二十八军虽然人数不足两千，但却牵制了敌正规军68个团约17万人，歼敌高达7.5万人。
三年间，红二十八军经历了数百次战斗，典型战例67个，其中大胜26 例，小胜28例，双方各有伤亡8例，失败5例。
在他的领导下，红二十八军不断发展壮大，最壮大时达3100余人，在边区22个县建立起游击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成为南方8省14个游击区中唯一保留军、师建制的红军队伍。
气得蒋介石撤去“鄂豫皖剿匪总指挥”梁冠英职务，毛泽东称赞“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
1937年5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特派员在西安得到了红军总部关于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消息。
两个月后，高敬亭致信卫立煌，建议双方派出代表进行合作谈判。
他提出蒋军要体现谈判诚意，必须后撤10公里，保证谈判人员安全，且强调这次谈判只是商量停战的事，重大事项应由国共两党中央解决。在当时敌对双方严重缺乏互信、合作政策尚不明朗的背景下，高敬亭的谈判意见缜密老练。
7月28日，鄂豫皖边区签订了停战协议书，这里成为南方八省最早实现停战的地区。随后，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38年3月，高敬亭率部东进，成为新四军最早进军敌后的部队。在皖中和皖东地区，他指挥部队连续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5月16日，四支队在巢县蒋家河口首战告捷，击毙日军20多人而自身无一伤亡，揭开了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序幕。在巢县打响新四军对日作战第一仗且首战告捷，连蒋介石都致电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
在9月2日的棋盘岭伏击战中，他又率部击毙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畑俊六的双胞胎弟弟畑俊七，以伤亡各1人的微小代价，击毙敌人70余人，歼灭日军200余人，击毁军车50 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从1938年3月到1939年7月的短短一年零四个月里，高敬亭指挥部队先后与日伪军交战90余次，其中包括4 次与千人以上日军的大规模作战。四支队共消灭敌军6400余人，其中包括2300余名日军，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有力地支援了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
鄂豫皖地区国共合作以后，随着新四军四支队东进抗日，不断取得胜利和发展壮大的同时，高敬亭身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自恃有功，居功骄傲，在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等问题上与王明、项英等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在长江局的一次会议上，王明、项英斥责高敬亭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是“不服从统一战线、消极抗日”，“不许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
高敬亭当场指责王明、项英是“右倾投降主义”者，双方闹翻了脸。
而此时联合抗日的桂系将领白崇禧也意识到大别山军事的重要性，命令其麾下第五路军开进大别山。
1939年初，桂系在大别山逐渐站稳脚跟后，一方面拖欠、克扣四支队的薪饷，以此限制其发展；另一方面扩大反动武装，与新四军争夺皖东地区，使得四支队陷入桂系和日军的夹击之中。
为扭转这一不利局面，我党命令新四军及四支队向东进军。
然而，思想较为僵化的高敬亭不服从党组织及新四军军部关于向东挺进敌后开辟根据地的指示，抱住大别山不放。
自1938年起，我党派遣了众多干部前往四支队，旨在协调高敬亭与新四军军部以及党组织的关系。
然而，高敬亭对此极为反感，尤其是对戴季英。
他认为戴季英是前来监视他的，便告诫杨克志、曹玉福等人不要上当。
戴季英也不甘示弱，与高敬亭暗暗较起了劲。
1939年5月，叶挺宣布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并再次下令高敬亭部东进，然而他依旧按兵不动，后来虽被迫跟进却又擅自阻止其部东进。
此时，再加上高敬亭提拔的杨克志、曹玉福叛逃至桂系，这一举动激起了四支队上下对高敬亭的强烈不满。
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发动 “反杨、曹斗争”，与高敬亭积怨颇深的戴季英主持这场 “斗争”，将高敬亭 “居功自傲”“山头主义” 等问题一一揭露出来。
项英当机立断，把 “反杨、曹斗争” 转变为 “反高敬亭斗争”，并逮捕了高敬亭。
1939年6月20日，项英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汇报了高敬亭的情况，并提出“拟枪决高敬亭”。
6月24日，蒋介石“照准”的复电下达到项英、叶挺手上。
而组织关于 “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 的电文终究来迟。
电文是这样的：
“由军部派遣一名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助力四支队的改造与整理”，以及调高敬亭去延安学习等 “办法” 实行 “过渡”，然而一切都已然太晚了。
高敬亭已被执行枪决，实在令人惋惜。
毛主席为此气得发抖，大声疾呼：
“项英好糊涂啊，内战时期，蒋介石曾以重金悬赏高敬亭的脑袋而不可得，现新四军主动要求杀高，蒋岂有不准之理？”
在未得到组织和毛主席同意的情况下，借国民党之手杀自己将领。
针对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严重失误，中共中央提出了严厉批评。
叶挺得知组织对高敬亭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
其他主要当事人也作了严肃检讨，主动承担责任，真心悔恨。
组织对高敬亭之死一直难以忘怀。
直至1975年12月14日，毛主席接到高敬亭的女儿高风英请求澄清父亲被害原因、作出结论的信后，当即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
1977年4月27日，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敬亭的功过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正式宣布对高敬亭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参考资料：
中共党史人物传：高敬亭
《领导文萃》,2009年.07期，倪良端，《高敬亭——“将其处死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