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陆弃
拜登在卸任总统前的最后时刻，用一系列“提前赦免”将美国的宪政体系推向了新的争议深渊。这场匪夷所思的“极限操作”，不仅震惊了美国政坛，也让全世界见证了一场政治权力的荒谬秀。从直系亲属到政治盟友，拜登的“免死金牌”似乎毫无节制地散发，为预防“报复”的冠冕理由掩盖了更深层次的隐情。这一罕见之举，不仅暴露了拜登的焦虑与不安，也让法治精神与政治伦理蒙羞。
美国总统的赦免权原本被视为一种高尚的制度设计，旨在通过宽赦为国家弥合裂痕、彰显正义。然而，拜登却选择在卸任前以赦免之名，为自己的家人和盟友打造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法律屏障。这并非宽赦，而是赤裸裸的滥权行为。拜登将这项宪法赋予的崇高权力，化为保护自己权力圈子的工具，试图以此抵御政治对手的反击。这种无视正义的行为，不仅践踏了总统权力的边界，也让公众对法律公平失去了信心。
拜登的“提前赦免”无疑是对美国宪政精神的一次巨大嘲讽。赦免的本质是对有罪之人的宽恕，而拜登却将这一工具赋予无罪之人，甚至是未曾牵涉法律纠纷的家人和盟友。面对外界质疑，拜登辩解称，这是为了防止政治报复。然而，这样的理由无异于承认美国司法体系的失败：难道美国的法律会因政治因素而偏离正义？如果拜登的逻辑成立，那他无疑是以一己之力将美国的法治信誉推向崩溃。
更为荒诞的是，拜登的特赦对象中，包括多位并无明显法律风险的人员。这些“受益人”中，有人甚至公开表示不明白为何被赦免，甚至质疑此举是否符合法律。前“国会山骚乱”特别调查委员会成员的疑惑正是这一闹剧的真实写照：“我们究竟需要赦免什么？”拜登的行为不仅没有让这些人感到解脱，反而引发了更多的不安和混乱。
拜登赦免的家人和盟友中，有些人被媒体爆出有涉嫌违法行为的历史。例如，拜登的弟弟詹姆斯卷入两宗刑事调查，指向医疗保健公司“美国核心”的医保诈骗丑闻。虽然这些案件最终未将其送上法庭，但未决的疑点并未因特赦而消失。对于拜登的妹妹瓦莱丽，与儿子亨特之间的经济往来也早已是媒体追逐的焦点。赦免或许能让这些人免受法律追究，却无法洗刷公众对其不当行为的质疑。这些“免死金牌”更像是拜登对可能爆发的丑闻提前打下的补丁，却恰恰反映了他对家族黑历史的恐惧。
这场赦免风波不仅伤害了美国国内的司法公信力，也让拜登在国际社会面前颜面尽失。美国一直以宪政民主和法治精神自诩，而拜登此举却让世界看到一个滥用权力的总统，一个用政治手段保护自己家人的执政者。与水门事件后福特总统为尼克松赦免所引发的道德辩论不同，拜登的行为完全没有高尚的理由支撑。面对可能的“政治清算”，他选择以权谋私，将个人利益置于法律和国家之上，这与他批评对手的“独裁行为”何异？
拜登的赦免令还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总统权力可以这样被滥用，未来的总统会不会走得更远？特朗普对拜登的批评虽然激烈，却也指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总统可以随意滥用赦免权吗？”美国宪法未能对总统赦免权设置明确限制，为拜登这样的操作留下了法律空白。如果这一行为不被追究，未来的总统可能会以更加荒唐的方式滥用这一权力，让宪政危机进一步加剧。
拜登的“提前赦免”并未为他和他的盟友赢得道德上的解脱，反而将美国政治生态推向了更深的撕裂。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斗争已不仅仅是政策分歧，而是赤裸裸的权力较量。拜登的赦免行为成为这一斗争的最新导火索。新任总统特朗普对拜登赦免名单的猛烈抨击，以及他暗示可能推动特别调查的表态，预示着这场政治角力远未结束。拜登的离任并未为美国政治注入平静，反而为未来埋下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这场赦免闹剧中，美国的宪政精神显得格外苍白无力。拜登的“极限操作”不仅让自己成为争议焦点，也让美国的法治光环蒙尘。公众期待的不是一个滥用赦免权的总统，而是一个真正尊重法律、捍卫正义的领导者。拜登用最后的行政命令，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一个尴尬的句号。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美国政治体系的一次深刻耻辱。历史不会忘记这一天，因为它标志着正义的堕落和法治的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