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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榜日中“经济合作，共存共荣”，实际上对中国推行以经济侵略为主，必要时施以武力威慑的方针，这是“币原外交”时期对华政策的又一特征。
与大正初期大隈重信、寺内正毅内阁采取高压手段不同，外相币原认为，在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日本要保持和发展在华权益，主要是依靠经济手段。他绘制的蓝图是工业化的日本要把中国和远东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的输出市场加以确保。日本与中国邻近，日本货物工资成本低，运输费用省，在同欧美商业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只要日本在中国享受现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对中国扩大贸易和投资，将能在与列强争夺远东中再获优势，同时，由于1920年以来慢性经济萧条带来的产业萎缩、连年入超、黄金储备趋于枯竭以及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巨大损失，日本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加藤内阁将“振兴对外贸易，增加海外投资，改善国际信贷关系”列为“眼下最大的紧急任务”。币原认为大力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捷径。从长远的战略利益和眼前的实际需要出发，币原的以经济侵略为主的对华新方针为日本统治阶级所采纳。
20年代上半期，日本对华贸易和资本输出，在大战期间发展的基础上，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1924年，日本对华贸易总额达到9.14亿日元。其中，日货输华有5亿日元，占日本输出总额的27.7%。同时，日本对华投资约为18亿日元。
除以东北为重点外，垄断资本还加强了对长江流域和华北的资本输出活动。
大战末期一度兴起的华南、南洋“开发热”虽已冷却下来，一些财团仍伺机向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开拓新的投资途径。币原外相上任之后，不断向日本财界鼓吹日中“经济合作”，进一步对中国扩大贸易和投资，并且许诺如果日本“合理的权益”受到“侵犯”，政府将坚决予以维护。这加强了日本垄断资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势头。
“币原外交”对华新方针推行不久，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的压迫剥削激起了中国人民“五卅”反帝运动的爆发。
1、日本为何镇压工人罢工？
由于日本纺织业资本的不断扩张，到1925年上海、青岛等地日广已拥有纱锭163万多枚，织机7205台，比1913年分别增长6倍和7倍。加藤内阁上台一年左右，日厂利用收买、兼并等手段，扩充纱锭33万多枚，织机3200余台。日本在华纱厂的扩张，压抑和打击了中国民族纺织工业。
日本资本家把明治以来国内采取的低工资、高工时的剥削手段搬到了中国。他们残酷地压榨中国工人，以牟取超额利润。以上海日厂为例，工人每日劳动12个小时，仅得工资四五角左右，不到日本国内纺织工人工资的三分之一。此外，他们仰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对工人实行搜身，动辄殴打、无故开除，其压迫和凌辱为世所罕见。
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压迫、打倒军阀为当前斗争纲领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后中国大革命蓬勃兴起的新形势下，大力开展工人运动。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本纱厂的4万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日本资本家残酷的压迫奋起罢工。这给日本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
据日方披露的资料，仅上海内外棉纱厂所属十一个厂损失达150万日元以上。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了中国工人的要求。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在“二月罢工”期间多方窥探消息。他向外相币原报告：上海罢工系“受外界煽动而起”，煽动者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这次罢工“带有反帝和排日的色彩”，“不能视为单纯的劳动纠纷”。2月20日，外相币原在贵族院宣布：上海罢工“已逐渐变为暴动”，侵害了日本的“正当权利”。
加藤内阁决定采取强硬方针：日本各厂不单独妥协；“劝告”中国政府制定取缔罢工的法令；不承认工会；对煽动罢工的“不良分子”应予肃清；如果工潮扩大到其它外国工厂，日本与各有关国家共同对付。立即训令驻华使领遵照执行。
在上海工人运动的鼓舞下，青岛六大日本纱厂（有23万枚纱锭)1.6万多名工人于4月19日举行大罢工。日本总领事堀内谦介执行加藤内阁的训令，唆使日本纱厂搜查了22处工人宿舍。他向外务省报告，发现许多“宣传册子”，上面煽动：“打倒军阀”，“打倒外国资本家”。青岛工会首要分子同上海沪西工友俱乐部“密切联络”。
币原认为上海、青岛工潮这样发展下去，势必阻碍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政策的实现。5月初，他指示驻济南总领事吉泽要求山东省当局逮捕“外来煽动者”，努力解决罢工问题。日方认为山东省是奉系军阀的地盘，先在青岛下手易于收效。5月中旬，堀内唆使青岛警察厅长解散工会，并将被解雇工人押解出境。25日，大康、内外棉和隆兴三家日厂7000名工人进行驻厂罢工斗争。堀内以“事态严重”，电请东京派军舰来青岛恫吓和弹压。
2?日，日使芳泽会见段政府外长沈瑞麟，声称：“日侨的生财产受到威胁”，要求中方迅速派兵到青岛“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实行镇压。为了使山东省督办张宗昌尽快行动，28日币原训令驻奉总领事船津辰一郎会晤杨雨霆，让他转告张作霖立即命令张宗昌“弹压青岛罢工”。同日，日本驱逐舰“樱”号、“桦”号开抵青岛。
28日，堀内与胶澳商务督办温树德秘密商定“弹压方案”，两艘日舰停靠大港码头，陆战队准备必要时登陆。日领馆派遣警官潜入四方各日本纱预作部署。由中国军警入厂逮人，万一反抗，以武力处置之。29日凌晨3时，张宗昌的1700多名军警包围日厂，查封工会，驱逐和逮捕工人。在纷乱中，张军开火打死工人6名，打伤17人。由日厂指认为“首谋”而遭拘捕的达75人。次日，在日本总领事的操纵下，日开列“危险分子”的名单，又有200名中国工人被捕；被诬为“不良职工”的500人，由中国当局押解回乡。先已拘捕的“首谋”中，有6人被押解济南，惨遭枪杀，这是加藤内阁导演而假手奉系军阀对中国工人运动的一场残酷的镇压。
2、“五卅”惨案的发生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杀害工人顾正红事件。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公会决定不承认工会，要求租界和中国当局严加取缔。15日，内外棉十二厂声称“无纱”，拒绝工人进厂。工会活动分子顾正红带领工人涌入厂内。大班川村对顾连开数枪。顾正红伤重身死。
日领矢田看到事态扩大，遂勾结英帝国主义，策划共同镇压奋起反抗的中国人民。矢田与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美国人费信惇频频密商。他以30家日本纱厂除两家外都坐落在公共租界和越界筑路地区为由，要求租界当局对工人“闹事”严加取缔。费信惇也获悉中国民众对工部局正在制定的“印刷附律”、“交易所领照案”以及增收码头捐等措施十分愤慨，预感到租界可能发生“骚扰”。
工部局准备一旦事态有变就使用武力“维持秩序”。从维护共同利益出发，英日帝国主义在预谋镇压中国人民上取得谅解。
5月26日，工部局总巡、英国人麦高云向租界巡捕颁布了“第六号警令”，指示：
当捕房官员认为情势足够严重，可以使用卡宾枪或左轮手枪而决定开枪时，应“对准暴民中最有威胁性的一部分人射击”。开枪的目的“在于杀死对方，或使对方丧失骚扰能力”。
中国共产党中央于28日讨论上海罢工局势，决定扩大反帝斗争。30日上午各校2000多名学生上街演说。租界巡捕拘捕讲演学生。下午3点多，愤怒的民众向南京路老闸捕房行进，要求释放被捕者。当人群临近时，英国捕头伊文生悍然开枪。这是一道屠杀的命令。巡捕连放三排枪。猝不及防的民众退避无路，一时血肉横飞，有4人被打死，数十名负重伤。南京路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巡捕还逮捕了53人。随后伤者又死去9名，这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面对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上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斗争，举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响应，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五卅”风暴骤起标志着中国大革命第一个高潮的到来。
加藤内阁与英美协调一致，实行武力威慑政策。到6月8日止，有7艘日舰到达上海。陆战队登岸后一部分进驻日本纱厂，一部分与英美水兵、“万国商团”一起窜到杨树浦等地镇压中国同胞。
在霞关，外相币原认为上海事件“已变为以打破现行国际协定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以暴力威胁日本人和外国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加藤内阁为保护日本的经济权益，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施用种种破坏手段。
3、日本人“洗白”的“三板斧”
第一着：在外交上持“追随英美”的态度，回避锋芒，而暗地里极力鼓动段、奉镇压上海“三罢”斗争。
6月2日，芳泽向东京献策说：这次“骚动”是在日本纱发生而扩大的。日本如率先采取强硬手段结果将不妙。“当前以持追随美英的态度，方为得策，”币原赞同芳泽的意见。因此，芳泽一方面在北京外交团里活动，同英国代办白拉瑞一道反诬中国游行者“袭击捕房”，巡捕无法制止、开枪是“适当的”。日、英纠集法、美、比、意组织“六国委员调查团”赴沪调查，以拖延时间；另一方面，芳泽于6月3日单独会晤段祺瑞，要求北京政府“采取严厉措施维持秩序，保护外国人的权利”，段慑于民情激昂，不敢轻率行动。十天以后，他下令派驻津奉军开往上海。日本总领事矢田向新任“淞沪戒严司令”邢士廉提供“共产党煽动活动”的情报，怂恿奉系军阀尽快弹压。
6月22日，邢士廉下令宣布上海“戒严”，禁止民众集会、结社和示威游行。上海大资产阶级动摇了。从北京赶回上海的总商会会长虞洽卿通告商户在26日停止罢市。接着，奉系军阀着力打击态度坚定的工人阶级。7月23日，戒严司令部一度封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和海员工会等团体。9月18日邢士廉悍然查封了上海总工会。
段奉满足了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严厉措施”镇压民众的要求。
第二着：用“单独解决上海罢工”的策略，谋求日本尽先脱身。
币原敏锐地看到“五卅”以后中国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对华贸易猛烈下降。6月，华中各地日货进口额跌到300万美元，只有头5个月平均额的一半。7月，华南日货销售由300万美元降为18.2万美元，他深感这样下去，其对华经济扩张政策前景不妙。与此同时，北京外交团内发生分歧。由于法国公使玛泰尔的提议和多数公使的赞同，外交团决定给工部局官员以“处分”，企图借此平息中国民众的愤懑。
但英国拒不执行外交团的决定。法国单方面在巴黎公布了《沪案调查报告》。英国屠杀元凶的面目被暴露，在国际舆论前极为孤立。这使日本感到如果一味追随英国，自己也将陷于尴尬境地。在这种局势下，币原主张日本必须甩开英国，先行脱身。
外相向内阁提议，为了维护日本在华经济利益，有必要改变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他建议，日本应寻求单独解决上海日厂罢工案的途径；对于北京政府6月24日提出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作出某些“同情”的表示影“南京路开枪事件”，日本公使可继续与英美协调，在中英间调停，以赔偿和惩办责任者为条件，换取中国政府禁止“排外运动”和罢工。
7月10日，币原训令芳泽向段祺瑞政府提出一项“单独警告”的照会，声称：
“日本朝野对中国国民合理的愿望表示同情。”但是，“这次对外政治运动同以破坏产业为目标的暴动紧紧结合在一起，是极为不幸的现象”，这对中国的前途“潜伏着极大的危险”。日本政府主张尽快解决与上海事件直接有关的问题。治外法权和关税问题“将根据华盛顿会议决定的条款和精神加以处理”。“一切劳工纠纷”由劳资双方代表“直接交涉解决”。中国政府“应切实履行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职责”。如果段祺瑞接受上述建议，“日本政府将与其他列强共同竭力给以支持”。
“单独警告”的实质是日本以联络列强允许段政府按照1922年华盛顿条约的精神征收关税附加税，并调查治外法权问题为条件，诱使段政府同日本单独解决上海罢工问题，从而摆脱困境。这是币原谋求日本脱身的一种外交手段。
财政严重支绌、正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段政府答应了日本的要求。7月16日，上海日领矢田与江苏交涉员许沅在上海开始交涉解决日厂工潮案。
经过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居间调解，8月12日双方在淞沪戒严司令邢士廉的寓所达成协议：
日厂将承认遵照北京政府颁布的工会条例而组织的工会；不发在罢工期间的工资，对“善良职工”由厂方“酌予补助”；日本人平时在工厂内不携带武器；不无故开除工人。
据此协议，日本纱厂“补助”工人罢工损失10万元，对死伤者赔偿1万元，撤换日员两人。25日，日本纱厂宣告复工。日本以经济上的让步换得了政治上先行脱身。这样一来，英国成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锋芒所向，驻上海英国总领事巴顿对日本此举极为不满。
刚刚摆脱困境的日本着力夺取英国的市场。6月23日广州发生“沙基惨案”后广东等地掀起大规模的抵制英国的运动，禁止英货进口。于是，日货乘虚而入，1925年几个月后日货大量运销华南地区。结果，日本对华贸易扭转了下降趋势。1925年度日本对中国出口总额不仅没有跌落，反而较1924年度增长1.437亿日元，达到6.437亿日元的规模。
第三着：再次同英国勾结一起，玩弄“司法调查”的诡计，把“五卅”惨案无限期地搁置起来。
英国为了摆脱孤立的因境，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向日美表示，对上海租界当局的处分系法律问题，应由各国司法委员，收集证据，重新调查事实，方能决定给以什么处分。日本政府当即表示赞同，并指派广岛法院院长须贺喜三郎为日方委员，参加“司法调查”。段政府害怕舆论谴责，不敢介入，10月7日，英、日、美三国的“司法委员”在上海开始表演一出“司法调查”的丑剧。
没有一个中国平民出席作证，三国“司法委员”讯问了41名外籍“证人”。在取得“证词”后，“司法调查”于11月10日匆匆收场。由于美方委员约翰逊比较地主持公道，与日英委员持不同的看法，没有作出一致的结论。
须贺喜三郎站在英国委员高兰一边，硬说：“南京路开枪”是“突然发生的事变，非事先所能预见”，巡捕受到攻击，“伊文生下令开枪实有正当理由”，为保护老闸捕房和救护生命财产，“可以认为有下令开枪之必要。”加藤内阁批准了须贺的报告书。“司法调查”的丑剧演完，英国政府在12月13日指使公共租界工部局宣布：“总巡麦高云、捕头伊文生已请辞工部局的职务”，工部局“决定加以核准”。同时，片面地将这一决定连同“抚恤”费7.5万元支票一起交给江苏交涉员。
中国方面拒绝接受“抚恤”费。在帝国主义方面看来，“五卅”大血案就算了结了。
4、“关税特别会议”背后日本的图谋
当反帝风暴遍及全中国的时候，列强曾经策划利用召开关税会议，允许中国征收值百抽二·五附加税的怀柔手段，平息中国民众的愤懑。6月29日，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马慕瑞途经东京，外相币原与他会晤。双方密谋，达成谅解：为了达到“重新确立中国人对列强的信任”的目的，有必要按照1922年华盛顿会议有关决议，召开“中国关税特别会议”，讨论允许北京政府征收值百抽二·五的关税附加税，随后，再召开一次“调查法权委员会”会议。
币原-马慕瑞方案获得英国和其它华盛顿条约签署国的同意。7月10日，日使芳泽抢先照会段政府，如果段祺瑞结束“排外”活动并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日本将同其它列强按照华盛顿决议精神“处理”关税和治外法权问题。
恰好，8月5日法国政府最后批准了华盛顿条约。段祺瑞政府遂于8月18日向有关国家政府发出定于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的通告。
加藤内阁得悉中国拟在关税会议上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案，英国有意在中国同意裁撤厘金的前提下多提高一点关税税率。
为避免给日本贸易带来不利的影响，内阁会议决定了这样的策略：日本与列强相协调，但必须保持“日本的特殊地位”；日本可以“在形式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完全实现则要在10年到15年以后，日本代表坚持这次会议应以讨论华盛顿条约规定的征收值百抽二·五关税附加税一事为中心。
也就是说，日本政府不允许中国实现关税自主或过多地提高关税税率，要把关税会议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既可收到与马慕瑞当初策划的“重新确立中国人对列强的信任”的效果，又不致阻碍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政策的推行。
10月26日，在13国参加的“中国关税特别会议”上，北京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各国尊重中国关税自主，解除现行条约中关于关税的一切束缚；中国最迟于1929年1月日前裁撤厘金并实行国定关税税率；在这之前，征收值百抽五到三十的“临时附加税”。
日本代表日置益执行外相币原事前布置的策略：一面伪善地表示日本有充分准备对中国关税自主“加以极其友好的考虑”，一面又强调说：华盛顿会议缔结的条约规定征收二·五附加税，已经各国政府承认。
如果进一步提高关税税率，要另行协议和批准。实际上驳回了北京政府的提案。
不仅如此，当会议讨论附加税收入的“用途”时，日本代表坚持附加税的收入，除抵偿座金和充作行政费用外，要用于“清理无抵押或抵押不足的外债”。
这个主张的实质是强迫中国用这笔收入偿还日本借给北洋军阀政府“西原货款”之类的本金。日本代表还要求中国实行等差税率，对60%的日货按最低一级税率征收关税。
在关税特别会议议而不决的过程中，北方政局发生剧烈的动荡。1926年1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下，张作霖与吴佩孚结成反对冯玉祥的同盟，直鲁联军窥天津，谋攻国民军。3月初，国民军以水雷封锁大沽口。11日，日本驱逐舰4艘开抵大沽。两艘日舰得国民军允许驶入大沽，临时发生冲突，日舰退去。
日使勾结列强以外交团的名义发出最后通牒，要挟段政府命国民军撤防，恢复通航，否则，列强海军当采取行动。段祺瑞于17日接受8国通牒。北京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向段政府请愿抗议。
段下令开枪屠杀请愿者，酿成“三·一八”惨案。4月9日，段祺瑞勾结张宗昌，企图让直鲁联军入京，事为警卫京师的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侦悉，派兵包围执政府，段祺瑞遁入使馆区。“临时执政府”宣告垮台。参加关税会议的段政府代表逃逸。“关税特别会议”随后无结果地“休会”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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