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将至，乡村因为外出游子返乡过年也将变得热闹，并受到瞩目——“返乡体”就是一例。乡村从来都是最主要的写作母题之一，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乡村留下诗篇：写作者或是城市文化精英，或是从乡村走出的知识精英。
生于斯、日夜劳于斯的农人是被写作的对象，极少成为写作者。农民作家虽有，却不多，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离开乡村到城市从事其他工作后开始写作成名。乡村还能否有自己的写作者？当然在短视频兴起的年代，人们可以从各式各样的拍摄文本中窥见一些口头“农民文学”，文学也不再局限于文字。
《秘密的时光》（Le Temps des secrets，2022）剧照。
历史社会学者萨拉·法默的《再造乡土：1945年后法国农村社会的衰落与重生》（以下简称《再造乡土》）在人人讲法国“农民的终结”的时候写了另一种乡村社会。有趣的是，他收集和整理了数位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从中发现“传统-现代”“乡愁-前进”等关键词的复杂关系。这几位“农民作家”之所以被出版机构和读书媒体看中，“是因为他们对现在和未来的兴趣与对过去的兴趣一样浓厚”。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再造乡土》一书相关章节。整合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美]萨拉·法默
《再造乡土：1945年后法国农村社会的衰落与重生》，[美]萨拉·法默著，叶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望mountain，2025年1月。
埃米尔·吉约曼：十八岁发表第一首诗
直到20世纪初，关于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才出现了来自农民的声音。
埃米尔·吉约曼（1873—1951）是一名佃农，白天种地，晚上写作，被公认为法国第一位农民作家。他在十一岁获得小学毕业证书后离开学校，在农场当了一辈子佃农。虽然《一个普通人的生活》（1904）有时被视为一部农民回忆录，但将其描述为自传体小说更为准确，该书以生活故事为架构，旨在质疑对乡下生活的理想化。
吉约曼在小说的开篇，用一段文字介绍了一位虚构的邻居，老农民“蒂耶农”。《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是蒂耶农的生活故事，吉约曼声称他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让他的读者，也即城市里的“绅士们”，知道“佃农生活到底是怎样的”。28蒂耶农让城市资产阶级读者有机会体验真实的农村生活。这部作品成了经典之作，先后在1935年、1943年和1974年（人们对农村的兴趣再次高涨之时）重版。
尽管如此，吉约曼在文学界仍是一个异数。1907年，巴黎文学家达尼埃尔·阿莱维决定不期然地造访波旁的伊格朗德村，想知道吉约曼这个人是否真的存在，结果喜悦地发现吉约曼正在挤牛奶。后来他著有《走访中部的农民》一书，翔实记录了他拜访这位“伊格朗德圣人”的经过。
之所以可以将吉约曼界定为作家，并将其树立为20世纪70年代畅销书作家的先驱，是因为他与出版界的关系。
《恋恋山城》（Jean de Florette，1986）剧照。
十八岁时，他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第一首诗，该刊物的创办者是地区报社的社长。依照传说，在发表《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之前，吉约曼从未离开家乡波旁。30然而，通过文学圈的人搭桥，吉约曼获得了小说家吕西安·德卡夫写给巴黎编辑皮埃尔—维克托·斯托克的介绍信。斯托克回忆说，吉约曼本人曾去巴黎找他。办公室里没有斯托克的身影，吉约曼是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找到他的，在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后，他向斯托克递交了手稿，表示希望能够出版。31斯托克在回忆录中表达了一位巴黎编辑对一个双手满是老茧、面容饱经风霜、穿着从百货公司买来的套装的乡巴佬的蔑视。然而，吉约曼在为自己的手稿寻找买家时，摆出的是一副作家的姿态。
在写作《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时，吉约曼参与了那些在“美好时代”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活跃的农村小说作家的文学实践。这一群体的成员（如埃内斯特·佩雷雄和亨利·普拉，吉约曼与他们有长时间的书信往来）都是佃农、小业主或工人的孩子。他们都在读书时拿到了奖学金，并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流动性。
整个20世纪，农村主义作家的小说都能吸引到一定数量的读者。维希政权也曾将让·焦诺、马塞尔·帕尼奥尔、亨利·普拉和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的作品作为其民族革命的一部分加以推广。战后初期，即1950—1960年，又有一批将农村生活予以理想化的小说问世。20世纪70年代中期，罗贝尔·拉丰出版社培养了一群被称为“布里夫派”（Écolede Brive）的作家，他们以过去的法国农村为背景创作通俗小说，体裁通常是家族传奇或传记。这些作品的营销者有意识地利用了他们所体察到的、法国人在经历了“辉煌三十年”的转型后对其农民根源和没落的农村生活方式的怀旧情绪。
格雷纳杜：拥抱新机器
来自法国北部的农场主埃弗拉伊姆·格雷纳杜（1897—1993）是第一位通过电视媒体而闻名全国的农民作家。1959年，作家阿兰·普雷沃斯特从巴黎搬到离沙特尔不远的博斯的一个村子，在那里结识了格雷纳杜。
《法国农民格雷纳杜》初版封面。埃弗拉伊姆·格雷纳杜、阿兰·普雷沃斯特，塞伊出版社，1966年，“历史要点”书系，图片来自作者收藏，为《再造乡土》插图。
1965年，普雷沃斯特录下了他对格雷纳杜的访谈，并于次年以叙事文本的形式出版。在《法国农民格雷纳杜》中，“弗拉伊姆”称自己从小就像父亲一样，梦想着“进步和新方法”。他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名车夫（赶着马匹和骡子为他人驮运货物或犁地）变成使用化肥等现代技术和自有机械耕种自己土地的农场主。在该书的最后一章，格雷纳杜可以自豪地宣布：“我们今天（1966年）还在这里。我已经六十九岁了，耕种着170公顷土地。”
媒体注意到了这本书。1966年5月18日，格雷纳杜参加了法国的第一个电视读书节目《全民阅读》。十天后，新闻周刊《巴黎竞赛》刊登了一篇横贯两版的文章，庆祝他的成名：
直到昨天，埃弗拉伊姆·格雷纳杜还默默无闻……只有他在圣卢普的公民同胞知道，这个小鹅倌凭借自己起早摸黑的辛勤劳动，成为170公顷土地的主人，拥有的拖拉机可以组成一支舰队，堪称农民成功的楷模。如今，无人不识他。他那张强壮的脸庞，配着一双皱巴巴的眼睛，在电视荧幕上熠熠发光。
次年，广播电台“法国文化”播出了对格雷纳杜的系列采访，共有6期。1970年，在一部时长为50分钟的电视纪录片《格雷纳杜的金色周年》中，格雷纳杜和他的妻子回顾了他们的生活，平静地反思了在农场经营的几乎每个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格雷纳杜的故事似乎表明，农民可以全心全意地拥抱新机器和现代方法，而不会失去与土地和自然节奏的联系。
说布列塔尼语的布列塔尼人
不到十年后，法国读者将一个关于失去而非赢获的农村世界的故事，追捧成了畅销书。皮埃尔·雅凯·埃利亚斯（1914—1995）在《骄傲之马：一个布列塔尼人的回忆录》一书中向布列塔尼农民的完整世界致敬。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曾向他描述过这个世界，而他记得自己怎样在那里度过了童年（那是在20世纪20年代）。
埃利亚斯用脱胎自布列塔尼口述传统（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著名的说书人）的文学风格，描绘了他和他的祖辈所熟悉的日常生活：房屋的内部装饰、家具、衣服、食物、态度和信仰，以及村子里的天主教徒和世俗共和派之间的争斗。
埃利亚斯的肖像，由路易斯·莫尼尔于1983年拍摄。图片由布里奇曼图片社提供，为《再造乡土》插图。
在最后一章，埃利亚斯讲述了这种文明如何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分崩离析。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像他这样的年轻人离开了家乡，去城市找工作或者接受教育。他带着明显的痛苦，仔细审视了20世纪60年代理性化的高产农业对农民文化造成的巨大打击。再加上农民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在社会阶梯上爬到更高的位置，农民生活的余韵终于不复存焉。就像埃利亚斯在书中描述的那样：“我早年生活于其中的文明，只剩下残骸。”
《骄傲之马》于1975年夏天出版后，先是在地区性的报刊上得到广泛报道，进而引发全国性媒体的关注，并迅速冲到畅销书榜的榜首。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质地细腻的民族志文本，其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内部视角，以及它很好地传达了布列塔尼语的活力。一年之内，该书售出了35万册；二十年后，该书的总销量超过200万册，并被翻译成18种语言。461980年，导演克洛德·夏布洛尔将埃利亚斯的生平拍成了一部故事片。
《骄傲之马》大获成功，这使埃利亚斯成为法国农民文化最重要的内行，并让他作为一个说布列塔尼语的布列塔尼人而备受赞誉。他曾四次出现在《撇号》节目中。第一次亮相是在1975年，当时他的身边是法国两位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们那时都刚刚出版了关于法国农民和农村生活的大作。一位是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的作者。另一位是乔治·杜比，四卷本《法国农村史》的编辑和主要作者。
出现在媒体上时，埃利亚斯灵敏地交替扮演着布列塔尼农民社会的信息提供者和民族志学者的角色。他还将自己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公共生活中，支持布列塔尼地区主义运动，为保护布列塔尼语而斗争。他在雷恩大学教授凯尔特语，多年来一直主持一档布列塔尼语广播节目，并为地区性报纸《西法兰西报》撰写每周专栏，以布列塔尼语和法语两种版本发表。
埃米莉·卡莱斯：农民是自然界的管家
《骄傲之马》出版两年后，一位退休教师的回忆录成了畅销书。
埃米莉·卡莱斯（右）与贝尔纳·皮沃在《撇号》录制现场，1978年。照片由法国国家视听研究所提供，为《再造乡土》插图。
在《野菜汤》一书中，埃米莉·卡莱斯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她是六个孩子中的一个，由身为鳏夫的父亲抚养长大。她的父亲在多菲内大区与世隔绝的克拉雷山谷经营着一个家庭农场，那里靠近意大利边境。与埃利亚斯一样，卡莱斯也是第三共和国的孩子。公立学校让她得以提升社会地位，并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她在巴黎待了三年，受雇于寄宿学校，为取得教师资格而用功学习，但到了夏天都会回家。她接触到和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并由此奠定了一生的政治信仰。卡莱斯嫁给了一位来自法国南部的工人知识分子，后者认同她的和平主义和左派信念，并让她更加坚定于此。
当卡莱斯回到多菲内大区担任教师，并最终回到她所在的村子工作时，她把这些观点也带到了她的教学中。她写道：“最重要的是，我必须打开他们（学生们）的眼界，推翻所有旧习俗，教他们过一种不同的生活，摆脱酗酒，警惕教会和国家的谎言和愚蠢。”
卡莱斯的最后一战发生在1974年，当时已经七十四岁的她领导当地农民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修建一条穿越克拉雷山谷的高速公路，因为这将破坏该地区的自然之美。埃利亚斯和卡莱斯都在各自作品的最后章节认真考虑了威胁到他们所描述的世界的各种力量。埃利亚斯感叹商业主义、旅游业和城市的诱惑毁坏了布列塔尼的农民文化，而对卡莱斯来说，危险则在于对自然环境的威胁。
与许多人一样，她认为农民是自然界的管家，以环保活动人士为新角色的她呼吁农民捍卫自己的遗产。
西尔韦尔：生活的尊严
在撰写农民生活回忆录的作家中，数埃利亚斯在电视和出版界最为如鱼得水。1980年，在《撇号》节目中，他向观众推荐了另一位农民出身的作家在死后出版的童年回忆录，也就是安托万·西尔韦尔（1888—1963）的《图瓦努：一个奥韦尼亚孩子的呼声》。
这本书在农村生活回忆录中独树一帜，具体在于它慷慨激昂地阐述并谴责了20世纪之初资产阶级、教会和法律对农村穷人的不公对待。在为《图瓦努》（“图瓦努”是安托万的昵称）所写的前言中，埃利亚斯将安托万·西尔韦尔这个极度贫困的无地农民的儿子，视为农村世界的真正代表：“在远离诗意的农民生活中，农民才真正成为农民—这就是图瓦努。”
生于1888年的安托万·西尔韦尔与埃弗拉伊姆·格雷纳杜是同代人，他笔下的农村穷人与埃利亚斯描写的农民生活在同一时期。然而，两人对农村生活的刻画却截然不同。
《恋恋山城》（Jean de Florette，1986）剧照。
埃利亚斯描写的是骄傲的布列塔尼农民在寒酸的生活中依然保持尊严，西尔韦尔则描写了被贫困压垮的农村无产阶级如何饱受屈辱。他的父亲是一名流动的锯木工，为了找到活干，东奔西走。他的母亲靠给人洗衣服贴补家用。受到文盲祖父的谆谆教诲，图瓦努养成了对学习的热爱，并且成绩优异，但无力继续学业。十三岁时，他被送入一家铸造厂打工，在那里目睹两个好友死于工业事故。十八岁时，他因为邮政诈骗遭到警方追捕，逃往法国南部，继而去了北非，用假名在法国外籍兵团服役了三年。
与格雷纳杜、卡莱斯和埃利亚斯的作品一样，西尔韦尔的作品迅速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年就售出了约69.5万册。《世界报》指出，“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以往被视为‘人民’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纪录”。
或许并不奇怪的是，当时的许多专业评论者和批评家将农民生活故事的成功归因于对刚刚告别的农村生活的怀念。正如一位记者认为的，“它们仿佛给身为城里人或者已经变成城里人的我们带来了一股强劲的空气和野外气息，足以让我们的生命在被沥青、塑料、水泥和玻璃覆盖的宇宙中瞬间复苏”。
《快报杂志》在讨论1978年的另一部农民生活回忆录（作者是普罗旺斯牧羊人马塞尔·西皮翁）时，强调了法国人对“这个坚实的、令他们引以为豪的农村环境的依恋，几乎每个法国人都带着农村的印记或者对农村的怀念”。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当前的“风土复古文学”潮流是对时代快速变化的回应，“这种文学充满了过去事物的气韵和味道，读者之所以从中体会到了极大的愉悦，是因为……毫无疑问，今天的一切已经变样”。
文学记者让—马里·博尔泽认为法国人在寻找他们的祖先：“这更多的不是一种媚俗或复古时尚，而是表达了一种焦虑和追求。寻找失去的根，渴望拾起过去，并延续下去。”根据这样的理解，法国人正饱受乡愁之苦，“为神话般回归的不可能而哀悼，为失去一个边界和价值都很明晰的迷人世界而哀悼”。
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在历史的这个节骨眼上，许多法国人都患有乡愁。乡愁曾经是一种地理错位的疾病，在18世纪晚期却主要被体验为时间错位。对于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突然无法锚定于过去、“搁浅于当下”的情绪带来了忧郁和怀旧这两种被视为属于现代人的症状。从这些角度来看，对现实中和想象中的农村世界的怀旧，是对“辉煌三十年”地理、社会和文化错位的一种可预见的回应。这些情绪受到去殖民化的影响，当法国的殖民管理者、士兵和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黑脚（他们很多来自农村）回到本土时，他们遇到的是一个正在经历剧变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怀旧在战后法国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情感，环绕着关于农村生活的种种概念。
让娜·德尼：一则商业广告
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代农民，可能不是哪个回忆录作家，而是一场著名的广告宣传活动中的一位女性。
现代农民既然可以卖书，那也可以兜售耐用消费品。1972—1983年，让娜·德尼在电视广告中本色扮演的“德尼大娘”，使她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七十九岁时，这位面颊红润、未受过教育的洗衣妇，成了韦黛特牌洗衣机的代言人。这次广告宣传活动可谓凝聚了巴黎一家广告公司的负责人皮埃尔·巴东的心血。
在绿色运动兴起的背景下，他试图寻找一种能吸引消费者的方式，而当时又恰逢人们对农民的消亡充满担忧。他写道：“我们正在进入属于生态学家的时期。这是1968年的余波。人们对新技术保持沉默，对污染者大加指责。在推广洗衣机的时候，我们需要赋予它以人性的维度。”巴东想起了他童年去度过假的诺曼底村庄和当地的洗衣妇。为了广告宣传，巴东特地回了一趟村庄，请出这位手磨出老茧、拥有传统农民的诀窍的妇人，让她为韦黛特的现代设备授予认可的标志。
韦黛特牌洗衣机广告中的德尼大娘。《法兰西日报》，1972年。
这次创意堪称经典。在拍出来的第一个广告中，德尼大娘跪在河边的洗衣房里，用木桨搅动衣服，肘部以下都浸在奔涌的河水中。一个浑厚的男声承诺，新技术可以再现老办法的特殊洗涤方式：“对于洗衣服，德尼大娘有她的秘诀……那就是漂洗。没有漂洗就洗不干净。”镜头从德尼大娘结实的前臂和发红的双手转到河水从防波堤上倾泻而下的画面，而河水反过来又消失在洗衣机滚筒的转动之中。“洗衣机里就是这样的。”紧接着德尼大娘说出了她的标志性台词：“这就是事实！”
在这个广告播出的六个月内，韦黛特牌洗衣机的销售排名从第九位上升至第二位。73两年后，民意调查显示，让娜·德尼在法国人中的知名度高达75%。1977年，《巴黎竞赛》将她评为年度最受瞩目的人物，一起入选的是女演员缪缪、男演员热拉尔·德帕迪约、政治家西蒙娜·韦伊*和作家皮埃尔·雅凯·埃利亚斯。在巴东看来，真实是她吸引人的关键：“她七十九岁（1972），她的身体、面容和声音，都显示出她是一个真正的洗衣妇。”
与农民回忆录作家一样，德尼大娘弥合了“辉煌三十年”在法国富有农村气息的过去与充满现代科技感的现在之间制造的裂痕。她迎合了次要住所所有者和追求现代化的农民的需求，二者都希望用现代设备来减轻妇女的家务负担。1983年，韦黛特最后一则由德尼大娘主演的宣传片，明确提到她在引领法国人走向现在。镜头追随着沿着乡间小路走在田野上的德尼大娘。虽然有人宣称农民已经变成了法国人，法国城市的文明已经摈弃了地方文化，但德尼大娘和法国人可以通过书籍、电视了解到的农民个体却不这么认为。
原文作者/[美]萨拉·法默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付春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