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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杜鲁门上台后百事待举，但他不得不很快就开始处理对华事务。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在1945年4月19日和5月14日两次拜访总统，要求付给贷款余额两亿美元。杜鲁门答应了。
1、要不要成立联合政府？
雅尔塔会议已开过三个月了，但是三大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秘密协议还未通知中国。赫尔利大使在5月10日向新总统报告说，他认为蒋介石不会同意秘密协议的条款，因为里面的用语在中国话里有治外法权及侵犯主权和独立的含义。他还说蒋介石已从自己在华盛顿和瑞士的渠道了解到雅尔塔有关条款，美国还是赶快通知他为好。
6月9日杜鲁门把雅尔塔有关中国的秘密条款交付赫尔利，让他在6月15日转交蒋介石。
同一天当宋子文来访时，总统也把文本让宋看了。实际上，赫尔利已在5月21日把协议要点告诉了蒋，并叮嘱蒋别主动跟斯大林和杜鲁门谈及。这时，杜鲁门不断接见一些中国通来商讨对华政策，他们中有：范宣德、拉铁摩尔和小洛克。在此期间，国共关系迅速恶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盟国在波茨坦会议上提出的条件，正式宣告投降。国共双方的关系马上变得更加紧张，直接原因便是接受日本军队投降的问题。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苏联红军投降，已成定局；问题在于关内的日军如何投降。
在华北和许多其他地区，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领导的游击队离日军驻地要比国民党军队近得多。早在8月10日及11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全军就近在指定时间内接受日军投降。
国民党指责这一命令为“非法行动”。蒋介石命令中共领导的军队“就地待命”，剥夺了它们的受降权利。毛泽东为朱德起草给蒋的两个电文，再次肯定中共受降的权利，并要求蒋介石“废除一党专政，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会议建立联合政府”。蒋当然不会同意。毛在为新华社写的一份评论中公开指出：蒋介石正在挑起内战。
2、讨要“120师”装备
与此同时，蒋政府和苏联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蒋介石在接到赫尔利关于雅尔塔秘密条款的通知后，就派行政院长宋子文前往莫斯科，跟斯大林进行友好条约谈判。事先，斯大林已同意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杜鲁门也要求驻苏大使哈里曼在5月底返回莫斯科，跟斯大林澄清两个问题：对中国的任务和对朝鲜的托管。
所谓中国的任务，无非是苏联出兵打日本，以及跟蒋政府签订友好条约。这都是在雅尔塔规定好了的。宋子文于6月底到莫斯科，7月下半月返重庆与蒋介石磋商。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中苏友好合作条约于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字。这一条约无疑增强了蒋介石对付中共的信心。
蒋介石自以为有了美、苏两家做靠山，跟中共谈判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好处。美国也强烈地要求他进行谈判。蒋对于毛泽东是否同意来重庆谈判并无把握，认为他很可能不会来。
不过蒋仍在8月里给毛发了三份电报，邀请他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出于蒋的意料之外，中共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去重庆谈判。毛泽东当时指出，苏、美、英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如果中共作出某些让步，有可能出现国共和平合作的新阶段。如果中共作了让步后蒋介石仍要打内战，中共就占了理。
毛泽东要求全党保持警惕。为了表明美国的诚意，赫尔利于1945年8月27日飞往延安接毛泽东一行到重庆。经过六个星期的艰苦谈判，毛在10月11日返抵延安。离重庆前，他和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
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军队的统一。中共要求将其军队缩编至不少于20一24个师，蒋同意20个师，距离不是太大。关于政府统一之事，蒋方要求先统一，中共坚持在民选省级政府的宪法条款实施之前，中共控制地区的现状应暂时予以保持。双方同意此问题可进一步商谈。
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带来了希望：一触即发的中国内战有可能会得到避免。但是，实际情况全然不是这样。
1945年9月初，宋子文找到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政府兑现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时的诺言，向蒋介石提供120个师的装备。
国务院和白宫都找不到关于这一诺言的材料。后来白宫工作人员问到罗斯福的心腹智囊霍浦金斯，霍说确有其事，罗斯福曾在开罗口头答应提供总共90个师的装备，但这包括已在提供中的30个师在内。
霍的证词说明，宋子文为了多搞装备，故意把已在提供中的30个师列在90个师之外。霍浦金斯说罗斯福曾讲，一旦大战结束，蒋政府可把尚未提供的装备全部用钱“买走”。
霍浦金斯认为，罗斯福同意提供这么大量的装备有三个目的：
确保中国继续打下去；加强蒋介石对付“不听话派别”的力量；实现罗斯福让中国成为强大国家的愿望。霍浦金斯的看法是，罗斯福当时在利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防止蒋政府垮台。他建议白宫可回答宋子文找不到这一协议的记录。9月4日，总统海军助理瓦达曼上校说，杜鲁门认为“90个师的数目我们是摆脱不掉的”。
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在10月17日向一批干部做了报告。
他说，《双十协定》就某些原则达成了协议，但在其他问题上还没有。解放区的问题并未解决，军队的问题也未真正解决。毛说在谈判期间蒋军发动了进攻，中共的回答是“针锋相对”。他号召，一枝枪和一颗子弹都不要交出去。事实是，在重庆谈判之前和之后，国共双方并未停止交战。
到大战结束时，美军在中国战区的人数和活动都已不少。
其中主要有：
魏德迈中将领导的驻华美国陆军总司令部；斯特拉特·梅耶少将指挥的第10和第14航空队；美军人员担任训练蒋军的教官；向蒋军提供装备和补给；战略情报局的破坏组织和情报组织；由梅乐士领导的驻华美海军小组，与戴笠的军统局密切合作；欧战结束后从欧洲战场调了一批美军将官来中国战区指挥蒋军。
3、突击援助
早在1945年春季，魏德迈跟蒋政府商讨过他所提出的整军方案。他要求削减蒋军若干个师，以增进战斗力。
魏德迈说在蒋军327个师中，只有在印度的5个师有战斗力。他认为执行地方保安任务有45个师便可，再加上已在美援计划内的39个师，总数只要有84个师便够用了。他要求把其余的200多个师砍掉。蒋政府军方告诉魏德迈，已削减35个师，但魏发现事实恰恰相反，在1945年5月上半月，又添了一个军。在削减军队的问题上，魏德迈是超越职权管了中国人的内政。不过蒋介石也会对付他：口头上说已减了，不得罪他；实际上自行其是，增加了军队数目。
据驻华的美国战时生产局代表团的调查结果，中国的经济实力被大大低估了。该团认为，以现存的物资加上1945年全年生产的装备，足可以装备和补给80个师。魏德迈接受了这一看法，提出蒋军总数为120个师，其中美国装备和补给的为40个师。
1945年8月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规定魏德迈在华任务具有双重意义：替蒋介石出主意和辅助蒋，但不支持他打“兄弟阋墙之战”。这一自相矛盾的任务“把魏德迈置于一个迅速体会到了的两难境地”。
在此两天之前，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魏德迈应按顺序占领下列亚洲港口：上海、釜山、烟台、秦皇岛，“以使中国军队迅速收复失地”。
第二天，魏德迈和蒋介石、宋子文开了会，蒋宋同意美国军队占领中国港口。当日本即将投降时，魏德迈致电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建议命令日军只许向蒋军而绝不许向中共投降。杜鲁门批准了这一建议，指示日本天皇下令所有在华（东北除外）皇军向蒋介石投降。在1945年8、9两个月里，美军运送了14万蒋军官兵到了中国东北。在9月底以前，所有沿海地区重要城市，包括南京和北京，均已被蒋军占领。美海军陆战队第六师进驻青岛；第一加强陆战师进驻天津，沿铁路展开部署。
10月初，在天津建立了美海军陆战队第三两栖作战军司令部。在此以前，战略情报局在京津地区空投情报官员，在华北大城市里建立了机构。
尽管魏德迈要求削减蒋军部队，但租借法案装备和物资甚至在大战结束后仍在源源不断运交蒋介石政府。
杜鲁门在9月5日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下列建议：
在日本投降后，“除盟军对未降日军作战之用外”一切租借法案补给均应中止。这一建议还说：对华租借法案应按最近给魏德迈的指示办理，该指示的内容包括“美国将不支持中央政府打内战”。话虽说得好听，但里面有个大空子可钻。
在日本投降后两个月内美国以日军在华尚未投降为借口，向蒋政府运交了4.3亿美元的租借法案军用物资。这一数额超过了整个战时军援的半数。当日本投降时，美国同意首批提供的39个师的装备中1/3已交付给蒋军；1/3已在中国战区和印缅战区，但尚未交付；1/5正在海运途中；其余部分已确定要给蒋介石但尚在美国未曾起运。
在日本投降后，以租借法案的名义援蒋物资的总值为7亿美元。这一数目包含在中国西南地区存储的军火，足可供39个师作战120天之用，但仅作价两千万美元。实际上，这39个美械师除了两种武器外，都已有足够的武器和弹药去作战了。
4、杜鲁门态度的转变
一些了解中国情况的美国人不断给总统或白宫写信，表达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美国红十字会中国主任罗兰·帕克在1945年10月给白宫写信，说他刚出国时是支持蒋介石的。但是最近一位美国军官对他讲“我恨蒋介石那一帮人”。还有两人对帕克说，“他们和他们的父亲一贯投民主党的票，但是下次就不投了，因为现任行政当局要就是不可饶恕地对情况无知，要就是知情而采取了不可饶恕的政策”。
帕克说他“此后听到许多官兵都有类似的看法。只有一人说援蒋是对的，但此人是坐办公室的”。对蒋的痛恨几乎是普遍的，而且人们“害怕帮蒋调兵和补给物资会跟共产党发生冲突，这是犯不着的。有人还怕蒋的人会打下美国飞机来，并且在他们的美国宣传者的帮助下，把罪名栽到中共身上”。帕克认为：“我不认为美国有权分裂中国…如果中国人想分裂，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斯潘塞·肯纳德是一位基督教传教士，抗战时他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了七年历史。他在1945年9月给一位国务院官员写信说，在中国的经历使他“深信美国自身的利益要求它在军事上严守中立。在对方也放下武器之前，中共是不会放下的…美国明智的做法是让中国自己去解决。谁也不会在达成妥协方面比中国人更高明了”。
有些从未到过中国的人，也向他们的议员谈了自己的意见，得克萨斯州一位叫威廉斯的公民在1945年11月6日打电报给康纳利参议员，要求他向“国务院施加影响以防止进一步利用美军军火和运输工具打中国内战。正如他国无权干涉我国内政一样，我国也无权干涉他国内政”。
有趣的是，身为民主党外交事务负责人的康纳利回电说，“同意你的意见，已向高级当局表达”。1945年8月，中国著名学者钱端升通过国务院官员转了一封信给白宫新闻秘书罗斯，指出国民党“似乎对美援已有把握，故已不再理睬公众要求”。这位国务院官员的评论是：“鉴于中国当前局势，钱先生来信似恰逢其时。”
杜鲁门对中国形势的看法，跟上面的种种意见恰恰相反。
他压根儿就不喜欢国务院里的人。他上台刚一个月，就说国务院情况很糟。到了9月里，他又说国务院乱得一塌糊涂。总统跟李海上将都认为国务院里有不少“亲共分子”，他甚至说现在我明白为什么罗斯福不信任国务院了。
但是国务院里有的人比总统的态度还要极端化。代理国务卿格鲁在1945年6月给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备忘录中引用了原驻华公使麦克默雷在1935年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
麦克默雷说道：
日本在中国坚持顽固态度的情况下，以将近十年的耐心努力来维护华盛顿九国公约的文字和精神…日本军队恪守信义，只是被迫不得已才执行保护本国国民生命财产的任务。我们的态度宽恕了中国强硬的行为，鼓励了他们去走不遵守公约的道路。中国故意不顾自己承担的法律义务，肆无忌惮地采取暴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它的手法也是挑衅性的。
麦克默雷还说，中、美、英三国的行动将使日本相信“它只有依靠本身强大的武力来维护自己在东亚的合法地位”。如果说天下还有比这更加颠倒是非的评论，那可真是怪了。
然而杜鲁门总统的代理国务卿竟在对日作战尚在进行时向陆军部长推荐这种荒谬绝伦的看法，实在令人费解。
5、赫尔利的辞职
美国战后继续在华驻军，受到各方的批评和责难。
杜鲁门在1945年11月中旬写道，“我们应说明现正在结束对日战争，现在华中尚有100万以上日军士兵，俄、英、美三国都已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央政府。斯大林也说中共不是共产党。我们正在彻底收拾大战残局”。
新任陆军部长帕特森也说，美国在军事上只关心完成受降并遣送日军的任务，至今中国战区尚有“100万以上的武装日军”。他又说美军驻华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生命财产，如果受到袭击，美军将积极予以还击并且取胜。上述说法实在难以站住脚。
在中国战区（东北除外）投降的日军总数为109万人，凡作战、补给、卫生、运输、通讯等任何可称之为军人的日本人全都包括在内。日军自8月15日以来一直在投降，即便还有部队在经过三个月后尚未完成投降，中国国共双方的部队足可以对付他们。日军在天皇下投降令后一直遵守不误。麦克阿瑟便在10月中旬说过，“迄今为止，日本人和美国占领军之间尚未发生任何不幸事件”。
中国战区的日军主要是遣送问题。当时美军船只忙于运蒋军去北方，而遣送日军在慢吞吞地进行，每月只有2万人。至于帕特森部长所说保护美国人生命财产和遇到袭击时美军将还击取胜，这无非是日本人多年来在华所用的故伎。
帕特森还打算在他发表的声明中说中共部队根本没有跟日军作战。杜鲁门也这样说过。但他把声明稿送交杜鲁门审查时，被杜鲁门的助理罗森曼打了回来。
帕特森在第二稿中删去了中共不打日军的话，并在给罗森曼的信中说“改动原稿是为求其准确，你可以见到关于中共部队毫无贡献之说已被删掉”。可见杜鲁门、白宫班底及帕特森实际上并不相信所谓中共未打日军的说法。
自杜鲁门上台后，赫尔利还未见过这位新总统。大使对于总统的对华政策感到没有把握，便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要求国务院让他和魏德迈回国磋商。他俩在1945年10月上旬抵达华盛顿，10月19日见到了杜鲁门。总统在当天记下了谈话的核心内容：“我告诉他们我的政策是支持蒋介石。”
杜鲁门对中国局势的发展一直忧心忡忡。1945年11月，他向白宫人员谈到中国形势，说美国已“陷于其中”。他认为如果美国从中国撤出，国民党政府就维持不下去了。这时赫尔利不想再干下去了。他多次向贝尔纳斯提出要辞职，贝不同意。突然间，赫尔利公开宣布自己辞职了。他送交总统的辞呈上的日期是1945年11月26日。杜鲁门在次日复信同意。同一天，总统宣布马歇尔将以特别代表的身份前往中国。
赫尔利的大使职位空了出来，直到第二年夏天才由司徒雷登补上。
赫尔利大使为何辞职？他跟杜鲁门当局在对华政策上有根本性分歧吗？
当初罗斯福派赫尔利来中国，给了他三个任务：防止蒋政府垮台；调解蒋和史迪威的关系；促使中国各派军队统一对日作战。这三个任务中，核心是防止蒋政府垮台。赫尔利完成了这一主要任务。
在统一中国各派抗日军队方面，赫尔利没有成功。有人认为史迪威被黜主要是赫尔利搞的。
赫尔利跟史迪威矛盾很尖锐，但坚决罢黜史迪威是蒋介石根据情况作出的判断。蒋有一种可能不为人所注意的本领：制造“危机综合征”。他在二战中深知美国需要他甚于他需要美国。所以他不断让美国有一种危机感，似乎他明天就会搞不下去，要跟日本单独讲和了。他有足够的资本来跟罗斯福摊牌：不是史迪威走就是我下台。罗斯福只好迁就他，调回了史迪威。
赫尔利跟杜鲁门当局的分歧不在于实质而在于方法。赫尔利在1945年秋冬时认为雅尔塔关于中国问题的秘密协议已经行不通，苏联对中共也施加不了多少影响。而杜鲁门则坚持既跟苏联竞争又跟苏联合作来压中共。两人都认为苏联靠不住；只是一个处于领导地位，步子得迈得稳妥些而已。
赫尔利跟杜鲁门当局还有一项分歧。赫尔利批评美国支持英、法、荷等老殖民国家在亚洲的利益，还说这些“帝国主义政府”的政策是使中国继续分裂。他批评丘吉尔。丘说若要想香港归还中国，“除非我死了”。赫尔利建议美国在租借法案上采取措施，以使英国“就范”。杜鲁门当局自然愿意取老殖民大国而代之，但是美国还有不少地方得靠它们支持，因而不能贸然行事。
总之，赫尔利执行的是前后两位总统的对华政策，自己并没有什么新发明，因而他对这一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杜鲁门不喜欢赫尔利。原因之一是赫尔利当陆军部长时，杜鲁门还是个无名之辈，他并不把新总统放在眼里。不过杜鲁门也还希望有个像赫尔利那样的共和党人做驻华大使，以便减轻共和党对民主党当局的攻击，如果赫尔利要辞职，杜鲁门愿他别大事声张。然而恰恰相反，赫尔利在辞职时喧喧嚷嚷，使杜鲁门当局颇为恼火。
与此同时，中国局势继续恶化，国共内战迫在眉睫。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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