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所以能形成超大规模的社会，一个重要的基础是秩序的产生。由国家（state）建立的正式制度和民间自发达成的惯例都是秩序的来源。两者各有长短之处。对人类法律规则的误判之一就是高估某一种来源。法国法学家葛弗瑞的《重返马赛渔场：社会规范与私人治理的局限》（以下简称《重返马赛渔场》）就反思了人们对自发秩序的迷思。
马赛是地中海沿岸最大的港口。葛弗瑞使用马赛渔业的档案、对当地渔民的访谈材料等，回到历史，观察了马赛渔业的私人机构“贤人会议”的得与失。私人社会治理的局限性在其分析下浮现。
由海明威同名作品改编的电影《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1990）剧照。
捕鱼是一场艰苦的冒险，这项劳动需要技能，也需要一点运气。“马赛的渔民经常将自己比作在地中海中不停地追踪猎物的猎人”，那些使用更大渔网、更有效爆破方式的渔民更可能满载而归。而这些工具的使用对于渔业的未来则是破坏性的，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的影响也是灾难性的。马赛鱼场的“贤人会议”则希望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遗憾的是，尽管“贤人会议”坚持反对某些工具——比如炸药——但它最终还是迁就了许多使用炸药的行为。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重返马赛渔场》一书相关章节，内容为定网、围网、炸药等捕鱼工具的扩张，以及“贤人会议”处理问题的局限。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法]葛弗瑞
《重返马赛渔场：社会规范与私人治理的局限》，[法]葛弗瑞著，张鹿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雅理，2024年11月。
定网捕鱼的增长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FAO）将“定置网”定义为“由浮线和加权地线保持大致垂直而形成的单一网墙”。简单地说，定置网类似于放置在海底的羽毛球网。
传统上，由于网是固定的且尺寸有限，因此定置网的危害能力被降低了。此外，渔民过去通常需要用手去拖拽这些网，这也极大地限制了定置网的尺寸和放置深度。
由海明威同名作品改编的动画片《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1999）剧照。
在18世纪早期，定置网的尺寸相对较小（长130米，高5米），在19世纪后期，其尺寸增长到了长约1200米。汽艇的使用再次增强了定网捕鱼的能力。渔民最初投资于小型汽艇（尺寸7.5—10米，发动机功率20—70马力），后来逐渐替换为尺寸更大、更有力的汽艇（尺寸11.5—12.5米，发动机功率50—100马力），这些汽艇可以拖拽更长的渔网。汽艇现在装备了液压拉网机，在起渔网时，液压拉网机已经取代了人力。此外，发动机功率的增长与20世纪50年代尼龙网的出现是同步的。在此之前，渔民使用棉网，为避免腐烂，棉网需要定期在树脂浴（resin bath）中清洗处理。
艾索格捕鱼船。图片来自法国国家图书馆，为《重返马赛渔场：社会规范与私人治理的局限》一书插图。
“贤人会议”的关键职能之一是将棉网放入大锅中清洗，大锅使用了几个世纪，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被拆除。但尼龙网替代了棉网，因为尼龙网更耐腐蚀，不需要定期在树脂浴中清洗，对渔民更具吸引力。“贤人会议”试图通过调节渔网的尺寸和网眼的形状来减少发动机的影响（大网眼不会困住幼鱼，因此更能保护鱼群）。例如，“贤人会议”试图将定置网的尺寸限制在45段（在3150米和5400米之间），但渔民一般无视这一限制，使用大于6000米的定置网。总之，尼龙网与发动机的结合，致使定置网的数量在3个世纪内增长了60倍。
没有边界的围网捕鱼
20世纪初捕鲭网消亡后，当地渔民转而使用中世纪的网捕技术捕捞金枪鱼。网捕要求渔民之间高度合作，他们隶属于所谓的“商行”，每家商行容纳有不少于50名渔民。
在20世纪50年代，马赛仍有4家渔民商行在使用网捕技术，但这种捕鱼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已不再受欢迎。网捕技术消亡的原因尚不清楚。例如，有人可能会猜测，随着蓝鳍金枪鱼数量的下降，网捕成本超过了其潜在收益。另一种解释与围网船的出现有关，围网船装有大功率发动机，这使得渔民能够用更密集的船员和更少的船只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复刻网捕技术。一位受访者向我讲述了，为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马赛建造第一艘围网船，他的父亲和叔叔是如何从圣地亚哥进口图纸的。
围网船配有“围网”，这是一种巨型的、荷包状的网墙，用来围住鱼群（如金枪鱼或沙丁鱼）。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围网描述为“最有效的渔具，用于捕捞正在上浮的大型和小型深海鱼种”。尽管网捕只需要5艘船和50多名渔民，但一艘金枪鱼围网船仅需10到20名渔民就可以捕获整个金枪鱼群，并可多次重复作业。这些围网船装备有1600马力的发动机、几艘硬壳汽艇，甚至还有用于定位金枪鱼群的直升机。围网由重型吊杆支撑，并由动力滑车牵引拖拽，这是一种由液压泵驱动的机械滑轮，连接到主机或辅助发动机，能够围住整个金枪鱼群。
下图描绘了一艘金枪鱼围网船，小汽艇、直升机和动力滑车都在甲板上方。
金枪鱼围网船。图片来自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页。
人们常常认为，金枪鱼围网船对西地中海盆地蓝鳍金枪鱼数量的减少负有责任。例如，埃利斯（Ellis）写道，金枪鱼围网船“效率很高，以至于西地中海的传统渔场已经枯竭并废弃，代之以东部高密度的产卵鱼群”。
在过度开发金枪鱼种群方面，以马赛为基地的金枪鱼围网船名声显著。尽管马赛仍然是它们的母港，但金枪鱼围网船的航行范围远远超出了法国海岸。
受访者告诉我，金枪鱼围网船如何在仅持续几周的捕捞活动中用尽年度配额，航行至巴利阿里（the Balearics）群岛，甚至利比亚海岸（the coast of Libya）。有时船主会将保存好的鲜活的金枪鱼运到马耳他的海上养殖场，育肥后出口到日本，在丰洲（Toyosu，原为筑地）市场上以天价出售。
这些活动远超出“贤人会议”对渔业的监管范围，以至于它对此无能为力。人们也认为金枪鱼围网船船主与在马赛作业的渔民属于不同的类型。由于金枪鱼的高昂价格与围网船活动范围的跨国性，金枪鱼围网船船主经常被认为是商人而不是渔民。尽管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贤人会议”一直积极监管着网捕技术的使用，但当涉及金枪鱼围网船时，它的合法性和权力几乎不存在，围网船的活动远远超出了它的管辖范围（管辖范围由领海松散地界定）。
拖网捕鱼：最流行也最富争议的捕鱼技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赛最流行的一种拉网捕鱼形式，即著名的杆基，因其对海床的破坏性影响被禁止使用。同时，艾索格捕鱼技术被限制在几个“哨所”。为保护生态，杆基和艾索格捕鱼技术不被允许使用，这理应引发马赛捕鱼技术的更新。然而，在杆基和艾索格捕鱼被禁止后，渔民出人意料地转向了更具侵略性的捕鱼技术，如拖网捕鱼。
在1949年禁止使用杆基和艾索格捕鱼后，一些原用于杆基捕鱼的船只被改造成了拖网渔船。当时，这些渔船的发动机相对较小，功率从20马力到38马力不等。但在随后的几年中，它们的功率和尺寸持续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拖网渔船长达约15米，发动机功率达150马力。20年后，渔船增长至24米长，发动机功率在120马力到430马力之间。
1981年，研究人员报告了发动机功率的“持续上升”，发动机功率最高达430马力。目前，在普罗旺斯近海作业的拖网渔船（16米至24米）的平均功率是437马力。在一次访谈中，一名前“贤人会议”成员向我说明，存在装备800马力到1500马力发动机的拖网渔船。因此，在过去70年间，拖网渔船的发动机功率平均增加了12倍多。
《金色池塘》（On Golden Pond，1981）剧照。
虽然“贤人会议”经常指控拖网渔船，但它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限制它们的功率。“贤人会议”确实试图将拖网渔船置于其管辖之下，但这一尝试几乎完全失败，1921年发生了一起提请国务会议审理的诉讼案。20世纪20年代初，海事局注意到，装备蒸汽机的拖网渔船在马赛渔场引发了各种问题，这些蒸汽船促进了渔场的“工业化”，为渔民驶向远海提供了便利。
海事局就“贤人会议”与船主之间的争端向国务会议提出上诉，船主将两艘蒸汽式渔船用做拖网渔船，“贤人会议”要求这名渔民支付适用于所有社区成员的税款，但这位渔民拒绝支付税款，理由是其拖网渔船不在“贤人会议”管辖的领海范围内作业。
在此之前，“贤人会议”广义上的管辖权延伸至“整个马赛渔业”，这一划界留下了充足的可以争辩的空间。最终国务会议裁定，“贤人会议”的管辖权仅限于“领海”（当时为离岸3英里），其对超出3英里界限的拖网渔船没有管辖权。国务会议裁决的具体结果是，如果拖网渔船的作业超出了3英里的界限，就不必向“贤人会议”交税。更重要的是，除非这些拖网渔船在它的领海范围内作业，否则“贤人会议”不能监管拖网渔船的活动。这一裁决标志着“贤人会议”（它试图管理拖网渔船）与拖网渔船（辩称其作业不属于“贤人会议”的管辖范围，尽管他们经常闯入“贤人会议”的管辖水域）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的开始。
马赛引进的发动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高了渔民的生产力。发动机使渔民能够利用动力更充足的渔船、使用更大的渔网。这种趋势对鱼类种群产生了直接影响，因为拖网渔船操作大型拖网的能力（以及捕获更多鱼类的能力）与其发动机的动力成正比。1947年，马赛科学院检查了狮子湾的海床，进而评估了发动机的动力对海床的影响。科学家们在两年半时间内进行了82次疏浚作业，最后得出结论：“自从渔船使用内燃机以来，拖网对海湾的水生动物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科学家们强调，“波西达尼亚草甸”（鱼类的产卵场）已经“完全毁坏”，鱼类的数量急剧下降，体型（衡量捕鱼压力的指标）也急剧缩小。“贤人会议”似乎无法控制这场随着发动机的引进而达到高潮的捕鱼竞赛。
炸药捕鱼：马赛渔业中的致命武器
炸药是19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在19世纪中叶，科学家们已经研究了“高威力”爆炸物（如火药棉和硝化甘油）的特性，但无法控制它们的爆炸效果。硝化甘油释放的能量是火药的两倍，但其易变性导致了许多试图利用其威力的人的伤亡。在19世纪60年代，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将硝化甘油与一种名为硅藻土（kiselguhr）的惰性材料同雷管结合在一起，产生的混合物被称为“炸药”（dynamite），可以相对安全地使用。炸药使其发明者大发横财，并被广泛应用于建筑业、采矿业、爆破工作，当然还有军事行动之中。不久，渔民也发现了诺贝尔这项发明的用途。
事实上，马赛渔业第一次被报道使用炸药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873年，距炸药在英国和瑞典获得专利仅过了6年。然而，炸药并非在马赛凭空出现，因为渔民们已经在使用具有类似效果（尽管效果有限）的其他有害装置。
很长一段时间，渔民都使用毒药来大规模地杀死或毒晕鱼类。一些档案文件报道了渔民们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使用一种名为“大戟属”（euphorbia）的有毒植物。为了减少这些风险，1725年和1728年，国务会议颁布了使用有毒鱼饵的禁令。“贤人会议”偶尔谴责向马赛水域投毒的渔民，但有时它却宽恕甚至支持这些行为。例如，在1829年给一名政府官员的信中，“贤人会议”为使用titbimale的渔民进行辩护——titbimale是一种能引发痢疾的有毒植物。
在20世纪中叶，渔民讨论了向水域投毒的可能性，以减少海豚的数量。炸药具有与毒药同样的效果，但不会危害健康：炸药几乎能立即捕杀大量鱼类，而不会威胁消费者的健康。因此，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爆破捕鱼（blast fishing）成为马赛渔民的一种重要捕鱼方法。
爆破捕鱼包括向水中投掷炸药棒，以及收集浮在水面的被炸晕或死亡的鱼。另一种方法是投掷炸药棒，以便将鱼（特别是深海鱼类，如沙丁鱼）带到水面。一个多世纪以来，马赛的渔民大规模地实行爆破捕鱼。
我发现整个20世纪有许多关于爆破捕鱼的报道。早在1900年，海军部长就向总理报告说，“被这种轻松的捕鱼方式所吸引的马赛渔民”在大规模使用爆破捕鱼。1910年，爆破捕鱼被指控给马赛的渔业带来了“荒漠化”（desertification）。1963年，政府官员报告说一些专业渔民使用炸药。尽管提及这些时并不情愿，一些证人也证实了渔民广泛而持续地使用炸药的情形，虽然他们的证言很少被记录在案。
《真爱复苏》（The Valley of Light，2007）剧照。
一位渔民告诉我，他的祖父在20世纪中叶使用炸药。一位前“贤人会议”成员开玩笑地向我透露，一位渔民（和他的儿子）因为滥用炸药而获得了“砰砰”（Bam Bam）的绰号。据另一位证人所言，“贤人会议”的一位杰出成员在捕鱼时失去了一只眼睛，而小道消息分析他的事故是由炸药引起的。
爆破捕鱼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众所周知：它不分青红皂白地抹杀所有的物种和大小不同的对象，摧毁了其他海洋生物，并破坏了海床。爆破捕鱼是过度捕捞的典型成因，也是一种简单易行但目光短浅的提高渔业生产力的方法。马赛的渔民一直非常清楚这些负面影响，事实上，在渔业历史的不同时期，其中一些渔民对使用炸药持强烈反对态度。
例如，在1917年，一群渔民因为使用炸药而发生了肢体冲突，造成两人死亡。由于炸药对渔业的负面影响，人们预计“贤人会议”会采取强硬而积极的态度来反对炸药。适用其传统的平衡法，“贤人会议”理应只允许受控和有限的炸药使用行为。但是，“贤人会议”的反应模棱两可：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反对爆破捕鱼，只是大声谴责。在谴责爆破捕鱼时，“贤人会议”区分了两类渔民：不从事爆破捕鱼的专业渔民和对渔业的损害负有实际责任的偷猎者。但是，这一区分经不起推敲，其目的显然是纵容“贤人会议”支持者的行为。
事实上，“贤人会议”试图以牺牲现实为代价，维护其社区的规范结构：它实际上允许其成员从事爆破捕鱼（这一立场与平等规范一致），同时出于保护规范的考虑谴责爆破捕鱼。在实践中，从事爆破捕鱼的不仅仅是社区外部人士，许多专业渔民（包括“贤人会议”成员）也参与其中。对爆破捕鱼的有效应对来自政府层面。例如，法国政府一再试图控制爆炸物的销售，巡逻渔场，禁止销售使用炸药捕获的鱼。“贤人会议”公开支持国家的举措，但在实践中却并没有多少作为。爆破捕鱼的例子让人想起发动机的案例。“贤人会议”似乎很难反对一种被其选民广泛使用的技术。它没有参与可能被视为威胁渔民个人权利的斗争，只是口头承诺保护其渔场，但却没有采取充分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
原文作者/[法]葛弗瑞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