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高校治理模式正朝着融合化、协同化、一体化方向发展，以提升高校科研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本期我们邀请到国内著名高校从事相关研究的7位青年学者，段从宇、马近远、王传毅、吴寒天、徐艳茹、杨凌春、张洋磊，提出观点为读者提供参考。
段从宇
深圳大学教授，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研究型高校治理模式创新须指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效能发挥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我国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直接担负着“培养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源源不断造就规模宏大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的根本任务，也在“加强基础研究，更好产出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成果，勇攀世界科技高峰”方面具有不容回避的历史责任，可谓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的特色主体。
而高校治理模式的创新，其终极的价值导向也就在于让高校更好发挥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应然功能。
研究型高校治理模式的创新应直接指向如何更好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效能。无论是在治理主体的权责划分上，还是在治理结构的协同搭建上，亦或是在治理机制的创新发展上，还是在治理目标的统筹确立上，都需要始终考虑以下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是否有助于学校内部教育、科技、人才事项的一体化推进？”，二是“是否有助于发挥研究型大学整体功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效能的提升？”
马近远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
构建“融合学科”新型研究型大学治理模式
“融合学科”已经成为全球推动知识创新的重要趋势。然而，现有的研究型大学治理模式往往沿袭传统的学科边界，难以有效支持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的深度发展。
“融合学科”治理模式需要在以下三方面进行创新：
首先，应建立更加灵活的学术组织形式，建立打破学院和学科壁垒的“学术集群”或“跨领域研究平台”，为跨学科研究团队提供长期的资源支持与激励政策。
其次，需要改革现有的人才评价体系，从关注单一学科成果转向重视跨学科协作和社会影响力，激励更多学者参与“融合学科”研究。
最后，治理模式数字化升级至关重要，通过数据驱动的学术资源分配和智能化的跨学科协作平台，提升治理效率和协同能力。
“融合学科”治理模式的核心在于促进知识生产的深度融合，使高校成为应对复杂全球性问题的智力引擎。
王传毅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研究型高校治理模式发展前沿
高校治理对于研究型高校设置战略方向、配置发展资源和营造良好学术生态具有重要影响，对其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效能，也具有突出的影响。
现有大学治理存在国家主导型、市场导向型和学术主导型三种模式。在实践中，不同模式并非绝对独立，而是呈现出相互交融的趋势。未来研究不应当拘泥于一种模式，或是给某一类大学的治理贴上模式标签。不同主体参与大学治理，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层面、为不同类型的学科发挥不同的作用。
例如，国家可以保障政治权力、学术权力和市场机制有效运行，高校在学校层面可能更加重视行政权力，而在基层组织层面可能更加重视学术权力。高校内部基础学科的治理可能更加强调学术权力，而应用型学科可能更加强调市场需求。研究型高校治理模式研究呼唤一个更加整合性、更具灵活性和更富解释力的理论。
吴寒天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导
大学-区域互动共生图景下的研究型高校治理
自中世纪肇始，大学的形象便徘徊在“象牙塔”与社会生活的深度参与者之间。伴随人类社会的持续演进，大学与城市、区域的关系也日益错综复杂。
时至今日，身处后工业社会与智能化时代，研究型大学的治理模式亟待更新，尤其是回应如何更具创造力、想象力地处理大学与区域间的互动共生关系。不断变化的社会与产业形态，以及大学内部知识生产范式的持续迭代，均对研究型大学治理不断提出新的挑战。
因此，研究型高校治理的模式创新应在思维和视野上突破单一机构的物理与信息边界，与内外部多元主体协同构建知识空间、创新空间、共识空间，使大学成为更具开放性的知识生产、迁移及转化枢纽。
徐艳茹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导
跨组织科教融合治理中的研究型大学
研究型大学与科研机构跨组织科教融合治理是实现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国际通行路径，且全球代表性经验各具特色。
以美国为代表，研究型大学与科研机构通过签订明确双方责权利的契约（管理与运营合同），寻求资源互补，实现相互赋能。
以法国为代表，国家立法推动研究型大学与科研机构建立科教战略联盟，双方将提升自身与国家竞争力作为发展目标共识。
以我国独具特色的“科学院大学”为代表，研究型大学与科研机构同出一源，拥有天然的基因纽带，且隶属于同一个行政上级，有利于实现双方在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上一致的战略目标。
经验表明，研究型大学需要明确自身功能定位，注重塑造跨组织科教融合价值理念。同时，要以健全的契约制度保障科教主体发挥各自禀赋优势。
杨凌春
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副部长，副研究员
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构建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
推进科教融合、孕育创新成果、培养一流人才，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重要特征。从研究型大学科研管理实践角度，应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不断创新科研管理机制、完善科研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科研生态，形成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在人才成长方面，为科研人员营造宽松良好科研氛围，制定分类评价制度，确保其能心无旁骛潜心研究，开展高水平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有组织科研；鼓励青年人才挑大梁，勇于承担重大科研任务，勇攀学术高峰，充分发挥基础研究主力军的关键作用。
在人才培养方面，深入探索超常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打破学生培养传统思路，以各类青年学生基础研究试点项目为抓手，鼓励青年学生投入具有挑战性、突破性的高水平科研工作，为其踏上科研之路打下坚实基础。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局，储备基础研究生力军，构建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源头活水”。
张洋磊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推进整体性治理：研究型大学治理体系改革的可能路径
研究型大学如何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中把握机遇，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高水平特色办学是必须答好的时代课题。如何以治理体系变革推动研究型大学高质量转型？
笔者对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新美国大学运动”改革，以及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组织治理难题进行了系列研究。认为研究型大学实现治理体系转型并非“修修补补”，而要坚持系统观念，力图实现“整体性治理”变革。
将跨学科的学术组织变革作为治理体系变革的底座，实现学术、教育资源统整融合；重塑大学文化理念，激发组织变革内生动力；重视数字化治理，构建参与式的治理实践社区；重构内外部治理主体关系，实现内外治理主体和要素多元链接。
HAPPY NEW YEAR
( 新年初始，万象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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