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里，他总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人生是一场戏，自己是否只是个跑龙套，能否当个刀马旦，举个小旗，绕场一周，说上几句台词，“而这个台词，只能是前半生为国，后半生为家吗？”
文丨新京报记者吴瑜
视频/编导/拍摄/剪辑 吴瑜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杨利
►本文7030字视频12分钟
“如果不是我后半生遭罪，你会来采访我吗？”夜里9点，84岁的魏世杰疲惫地躺在沙发上发问。
他所说的遭罪，是指后半生照顾三个重病的家人，持续了快20年。女儿患精神分裂症和强迫症，儿子先天性智力障碍，妻子则因不堪家庭重负，晚年重度抑郁转为精神失常。
几分钟前，他刚完成每日例行任务，给53岁的女儿海燕喂水、吃药、铺床、做饭。海燕对每个环节要求严苛，馒头要蒸七分钟，菜要蒸八分钟，从点火的那一刻算起，她就站到钟前计时。菜上桌，女儿点头认可，他才坐回沙发喘口气。
人生的上半场，他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作为核技术专家，他将整个青春奉献在大漠高原，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见证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成功。走出核基地那年，他49岁，头白了一半，从小魏变成老魏。
从核基地里的隐姓埋名到阁楼里的默默无闻，他差点这样过完一辈子。七十岁那年，助手在天涯论坛连载他的自传体小说《核武老人亲历记》，他火了，记者蜂拥而至，他被邀请上各种节目。
外界看来，这是一个完美的故事，以奉献为主题，半生为国、半生为家。可是，故事的主人公不服气。家事、国事，始终是最表面的事，这个故事的内核，和写作有关。核基地里、阁楼里、精神病院的走廊里，他敲出15本书，“我最大的特点是热爱写作，一直想写。”
他写了一辈子，开始是为了表达，后来，写作成为抵御苦难的方式。
外界看来，这是一个完美的故事，以奉献为主题，半生为国、半生为家。可是，故事的主人公不服气。家事、国事，始终是最表面的事，这个故事的内核，和写作有关。新京报《剥洋葱》出品
老人和“小鸟”
海燕已经两年没住院了，魏世杰很高兴。
他珍惜女儿在家的时光，行星一样围着她转。早晨，他换洗了53岁女儿昨天尿湿的几条裤子，阳台上，又是一批深深浅浅的红色。阳光透过裤子间的缝隙，照到屋里熟睡的海燕脸上。老人倚着晾衣杆，注视着她。
海燕寸头，灰发，鼻头挂着厚厚的镜片，嘴巴鼓鼓的，衬得法令纹尤其深，是与年龄相符的中老年妇女模样。但在老人眼里，时光停留在她十三岁那年，“哪里看都是当年那个孩子啊。”
13岁那年，因为学业压力，海燕出现精神异常的征兆，此后，吃药和住院几乎占据了她从少女到中老年的全部时光。字典般厚的诊疗单上，偏执型精神分裂、强迫症、自杀倾向几个词频繁出现。
因为幻听，海燕的脑袋里住着一个叫“老神”的男人，他随时发号施令，她必须言听计从。“老神”苛刻无情，床单要铺到没褶皱，地面要一尘不染，即便是最简单的喝水，水温、水量、水杯的位置都有要求，一切调试好后，父女俩已经忙了半个来小时。
状态最差的时候，海燕睡不着，吃不下，瘦到60斤。有一次，病房里，他看见海燕被绑在铁椅子上，“那种约束狂躁型病人的铁椅子”，下面是接排泄物的桶，“眼里没有光，像黑洞。”
魏世杰给女儿倒醋，女儿在一旁监督。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四十年前，老家父母寄往核基地的照片里，两个孩子睁着乌黑圆溜的眼睛，满脸都是生气勃勃。如今这样，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小时候放在爷爷奶奶家里也不管，后半生再怎么也弥补不了。”
他把对女儿的情感写进散文《老人与小鸟》。灰色小鸟单薄消瘦，小眼睛光泽暗淡，羽毛杂乱无章、根根竖起。主人公则是塔楼里消磨半生照顾小鸟的老人。日复一日，老人悉心照料着它，希望小鸟能恢复往昔的健美和灵气。
相比女儿，儿子小刚让人省心。他刚满五十岁，十岁确诊先天性智力障碍，从不知道发愁。他几十年看同样的碟片，《白毛女》《追捕》和《海市蜃楼》；每天领几块零花钱，买一瓶可乐，就是幸福生活。可乐喝坏好几颗牙齿，父亲忧心忡忡，他不在乎，“掉牙有什么不痛快的，等到秋天，牙齿就长出来了。”
小刚的日常就是站在街上发呆，站累了就换个地方站。周围商户都认识这个大高个儿，“到点来，到点走，风雨无阻，跟上班似的。”下班的时间是饭点，此刻，他背靠窗台，坐等开饭，一动不动。
快乐的代价是没有感情。几年前，母亲和姐姐相继自杀，他赶去医院，在抢救的病床前，不依不饶，非要那几块零花钱。老人动了怒，又平静下来，“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孩子，你跟他较什么劲？”这个家里，儿子的无忧无虑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这个有三个重病号的家庭，被社区评为最美家庭。颁奖那天，居委会来照了张全家福。照片里，一家四口并排坐着，清一色的灰白短发，脸上是相似却各异的茫然，只有魏世杰面带微笑。
“几十年了，没见过他情绪有过波澜”，所有人的印象里，魏世杰始终状态稳定地在三个病人间周旋。
黄岛的家和青岛精神病院隔了一道海，他坐了20年轮渡。早6点起床，拎着妻子的血糖仪和海燕的零食，赶最早的一班。乘客在船舱里昏昏欲睡，他永远站在甲板上看海，海鸥声、海浪声时高时低，轮渡发动机的轰鸣压倒一切嘈杂声响，“海那么大，我跳进海里，占多大地方？”他感到人的渺小，于是，苦闷也跟着渺小了。
后来，三个病号变成了两个病号。2022年，妻子离世时是个冬天，殡仪馆门口，老人平静地抱着骨灰盒，陪伴在两侧的只有保姆和保姆的朋友。
如今，为了保证睡眠，他住在和女儿同小区的另一间房子里，每天早8点来女儿这里“上班”，晚9点，这个安置退休老人的小区，大多数屋子已熄灯，四周静悄悄的。他才刚经历完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拎着白布包，走在归程的夜色里。
回家的路只有两三百米，归程的布包里只装三样东西，手机，钥匙，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保质期两年，换过一瓶，“不知道什么时候派上用场。”
晚上九点，魏世杰照顾完女儿，回自己的住处，布包里装着手机、钥匙和速效救心丸。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箱子”里的日子
回忆录里，26年的核基地岁月开始得突然。
那年魏世杰21岁，从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志向成为科普作家，偶像是写了《十万个为什么》的苏联作家米·伊林。大学期间，他发表了十几篇科普文章，用散文的笔法介绍科学知识。“第一篇科普散文见报时，区区两百字，两块钱稿费，当晚我激动得彻夜未眠。”
离校前夕，系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分配给他 “一个神秘的任务”，之后他便坐上火车，吭哧吭哧冲上了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
火车停留的地方，地图没有标记，这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他是1964年来基地支援核武器制造的大批毕业生之一。
魏世杰被分配到爆破部件组，负责研究制造核武器的炸药部件。炸药是一种很不稳定的化合物，碰撞、静电、温变都有可能引起意外爆炸，和它打交道相当于“太岁头上动土，虎口里拔牙”。
1968年的一天下午，他在宿舍听到一声巨响，229车间发生爆炸事故，车间顷刻间被夷为平地。另一次，在炸药球上贴加热片的过程中，意外发生了，“早晨和我同乘班车的共八人，下班回来，七个座位全空了”，他一人在车里流泪。
但是，荣誉感总能冲淡一切，“大家都是一边手发着抖，一边又争着搬炸药球。”
只是，他放不下写作。当时核基地代号为“箱子”，因为保密要求，他不能发表文章，感到 “很是苦闷”。于是，他在纸上写稿，写天体转动、植物生长、天气变换，写宇宙间的奥秘。他用线把稿纸缝成一本书，手写目录和页码，用花体字写了书名，封面是手绘海景图——那是高原看不见的景色。
1970年，“文革”风刮进高原，魏世杰含冤入狱，一年零两个月的狱中生活，还是文字伴他度过。当时，手头仅有的文字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他来回读，连注解也不放过，后来，原房主糊墙用的几张残缺不全的报纸，成为他新的精神食粮。
他还买通看守去书店买书，不识字的看守挑中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他喜出望外，“我信任书里的话，自然是进化的，人类社会也不例外。”
他数得出一些节点，在“箱子”的前十年，原子弹爆炸了，氢弹爆炸了；最后两年，这个原本机密的单位设立了宣传部，因为懂技术又擅长文字，他被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统筹了邓稼先离世的报道，让大众知道了这个隐姓埋名的群体。
后来，世界形势发生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部分核工业由军用转向民用，一些“箱子”被打开，里面的人陆续走了出来。
走出“箱子”的人，从事各行各业，同事问他，将来要做龙还是做虫？他想着回去照顾家人，“做不了龙，做一条自己找食吃的小虫吧。”
“龙也好，虫也好，即便在世，也都是双鬓斑白的老人。”去年拜年，一些电话打不通了，他陆续收到同事离世的消息。
“随着知情人士的离世，那段历史会烟消云散。”幸好手里还有笔。他通过写作为核基地的小人物树碑立传。小说《禁地青春》讲述了中国核武器研发基地里，近百名青年工人、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故事。书里，他写絮絮叨叨的儿女情长，也写惊心动魄的工作经历。后来，这本书被读者称为核基地小人物的“清明上河图”。
还有那本高原上手写的科普散文集，如今仍放在书橱里，它代表没变的作家梦。半个世纪后，当年线缝的孔眼发黑了，他用金属扣重新串起稿纸。写天体转动的那一篇，是这样结尾的：
宇宙里有各种转动，从天体到原子，历史的车轮也将永远不停，向前转动。
魏世杰的全家福，右后为魏世杰。受访者供图
每个故事都有光明的结局
人生的后半段，写作成为一种处世方式。
故事的一个版本是，作为照护者，魏世杰长期睡在病房外的走廊，照顾同时生病的母女俩。另一个版本是，作为作家，魏世杰深入精神病院数年，进行有关精神病人的田野调查。两个版本，对魏世杰来说都属实，一个是现实，一个是解法。
十年前，海燕搬到精神病院的老年病房，母女俩合住一间，魏老断断续续睡在病房门口的躺椅上。一天三顿饭，四次药，五次查房，照护日常枯燥且劳累。于是，他把写作当休息，当病人吃完药，昏昏欲睡，走廊上，日光灯伴着躺椅，他开始码字，历时三年，完成了一部关于精神病人的科幻小说。
“所有作品里，这部小说是我最想写的。”数年里，他看见医院围城般困住许多病人的一生，这是儿女将来要面临的困境，这个困境需要被记录，也需要答案。
于是，这部科幻小说出现了那些个性鲜明、可爱饱满的精神病人。有精致的绅士，爱打扮，喷法国香水，人未到香味先到。有住院40年的老病号，每日重复打包行李，等家人接他出院。有儒雅的知识分子，爱讲文史哲一类高深的东西。这样的群像，是儿女所属的群体更完整的样子。
只是，接下来，他们何去何从，他找不到答案，于是他虚构出一个结尾，家人团聚了，病魔也被打败了。
无一例外的，所有作品，他都写这样的光明结局。另一本小说《禁地青春》里，离世的同事复活了，痊愈的海燕扑向他的怀抱。他解释这么写结局的原因，“就像驴拉磨，前面得吊一个胡萝卜，有盼望，才能继续干活。”
写作也属于他的盼头。他的写作风格，属于软科幻，侧重表达情感。而文学超越现实的部分，正是文字对于他的意义。“很多问题科学解释不了，人为什么活着，儿女为何患病，儿女将来如何，没有答案”，他不想像妻子一样陷入这些问题，解不开的结，他统统付诸文字，通过幻想实现。
只不过，那本关于精神病人的小说，写完到现在八年了，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自费印了几十本。尾页原本标出版社的位置，他写上：珍藏版，非卖品。
他讲过一个痴迷写作的年轻人的故事。年轻人受到知名作家的鼓励，写了一辈子书，可最后一篇也没被发表。他心灰意冷，把遭遇写成文章，文章倒火了，接着，他被重金邀请参加与这个作家相关的座谈会。会议结束，在作家的雕像前，他一头撞死。
1990年，魏世杰离开基地，调到黄岛，经历了漫长的低谷期。49岁，先是当职员，没分房，没职称，闲差事。早早退休后，3次办科普报刊，停刊了；策划科普网站，失败了；开书店，关门了。与此同时，女儿的病情反复不定。“谁都瞧不起你，觉得你这辈子快完了的时候，弹簧越压，越想反弹。”
反弹的方式还是写作。家附近，他租了间房，白天一边带小刚，一边写作，晚上回家陪母女俩。
魏世杰在书房写作。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为了省钱，房子租在一座冷清商城的三楼，门口挂着两米长的招牌，是他在废旧材料市场买来的木板和罐头漆做的，上面是中英文对照版的大字，“魏世杰工作室”，一看上去“就像受重视的部门”。
他形容自己是“病态式地写”。天还没亮，就坐到桌前，一直写到天黑透。收到退稿信，伤心一阵，伤心完继续写。先投国家级报刊，再投省市级、区级，最后，黄岛区的老编辑们都认识这个不停供稿的老人。
几年后，周围商户搬走了，楼下菜市场也搬走了，大厦空空的，其中一间屋子永远亮着灯，一个老人永远在奋笔疾书。
当年青岛市科协科普部的编辑苏永生，还记得魏世杰的“蛮劲”。当时魏世杰想办一本科普刊物，用文学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可是办刊流程繁琐，得不到任何实惠，最后，他竟然自筹资金，带领几个年轻人，采访、写稿、编辑，短时间内，把刊物弄得有声有色，停刊前印发了上万册。“魏世杰的写作成就，是在一种苦行僧式的努力中取得的。”
退休前，魏世杰出版了8本书，包括纪实小说、科幻小说和科普散文。后来，稿子一沓沓地写，能发表的却越来越少，即便出版的也没什么大动静 ，“像遇到瓶颈，很难再进一步。”
一位老编辑告诉他，论体裁论题材，他的文字都难有市场。事实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科普出版经历过一波热潮，而2000年前后，出于经济效益考虑，全国科技杂志发行量减少，许多报纸取消科普版面。那些年，收到的退稿信里，常有这样的描述，“经营困难”“尝试改版”。
在回忆录里，魏世杰记录当时的状态，“按自己的意愿做事情，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人世间有各种制约因素。但创作是我毕生的追求，无论环境如何，总是难以割舍。”
“那时的魏老，像郁郁不得志的古代诗人。”助手回忆说，她想帮帮他。于是，2011年，天涯杂谈上出现了一个名叫“核武老人26年亲历记”的帖子。魏老每天写1000字，助手负责更新上传。一个七旬老头，用个人视角讲核基地的往事，感人，真实，新奇，帖子迅速走热，一年内，点击量600多万人次，回帖6万多条。
他火了，在71岁那年，通过网络。
电视台、出版社来了，洽谈改编的影视公司也来了，“影响之大超乎我的想象。”央视“朗读者”播出那天，他打电话给前单位的领导，“看下今晚中央电视台，有我。”领导没相信，不过“后来安排全体员工集体看重播了”。
接着，客厅墙上，合影多起来，和主持人的，和官员的。字画也挂满了，“人家带着锤子和钉子来送的”，上面写着，中流砥柱，两弹元勋。连名片也攒了一沓，来自精神病诊所、出版社和媒体。
对于外界的关注，他很高兴，也有些不平。“说我是坚强的父亲，伟大的科学家，没那么夸张”，关于写作，“提一下我写了几本书，就没有了。”
他被邀请去学校讲课，500多场，都是以两弹元勋的身份。通常，他先讲邓稼先，再讲经历过的爆炸事故。快结束的时候，他夹带私货，讲个“不着调”的科幻故事。
不管流量为何来，它总归让眼前的日子热闹起来了。老人走出阁楼，上节目，作演讲，重新与世界链接。
最重要的是，他有了一群年轻受众。他一条条复制天涯上的留言，整理成四十万字的文档，收藏起来。他开通社交账号，与粉丝互动。几十年来的数百封退稿信，他也一封不落装订起来，按年份装订成五本，“人家愿意给你写退稿信，说明也认真读过你的作品。”
魏世杰整理的退稿信，按时间年份，分成五册，时间跨度有40年。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与现实握手言和
小区里有几只野猫。魏世杰每天会准时下楼，招呼它们吃饭。“野猫不像家猫，它胆子小，人走了才肯吃”，他躲到二楼窗口，确认每只都吃饱了，才安心离开。有一阵子，他总隐隐担心，“吃饱不顶用啊，冬天没有地方躲雨，他们会冻死的。”他是这样说服自己的，“自然界就这样，苍蝇蚊子寿命更短，还能怎么办？”
他也是这么说服自己接受儿女的情况的。只是，与现实握手言和前，是一场更漫长地战斗。
起初，他想给海燕找个工作。工人、打字员，她都没干下去。后来，他教她用秤砣，读刻度，“在菜市场当个摊贩总行吧。”结果，菜市场里，海燕干坐了整整两个月。他想明白了，决定自己养着她。
海燕想成家，成天念叨，他四处张罗对象，都没有成功。最后接触的男孩是同事推荐的，他在男孩包里看见一本《如何谈恋爱》，原来，他也有精神疾病，也有一个焦虑的父亲。
两个孩子没相处下来，两个父亲倒成了朋友，几十年里，他们定期通话，互相鼓励。男孩在小区看大门，一直单身，海燕进了更年期，也再没提过结婚的事。电话里，两个沧桑的老人心照不宣：孩子好好活着就行。
再后来，人老了，连保护孩子也力不从心起来。小刚在街上站着发呆，常常因为挡了别人的路，鞋子被扔掉，还挨一顿打。前些年，儿子光着脚哭着跑回家，他心疼，会出门找人理论。现在，年纪大了，折腾不动了，他给小刚找双新鞋，“是他们不对，下次别招惹他们嗷。”
与现实和解了，人也松弛了。难熬的日子哼成曲，难解的愁写成书，连没出版的书也不再耿耿于怀，“曹雪芹的《红楼梦》，当年也是手稿。写出来就是胜利，就是你留在世界上的遗产。”
但84岁了，他还是有些紧迫感，他记得父母是这个年纪走的。
人老了，一些事情办不到了。从前，他在病房里给妻女端屎端尿，现在，便携马桶已经进入他的卧室，接下来将安装在床边。他吃的药比海燕多了，苦瓜茶送药，一口得吞七粒。
他写了份遗嘱，改了五版。
魏世杰在刮胡子，为采访做准备，身后挂着年轻时候的画像。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这几年，记者爱问他，未来有什么规划，他敷衍些励志话：继续发挥余热。他知道，大家关心，他走了之后，两个孩子怎么办。聊到这个让人焦心的问题，他回归科幻视角，“我每天等着，全世界的科学家发明出一种高级药来，吃一片，两个孩子的病就好了。”
“如果没有发明出来呢？”
“也没事，也不一定比现在差。”
他平静地分析起来，小刚简单，找个人，每天给他几块零花钱就行，等他牙齿掉光了，就带他去补一下。海燕也好办，每天帮她兑水吃药就行。“不过，真到我不在了，估计老神也能教她怎么兑水吃药。”
其实，老人想了很多，遗嘱里也有些难处理的事，他不愿意多说。一位老友曾听他倾诉担忧，他说自己给两个孩子买了保险，“一定要争取活到费用交满，保险生效的那天。”
他也开始想自己的墓志铭：这里住着一个，鼓捣过核武器，写过几本书，照顾过家人的倒霉老头。思考片刻，他觉得太俗气了，改成了：这里住着一个倒霉老人。这个决定后来又被推翻了，最后的结论是，骨灰撒到海里就行，“立个墓碑，谁去扫墓？”
人生暮年，和苦难握手言和了，很多困惑找到了答案。采访结尾，他总被问，“你为何如此乐观坚强？”他不作答，“你这个问题太大了。”
人群散去，他递来一沓稿纸，里面有他的书、文章、还有数百封退稿信，未出版的小说，时间跨度有半个多世纪。两个孩子不懂得处理，他想死前烧了它们。
他说，答案都在文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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