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共创繁荣，我觉得要用经济学的思维去解决经济圈的发展。”1月17日，由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成经智库思享汇(第二期)”在成都举行，关于“十五五”时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主任王伟给出以上建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相比，这是唯一一个以“经济圈”来命名的极点。
在王伟看来，每个极点的发展都有主要推动力，京津冀是功能纾解、长三角是绿色一体化、大湾区是产业协同，但成渝地区的主要推力仍有待进一步探索明确。他认为，成渝地区可以共建“微核”股权基金，以此实现共同繁荣。
用“微核”应对乌卡时代的不确定性
2020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首次提出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式定调重庆和四川要唱好“双城记”，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如今5年过去，双城经济圈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2019年至2023年，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由6.3万亿元增至8.2万亿元，在全国的经济份额占比由6.3%提升至6.5%。2024年前三季度，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19万亿元、同比增长5.6%，增速分别比全国、西部地区高0.8个百分点、0.7个百分点。
“十五五”即将来临，对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下一个五年的发展建设，王伟认为应该把握好“三向”关系，即落实战略目标导向、布局结构优化方向、资源要素配置流向，以实现更好地发展。
“三向”分别对应的问题是，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经济圈，是中心式的发展还是形成真正的网络式结构，以及应该如何更精准地引导资源配置。为此，王伟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可共同建立“微核”股权基金。
所谓“微核”股权基金，是指所有城市共商按一定出资比例共同建立股权基金，在成渝地区寻找“微核”单元进行投资，让他们成为有潜力的微型增长极和新型动力源，弥补产业集群上的各种短板。
根据他的设想，“微核”股权基金应面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所有主体开放，可以组建联合审议机制或邀请外部专家评审，一起选出有潜力的“微核”进行投资，最后获得的收益股东按比例共享。“微核”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企业，或者是一栋楼宇，形成多样化的精准投资。
至于为何要投资“微核”，王伟提到了乌卡时代。所谓乌卡时代（VUKA），指的是一种Volatile（易变不稳定）、Uncertain（不确定）、Complex（复杂）、Ambiguous（模糊）的状态，用来描述当前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的世界。
“现在就是一个乌卡时代，不确定性很强，抓的越精准反而成功的概率越大，而像撒胡椒面一样大面积铺开，可能反而效果不好。”他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目前成渝地区缺少小、特、精、强的载体，这也是我为何不用宏大的概念讨论这个区域，而要回到微观去认知优势和短板，通过一个个楼宇和一条条街道去构筑新的优势。”王伟认为，并不是投多少钱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要从最小的单元去思考，当每一个细胞都很健康的时候，整个机体不可能不健康。
但他同时提到，“微核”股权基金也要有承担风险的能力，“现在很多政府股权基金考虑安全第一，但没有风险哪里会有回报？”
跳出行政区域思维构筑新的空间结构
“最近很多地方说要拼经济、要加大投资，但是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更需要用一种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去做事情。”王伟表示，一定要用经济学的思维解决经济圈的发展，而不是用行政思维去解决，这是“经济圈”这三个字最有价值的地方。
他提到，股权型的微核单元可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一种新型的、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单元和功能单元，也将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的核心一环。
2021年10月公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到，要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探索经济统计分算方式，支持建立互利共赢的地方留存部分税收分享机制，推进税收征管一体化。这些内容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纲要中均未提及，成渝地区在这方面拥有率先探索的机会。
“我们常说，在行政边界上之所以没有形成共同体，是因为我们的财税体系需要财权跟事权匹配，所以需要一个更高的机构来协调，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工作办公室、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等，成渝地区能不能走出一个新的形式？”王伟提出这个问题。
实际上，成渝地区在探索行政区和经济区适度分离方面，已经有一些实践。
2021年1月，川渝两省市政府共同批复设立川渝高竹新区，新区由四川省广安市和重庆市渝北区部分行政区域组成，由跨省域的两地共同出人、出钱、出地，组成统一的新区管理架构，是全国首个跨省域共建新区。
在土地、财税、人才等方面，高竹新区择优使用政策，按照“存量收益由原行政辖区各自分享、增量收益五五分成”的原则，构建了利益分配机制。目前，在跨省域运行管理、经济发展、要素保障等8大领域，高竹新区已经探索出100余项改革成果。
而王伟提出的“微核”股权基金，则希望在更大范围突破行政边界带来的发展限制，惠及更多的主体。
“我们应该跳出过去的行政区域思维，用经济属性和功能属性来认知，构筑新的空间结构。”王伟认为，这有助于优化重大生产力的布局、创造供给和引领需求，还可以建成跨行政区域单元治理体系，最终建立一套跨行政区域管理协调制度，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