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6日，加拿大联邦总理暨联邦自由党党领杜鲁多（Justin Trudeau）冒雪在首都渥太华里多官邸外冒雪发表演讲，承诺“一旦产生新党领，将辞去总理和党领职务”。
尽管理论上此时此刻杜鲁多仍然是加拿大联邦总理，甚至也还是联邦自由党党领，但在国内外支持率下跌到接近个位数、党内高层和各地分支也纷纷倒戈的情况下早已“跛脚”，“杜鲁多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天然执政党”曾因他东山再起
我是2005年以魁北克省提名技术移民（旧类别，在杜鲁多时代被取消）身份获得加拿大移民资格、当年“短登”后返回非洲工作，一年后才真正定居的。由于妻子不谙法语，提前一年赴加定居的妻子选择了西海岸的大温哥华地区生活，而并没有按原移民项目要求去法语区魁北克省居住——杜鲁多时代也已不再允许，省提名移民跨省搬家，需要“冷却”至少三年。由此可见，杜鲁多时代带给移民家庭的影响，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潜移默化地存在着。
我们夫妇的移民面试是2003年10月在香港中环的加拿大领事馆进行的，当时我从西非贝宁的科托努、我妻子从上海飞至香港汇合，当天就参加了完全用法语进行的面试（也因此整个面试我妻子只说了一句话）。当时移民官问我“对加拿大政治了解多少，有几个主要联邦政党”，做过一些准备的我准确答出“联邦自由党、联邦保守党、联邦新民主党、魁北克人集团，四个”（当时加拿大联邦下院只有这四个党，如今有两个议席的联邦绿党当时没有议席），移民官表示满意，并特别称赞我把联邦自由党放在第一位，因为它是“天然执政党”。
什么是“天然执政党”？
加拿大独立于1867年7月1日，联邦自由党和加拿大“同年同月同日生”，1873年就首次执政，是加拿大历史上执政累计时间最长的政党，以“不左不右”的中间路线和重视商业、坚持中庸但不过激的福利化政策著称，是加拿大中产阶级、工商业者和小业主普遍支持的政党，也因此在工商业较发达的东部各省和西部大温哥华都会区有深厚的基础。华人移民的特点正是小业主多、中产多，因此在我刚移民的时候周围“新侨”（对华裔新移民尤其大陆移民的当地华人称谓）、“老侨”（在当地出生的华裔，多为“粤语系”），支持自由党的几乎在关心政治华裔熟人、邻居里“三分天下有其二”。实话实说，我对福利医疗体系和“奖懒罚勤”的大福利机制并不感冒，加上移民之初参与创办“中华文化学校”，在场地等方面得到联邦保守党籍华裔政治家黄陈小萍女士（后当选联邦下议员，担任过联邦退休事务部长）不少帮助，因此个人略倾向中右和主张削减福利、低税的联邦保守党，但我当时居住的列治文中选区，联邦保守党的活动华人面孔是非常少的，至我定居的2006年，联邦自由党已连续执政13年之久。
然而就在这一年“变天”了：1993年之后就再未执政、甚至连党名都换掉的联邦保守党异军突起，酣畅淋漓地夺取了执政权。热衷政治的移民“前辈”指出，联邦自由党内李博（Bob Rae）、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两位头面人物分庭抗礼、互相拆台，久久缠斗不休，给了已完成整合（进步保守党和加拿大人党合并）的联邦保守党渔翁得利的可乘之机。两大老在败选后又纠缠多年，且最后宁可同归于尽也不肯向对方退让，结果联邦自由党产生了公认政治能力低下、号召力“凄惨”的迪翁（Stéphane Dion）继任党领，坐令联邦保守党籍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连续执政9年（2006-2015）之久，在此期间联邦自由党甚至一度跌到“行三”的历史最低点。
我定居加拿大当年就迎来了导致联邦自由党下台的选举，因此我家的“加拿大时代”是从哈珀时代开始的。
作为华人，哈珀时代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哈珀和联邦保守党带着“反华”原色上台，但上台后却逐渐趋于务实，和中方各种合作比较正常，在此期间加拿大成为中国旅游目的地，“减少对美依赖”、“市场多元化”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多机会，尤其在哈珀任职期间，加拿大政府历史性地承认当年“排华法案”和“人头税”的错误，哈珀还在国会对着媒体用生硬的中文喊出“加拿大，道歉”，当时的华人社区活动，加拿大三级政府政要冠盖云集，我参与编纂的《加中建交三十周年》纪念专辑扉页上列满了不同政党、政治倾向加拿大政治家的贺词（其中甚至有若干今天的“问题人物”），加上物价平稳，加元汇率稳定，可以说，我们全家（两个孩子都在这期间出生）对这些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哈珀本人是加拿大石油产地阿尔伯特省土生土长的政治家，以石油、农产品等初级资源为主的“草原三省”又是联邦保守党根据地，该党长期执政的另一面，就是加拿大高科技和制造业、工商业持续萎缩（因为主要在联邦自由党领地），主要在这些领域“捞生活”的华裔深感不便。不仅如此，哈珀政府主张收紧移民政策，减少社会福利，也不合很多新移民胃口，周围许多华裔开始倒向“深左”的联邦新民主党，他们给出的理由，则是本应更合胃口的联邦自由党“没有合适的领袖”。
当时加拿大华人昵称“小杜”的杜鲁多就在这样一个微妙时刻悄然出现，2012年之后的电视新闻里频繁出现一个相貌俊朗，英法语流利（他是法裔），辩才和反应力都相当可观的青年政治家，对于许多本地人而言，出生在首相官邸、父亲就是历史上著名加拿大总理的杜鲁多“从出生就认识”，是足以唤起回忆的“总理二代”，且此前一直当老师、主播，没有政治阅历自然也没什么劣迹，一下吸引了许多眼球，由于“父一代子一代”的关系，他的从政很快结束了党内混战，联邦自由党的战斗力又回来了。
我不是联邦自由党的支持者，但也不希望一党独大，虽然对妻子直呼“真帅”的“小杜”能力有所保留，却也希望他能整合联邦自由党重新崛起，多少牵制一下当时已有些“飘”的哈珀政府。
2015年的联邦选举，第一次作为党领参加的杜鲁多带领4年前一败涂地沦落到下院议席第三的联邦自由党大获全胜，甚至夺得下院议席过半，组建了联邦自由党多数执政内阁，对此，素以“政治算命准”自矜的笔者当年也直呼意外，并在当地媒体上直言“‘天然执政党’联邦自由党，此番千真万确因他一人而东山再起”。
我们的杜鲁多时代
我的杜鲁多时代开始之初，至少身边家人和许多朋友、同事是高兴的。
杜鲁多把“增加儿童福利”当成主打政纲，上台后大幅增加了“牛奶金”等儿童福利，放宽了青少年教育基金（RESP）等青少年福利的条件，在这个时代有两个学龄孩子的笔者家庭确实因此减少了不少负担，就在几天前，加拿大皇家银行（RBC）负责对接我家RESP的客服经理还建议我们补齐RESP未缴缺额（因为长子跳两级已提前升入大学，我们未缴纳他最后一部分份额），因为“一旦联邦自由党下台就不好说了”，这也可以折射出公众对杜鲁多时代增加儿童福利是普遍支持的。
当然他做得未免有点过头：因为“牛奶金”政策过于优厚，一些家庭宁可多生孩子吃福利，也不愿去从事低薪工作。因为低薪工作收入不多，因“有工作”而增加的赋税等负担、同样因“有工作”而减少的福利享受可抵消这些菲薄收入而有余，这样就在客观上造成了我一直担心的“奖懒罚勤”效果。我的左邻（华裔）妻子算账之后果断辞去花店兼职，成了一个宅家从事“灰色职业”的三娃专职妈妈，住稍远一户印度裔邻居更是一口气生了十几个，全家仅爸爸一份工作，一副“死吃福利，吃死福利”的架势。
杜鲁多上台后一直不遗余力推动加拿大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在他上台前，加拿大绝大多数省份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8加元，他上台九年后已提升至15加元左右。对于这一政策，我周围的许多朋友一开始几乎都是支持的，我却一直坚决反对，因为日渐萎靡的小商业（温哥华又是个以小商业为就业主体的城市）是负担不起大幅上升的小时薪资标准的，业主若不歇业就只有裁员，或让自己亲属“义务劳动”，最终许多人实际收入反倒会下降。如今这一事态的演绎被我不幸而言中，不仅如此，此举还推波助澜地让通胀变得更加严重，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无疑压力更大了。
“小杜”的另一个“招牌”是环保。他上任后停掉了许多“增排”项目，还给出了淘汰燃油车的限定期限，赢得加拿大社会不少欢呼（全球包括“绿色和平”等许多国际性环保组织起源于加拿大），他在全国力推更严格的垃圾分类和“限塑令”，在各种动保、低碳等平台表现高调活跃，也深刻影响了加拿大社会生活。
我的两个儿子在此期间正上中小学，每年的校庆表演几乎都被“杜鲁多环保”主题占据，大儿子在学校里扮演过海上漂浮的塑料瓶、被废油沾染翅膀的海鸟，小儿子则扮演过被碳排放“熏死”的大树。疫情发生前，“罢学闹环保”的瑞典“小闯将”通贝里（Greta Thunberg）来温哥华活动，孩子学校里许多同学和家长在学生中发起联署支持信、串联去其活动现场“站台”，论据之一正是“总理都说了支持她”。
或许因为我们的影响，我的两个孩子在“杜鲁多环保风”中相对是冷静的。大儿子随学校参观垃圾填埋场时曾询问到场的解说职员“各家分类的垃圾你们又归到一起填埋，那么我们分类有什么用”，在学校出演“打倒塑料吸管”小品时又拿着麦克风算账，质疑“用纸吸管替代塑料吸管，可造纸业难道不是高污染产业么”，被学校直接“发配”去做无需开口的打鼓了。我们两个孩子的环保观是“重要，但杜鲁多说得过头了”，但一目了然的是，杜鲁多时代以来，加拿大社会上的“绿色政治正确”无疑浓厚了许多。
“杜鲁多环保”对我家的财政状况却有一些帮助：因为汽车排放政策的调整，滋生了从加拿大购买高档“油车”销往东亚各国、各地区的兴旺产业链，“大头”自然是被直接倒腾车的老板们赚走，但从事物流业的妻子也多少喝了点汤。
杜鲁多一个显著“成就”是把加拿大变成“加麻大”：大麻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哈珀时代全国只有一个（很不幸坐落在温哥华历史悠久的唐人街边上，把20世纪末还十分繁华的唐人街20年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鬼街”），奇怪的是，我身边接触的人无论族裔、收入、背景，对此不以为然的是压倒性多数，近期一些民调结果也证明了这点，那么何以杜鲁多时代成了“加麻大时代”，加拿大俨然“纵容毒品”反倒成了“政治正确”？我和许多朋友探讨时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大麻党”等抱团、扎堆，喜欢发声，而反对毒品者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杜鲁多却选择了迎合“嗓门”，二是杜鲁多及其幕僚煞费苦心地用“监管”偷换“放开毒品管制”概念，理由是“合法化才能更有效监管”，结果导致许多人明明成了助推杜鲁多“加麻大时代”开启的分母一部分，却还误以为自己投票给了“支持‘监管’”的一方。在此期间，我的一些同事致力于用不同族裔语言科普“同意‘监管’等于同意弛禁大麻”，我本人和许多熟人参加了多次阻击在北美华人居民比例最高的列治文市建立“毒品安全注射屋”计划的活动，成绩有一些，但总体上仍然是遗憾多于成就感：我家附近一公里之遥有了大麻专卖店，隔壁邻居家租客（中学生）周末派对时经常飘出刺鼻大麻味我们却束手无策（弛禁前是可以上门阻止的），而温哥华更在短短几年间成了北美因芬太尼类毒品致死率最高的城市之一。笔者一位老友（媒体人）为躲避这些搬到远郊区阿波斯福，却没想到那里是一个以印度裔为主的大麻帮派大本营，该帮派在节日打着“敦睦邻里”唐皇旗号公然开出“花车”巡游，老两口直言“吓都吓死了”。
我对杜鲁多政策的总结，就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具体说就是让原本中间派、自由派的联邦自由党变得更“左”更“进步”，挤压更“左”的新民主党空间，从而占据加拿大政坛优势。因此有些政策在我们看来简直匪夷所思，比如“性别多元化”，要求各公校不得限制“自称性别者”按照自称的性别使用校内更衣室和厕所，一些亚裔政客提出异议，却在联邦自由党内遭到围攻（我认识的一位甚至被联邦自由党外围组织打着杜鲁多的旗号排挤除名），我周围几个熟人无奈之下只好把女儿转去教会学校，因为“那边至少可以公开说男生是男生，女生是女生，在公校这样说家长就会被学校约谈”。笔者观察发现，这项“进步”政策的社会渗透力比前面几项更强，除了深度华人圈和宗教领域，杜鲁多时代以来至少在公开场合，敢于质疑这项在我看来很荒唐政策的几乎没有。
许多本地人对杜鲁多在移民、难民、留学生政策上先“大水漫灌”再“关闸停水”十分不满，认为这些做法让整个加拿大社会结构发生剧变，疫情前就出现针对华裔、越南裔的系统性仇视和排挤，疫情后印度裔又成了众矢之的，虽然杜鲁多本人一直强调“多元文化”，但普遍相信他需要为此负责：笔者孩子的美术老师工作室所在公寓楼，几年间被塞入十几户中东难民，老师吐槽“搞得乌烟瘴气”，小儿子游泳俱乐部的家长圈则认为，区域内几个接纳过多难民的小学“风气特别差”。前年送大儿子去多伦多大学报道，新生报到处挤满了印度裔新生，儿子说“一半都不止”，而去年夏天儿子在新生报名现场目测，“印度人少了2/3还多”，这一曝一寒，就连我儿子都认为是“小杜的责任”。
一些分析家在杜鲁多宣布辞职后分析认为，杜鲁多虽然有许多“槽点”，但一直自诩“斗士”，直到去年12月底都不愿下台，却最终被搞得灰头土脸，关键的关键，是“搞不定经济、就业和民生，甚至连一点可能搞定的念想也不给”，同期世界主要国家其他“犯这个病”的领导人，如拜登（Joe Biden）、苏纳克（Rishi Sunak,）、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也概莫能外，即便不下台也弄到狼狈不堪。以笔者的感受，北美最常见的西式快餐麦当劳，杜鲁多时代开始之初，经典巨无霸套餐折扣价是7.99加元，如今几乎翻番（14.99加元），上周日去仓储式超市购物，发现和9年前比，唯一未明显涨价的普遍性商品是香蕉（一直是0.69加元/磅），其余几乎都上涨八成、一倍甚至一倍有余，以廉价著称的社区内某理发馆，门前广告上“每位7.99加元”墨迹未干，实际单价却已攀升到15.99加元。“钱越来越不值钱，偏又越来越没钱”，大家对杜鲁多时代的观感，自然会下滑至冰点以下。
对我们华人而言最不方便的，就是上任之初曾打出“伙伴关系”旗号对华示好的杜鲁多，在孟晚舟和“两个迈克尔事件”发酵后被反对党步步“将军”，从而走上了高调与中国甚至华人“切割”的道路。笔者去年在某同乡会管理群询问“有没有人参加上月国内某会”，便被几位熟人“小窗”好心提醒“这问题不能公开问”，一位出任省议员候选人的老朋友也感慨，如今华人社团活动他们“能躲就躲”，以免“说不清道不明”。我的一位老朋友、老同事曾参加省议员选举，因来自中国大陆被对手“扣红帽子”，仅仅曾与他“同框”多次的本人也被三番五次“喝洋茶”，试图从我这里套出一些朋友的“黑料”，我以“只会说法语”推托，他们甚至专门派来了两位法裔盘问。不能不说，2019年之后的杜鲁多时代，对许多华裔而言真是一言难尽。
如何迎接“后杜鲁多时代”？
杜鲁多时代最后期已嗅到风险，开始“走联邦保守党的路”，如比后者更起劲的表态反华、更收紧的留学移民政策，我们能做的，则是尽可能将也许会随着杜鲁多时代结束而结束的福利“吃干抹净”，如我家住宅去年先后更换了屋顶、隔热层、双层窗、锅炉，安装了环保型空调，享受了许多补贴，这些虽然是省级福利，却都是在杜鲁多时代大环境下催生的，如果不及时“兑现”，一旦“鼎革”，说没有也就没有了。
对我们还有父母在国内的华裔而言，杜鲁多时代最大的“副产品”是加中航班密度和价格的恢复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排在了最后一位，每周往返两地的直达航班数至今只有疫情前的零头，且复原遥遥无期。真诚期待“后杜鲁多时代”能复制我们抵达加拿大之初哈珀时代开始时的轨迹，让在杜鲁多时代陷入低谷的加中互联互通，至少先正常起来。希望这不是一种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