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毅超
经过长达15个月的拉扯之后，以色列和哈马斯终于在特朗普即将上任之际宣布达成暂时的停火协议。该停火于当地时间2025年1月19日8点30分正式生效。在这场冲突中，加沙地带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统计，自10月7日袭击事件以来，加沙地区的死亡人数接近4.7万人，几乎占到了整个加沙总人口的2%。以色列的损失相对较小，但难以大规模营救被加沙地区武装分子所控制的人质对内塔尼亚胡政府产生了巨大压力。
排队巴以问题上的立场来说，巴以双方对领土和生存安全的排他性诉求导致他们非常接近霍布斯所设计的自然状态。至于为何会出现这种排他性诉求，这可能与民族主义时代本身密切相关，是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矛盾。当民族取代宗教成为新的群体识别标准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已经被写入命运的剧本。
可以预见的是，在巴以矛盾没有出现重大的结构性转变前，巴以停火协议不是和平的开始，而是战争的幕间休息。
关于巴以问题的宏观分析已是大多数读者所熟悉的事实。笔者将把问题聚焦在本次的停火协议上。本次停火协议的基本框架与拜登政府在2023年5月提出的框架接近。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与已经失败的第一次停火协议没有本质区别，都奉行所谓的三阶段论。
第一阶段持续六周，包括人质换囚犯、以色列从加沙地区的部分撤军，以及向加沙地区提供大量援助。第二阶段则包括以色列的全面撤军以及加沙地区武装分子释放所有的人质和战俘。第三阶段则包括移交双方遗体和在国际监督下进行加沙重建。
敏锐的读者会意识到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如果这次协议和以前的协议没有本质区别，为何会在15个月之后才达成协议。第二，这次协议是否会遭受和第一次协议一样的命运。
前一个问题更好回答。这一方面是由于各方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导致谈判的细节出现了一些修改。比如哈马斯放弃了要求以色列在第一阶段就退出内萨里姆（Netzarim）走廊的要求，也放弃要求调解各方在二阶段实现永久停火做出书面保证。另一方面，双方的战争疲劳客观上在不断增加。加沙地区更为惨烈的损失导致厌战情绪上升更快，哈马斯在谈判中的弱势地位变得更加明显。当然最主要的是，巴以双方在面对特朗普政府可能的不确定性时，都倾向偃旗息鼓，揣摩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中东政策走向。
后一个问题是笔者更关心也是更忧虑的问题。第一次停火协议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双方在一阶段的囚犯换人质后，无法在二阶段就永久停火达成一致。巴以停火协议的关键阻碍都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问题，即加沙未来需要实行何种管理制度。是军事管制，还是巴勒斯坦主权机构管理，亦或者是国际托管，甚至是维持原状；各方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
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未来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以色列的视角下，恢复原状约等于放纵哈马斯下次袭击的发生。这是以色列左派也无法接受的政治后果。所以以色列左派的方案更倾向由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主权机构重新管理加沙，推进实际意义上的两国论方案。
以色列右派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法塔赫日益的不得民心和腐败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法塔赫并没有能力在加沙进行有效统治，以色列左派的方案与维持原状没有本质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以本内维尔为代表的以色列极右翼主张直接军事占领加沙实行军事管理，甚至将加沙北部地区直接吞并。
内塔尼亚胡的立场更为灵活。毕竟以色列不是没有在加沙实行过军事占领制度，但这种占领成本过高，导致以色列最终名义上从加沙撤出。如果按照本内维尔的主张进入加沙，以色列有重蹈覆辙的风险。以色列左派的方案同样如此。在以色列撤出加沙后，法塔赫被哈马斯打得溃不成军，哈马斯成为了加沙地区事实上的统治者。让法塔赫再进来加沙一次也无济于事。
所以，内塔尼亚胡本人的想法反而讽刺性得最接近西方国家的立场，即在实质上的国际托管。以关系正常化为筹码，由阿拉伯国家共管加沙。当然共管的前提是哈马斯像当年法塔赫被流放一样，全面退出加沙。毕竟，“消灭哈马斯”只能是一个政治口号，驱逐哈马斯才是更现实的博弈。问题是，阿拉伯国家兄弟情义喊得响，但真让它们直接深陷泥潭的时候就变成家里真有一头牛的问题。除非在协议谈判中哈马斯主动愿意离开加沙，否则它们并不会趟这趟浑水。
巴勒斯坦的视角更为复杂一些。毕竟法塔赫和哈马斯作为两个政治实体在诉求上存在不小差异。在这里，笔者主要讨论哈马斯的想法。对哈马斯而言，10月7日的袭击产生的负面效应已超过其预期。正如以色列没有预料到哈马斯会进行如此大胆的行动一样，哈马斯也没有料到以色列会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将加沙地区焦土化。
作为谈判中的弱势方，哈马斯的谈判立场更多围绕在如何保持自己的影响力这一细节上。或者更准确地说，如何避免在加沙权力游戏中被边缘化。围绕这个目标，哈马斯的底线就清晰可见起来。它可以暂时放弃自己对加沙的统治地位，接受约旦河西岸和阿拉伯国家势力的进入，毕竟这些外来户最终还是要和哈马斯这样的地头蛇合作。但哈马斯绝不允许自己被放逐出加沙地带，即便只是暂时的放逐。一旦哈马斯离开加沙，它的生态位很快会被其他加沙本地的组织所替代，成为无根浮萍的哈马斯即便没有自我瓦解也会逐渐式微。
一切谈判最终回到了那句箴言，“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强度不足以让哈马斯接受放逐，哈马斯的抵抗又导致以色列国内外政治压力的不断增加。这也是为何停火协议直到15个月后才达成的原因。双方都在进行残酷的消耗战，等到对手率先放弃。
本次协议的成功和失败之处也都在同一个地方。它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其足够的模糊，模糊到根本没有对加沙未来治理的任何明确框架；它的失败之处同样如此。停火协议的内容是如此含糊，以至于它只规定了第二阶段的谈判细节，而没有对谈判能否成功做出任何保证。
比如，最直观的问题之一就是，所谓的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究竟何时撤，怎么撤，如何算全面撤军。更何况第二阶段的谈判只是说，以色列将启动从加沙全面撤军的行动。换言之，这份协议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堆烂账，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将遭受第一次停火协议同样的命运。
内塔尼亚胡政府的议会算术进一步缩小了谈判的空间。本届内塔尼亚胡政府在议会中只享有微弱多数。仅仅丧失数票的支持，就会导致本届政府的垮台。在这种议会结构下，议员个人的声音会被极度放大。
比如，已经卸任的前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乔·曼钦在拜登任期内就因为参议院两党人数的极度接近，而享有参议院之王的称号。在停火协议上，本内维尔和斯莫特里奇是内阁中的最大阻碍。两者都主张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尽可能地摧毁哈马斯（不惜以以色列人质大量死亡为代价）。他们以推翻政府为威胁，拒绝任何达成永久停火的协议，即便没有人相信真会存在永久停火。这也是在过去15个月内塔尼亚胡始终不敢达成停火协议的关键原因。事实上，在本次停火协议达成之后，本内维尔直接宣布公开离开政府。
但需要注意的是，继续战争是为了增加筹码而不是破坏筹码。换言之，战争是为了休战做准备的。以色列确实有继续打下去的资本，但如何选择合适的时机收益更大化是才内塔尼亚胡关心的。之前以极小代价对真主党造成严重打击为内塔尼亚胡提供了胜利主义叙事的正当性。眼下，越来越多的以色列民众渴望以某种体面的方式暂时休战是不争的事实，特朗普的二次当选则为内塔尼亚胡提供了某种新政治算术的可能性。
特朗普在当选后不止一次表示，他希望在上任之前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这对寻求合适时机停火的内塔尼亚胡而言无疑是瞌睡递枕头。一方面，他可以以此为借口，向极右派施压要求让步，毕竟美国的援助是以色列继续战争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他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宣布停战也是释放善意的信号。
事实上，在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之后，特朗普和拜登在意的根本不是是否真停火，而是谁能够拥有这份外交胜利的果实。大多数观察家承认，选择在特朗普上任前夕达成协议更多是特朗普影响力的结果。这种讨好，或者说善意，为以色列在接下来的二三阶段谈判寻求美国支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内塔尼亚胡能够展示自己在达成大部分战略目标的情况下，也拥有停火的能力。展示这种政治手腕为他获得了更多政治交易的空间。
综合各方的政治态势考量，停火协议以一团乱账的形式维持下去是最有可能的结局。而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整体上依旧以收缩为主。与中国的较量是其最关心的问题。
问题是，这份协议的模糊性导致它几乎没有为和平带来真正的保障。在短暂的休战之后，消除战争疲劳的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可以在自己觉得有利的时候轻而易举地撕毁协议。
用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教授丹尼尔·拜曼的话说，“停火协议可能不会持续，或者只有在违反协议的情况下才会得到遵守。如果哈马斯开始在加沙部分地区重新掌权，以色列领导人可能会发动袭击以推翻哈马斯，过去的承诺就不值一提了。他们还可能破坏停火协议，杀死一名特别通缉的领导人。哈马斯方面可能会对加沙剩余的以色列军队或任何试图取代哈马斯的国际或巴勒斯坦组织发动袭击。所有这些都不会正式重启战争，但会阻碍援助组织和重建加沙地带的努力。对于生活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停火仍然是个好消息，但未来许多年的情况仍将十分严峻。”
巴以停火协议的脆弱性最终绕不过这样一个问题，即两国论的现实基础究竟是什么。联大决议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的方案是安全的官方措辞。唯一的问题是，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一方案显然已经离现实发展越来越遥远。至少以非强力的方式让以色列退出东耶路撒冷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而新的两国论基础意味巴勒斯坦未来领土的进一步萎缩。对巴勒斯坦政治派系而言，这在政治上难以接受。
采用一国论框架同样存在政治上的缺陷。这意味以色列在吞并巴勒斯坦之后将如何处理阿拉伯人公民权的问题。以色列宣称自己是犹太国家，但以色列人口中有20%的人为以色列阿拉伯人。他们同样享有政治权利，参与投票。在以色列议会中，阿拉伯政党是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如果将巴勒斯坦的人口全部纳入以色列并赋予公民权，那以色列以后是犹太国家还是阿拉伯国家就会变成十分有趣的问题。如果不给予这些新增人口政治权利，那么他们将成为法律上的二等公民。
巴以矛盾也走向了自己的无尽矛盾循环。过去的两国论方案日益丧失现实性，新的两国论方案和一国论方案在政治上无法接受。结构性矛盾最终将残酷的命运反复施加在这片土地之上，结果显而易见，这片土地没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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