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外省”后代的台毒倾向引人注意，尤其在文化领域，这种现象值得思考。这里以3位年轻世代为例，公视影集《听海涌》有孙导演、蔡编剧，还有最近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小说家杨双子，他们都具有“眷村子弟”的背景，上一代都具有浓厚的中国思想，现在他们却把“台湾人”当成唯一的自我认同选择。
为什么会有如此根本的变化，一般说是教育所产生的，但我认为那并不是唯一原因，根本原因还是台湾政治环境所刻意打造的经济生存条件。孙导演拍摄《听海涌》时，先前看了很多博物馆和图书馆资料，并在宣传中强调影集是代表“台湾人的二战视角”、“台湾人的历史感情”，“台籍战俘监视员的故事”，然而他都是看纸上的资料，并没有采访过台籍战俘监视员的后代家属，跟真实人士谈过，体会他们的成长状态，而只是根据纸上资料编成是有政治机制所需要的思想意识，却俨然以台籍战俘监视员的代言人自居，本质上这是向政治权力献媚的机会主义表现。
蔡编剧在访谈中表示：“古晋战俘监视员柯景星，中国驻北波罗洲山打根领事卓还来，便是剧中参考的原型人物……这些角色背后真有所本……我问孙介珩导演，做为知识分子的罗领事，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多道德责任，更应该看顾正义的人，或者甚至不应该将罪咎放在个体身上？因为这是时代的罪，不是这些人（台籍日本兵的罪）。”
问题是，在真实历史中，中国领事本人已遭日军残酷杀害，拒绝投降的忠良之士，还要被编导拉去“承担更多的道德责任”，还要被改成在剧中苟活下来做伪证陷害台湾人，以凸显“台湾人受到中国人陷害的冤屈”，编导不仅对抗日烈士没有任何敬意，还恣意践踏名节，心态何其丑陋。整件事情中最道德败坏的正是编导本人。很难想像眷村子弟会去做这种事，只能理解为了拿到台毒政权控制的财务资源，造成心灵扭曲。
另外一个不算严重的情况是小说家杨双子，她说自己是眷村长大，从小有很强的中国认同，不过在申请各种以“台湾”为名目的文学补助经费时，她开始收集台湾日据时代的材料进行研究写作，过程中她的民族认同状况出现变化，最后写出的是用假装的中文翻译，模拟日本作家旅游台湾的见闻录。这里可看出生存资源如何影响和决定眷村子弟的个人发展及认同变化。
尽管如此，我必须说，这种所谓眷村子弟基于生存现实产生的认同变化，甚至夸张说“台湾国族”已经存在，都只是虚幻的过眼云烟。只要多花心思，多做功课，不管是“外省”和“本省”都可以从自己的中华本性中取得最大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因为中华性就是世界性，我们只要找出台湾特色的中华性，发扬光大，不仅走向大陆，也会走向世界。30年前台湾就证明能够办到，现在和未来也一样办得到。大中华一直是“眷村子弟”的大门，不要看王定宇现在好像混得不错，那只是暂时的假象，在未来历史中根本不会留下丁点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