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海相亲记

最近几年春节返乡，他回去得越来越晚。

今年是小海相亲的第15年了。

以前，小海从没想过自己能“被剩下”，从15岁离开河南老家一直在外打工，身体健康，长相周正，赚过钱也见过世面，辗转几个城市后在北京落脚，后来在东五环外的皮村做二手服装店的生意。而如今，37岁的小海仍然单身。

小海走在北京皮村附近的工地上。

“都成一个跨世纪难题了。”他说着这句话，脸上的笑容有些“悲壮”。当下社会里，找不到对象的大龄青年不少，但像小海这样曲折的相亲经历也绝不多见。

“有大环境的原因，主要还是怪我自己。”关于多年相亲失败这件事，几年前，还在痛苦边缘挣扎的他写了一篇《一个大龄落魄文艺男青年的乡村过年日记》，里边用一句话总结道，“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无解的魔咒和难渡的劫，尤其关于命运与爱情。”

小海是个实打实的文艺青年，永远表达欲旺盛，有说不完的话。最初在工厂上班，在维修单、仓库发货单上写点东西，后来就往读物和平台上投稿，2008年第一次在《散文诗》上发表文字之后，十几年间竟然写了六百多篇，诗歌也有四五百首，被一些媒体报道出来后，“打工诗人小海”开始小有名气。对于这个身份或标签，小海是引以为傲的，至少在他看来，“写诗”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生活的孤独感，但在相亲市场上，他从来不会主动提“诗人”的事儿。“人家以为你是神经病。”

又快过年了，小海忙着在北京皮村的文学小组里组织活动，同时与一个纪录片导演策划拍点短视频。几天前，父亲的一通电话又把他拉回到现实。“问我交朋友了没，每次问到这个我就很惭愧，永远都是没有，我都懒得说了。”最近几年春节返乡，他回去得越来越晚，甚至不想回去。

“大丈夫何患无妻”

除去父母催促的原因，小海是认真想“找个伴”。“灵魂的伴侣也好，生活的伙伴也行。”

冬日下午，暖阳斜照。小海坐在一堆旧衣服旁边，一道阳光刚好打在身上，整个人也慵懒起来。“你可以再采访个大龄单身女青年啊，问问大家都是怎么想的。”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我建议，从数据上看，大龄单身女青年似乎也不少，身边就有几个。但这么多年下来，这两拨人似乎各找各的，谁也够不上谁。“你看看这合理吗？”说到这里，我俩都忍不住笑起来。

二手服装店是小海从一个朋友手里接下来的，初到北京时，这家店给了他唯一的生计来源。盘到手里之后，小海给它取了一个喜欢的名字，“诗歌商店”。“我们把喜欢的句子写在卡片上，送给顾客。”

坐定之后，小海开始讲述他的故事。最近的一次相亲是朋友介绍，一个保定的女孩，在当地小镇做公务员。“可能觉得生活无聊，来皮村这边做志愿者。”俩人都在北京的时候，小海带女孩吃了饭，逛了圆明园，但就像女孩的性格一样，这段关系断断续续联系着，只是“不温不火”，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四重奏》纪录片里，小海在相亲的路上。

“有时候就感觉这种事挺难讲的，你知道吗。眼看着两个同龄人都是单身，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但是谁也不能给谁带来安慰，只是空空老去，真的挺残酷的。”小海告诉我，他身边有三四个这样的异性朋友，都是二十多岁相识。“我有时候甚至想，她跟我不合适的话，总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吧，起码青春年华没有白费。但事实就是，我们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各自单着很多年。”

最开始的时候，小海还没有这么悲观。那时的他刚刚二十岁出头，第一次被父母安排着和邻村的一个女孩相亲。“那会儿是2009年，我堂大爷带着我到对方家里看，我俩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小海回忆着，印象里那个女孩子年纪比他还小，就像两个小孩子被大人领着串门一样，“完全没想要和对方聊天处对象的想法”，走个过场就结束了。

自那以后，每年过年回家的日子就变成了“相亲专场”，最多的一年相了十几个，平均每天见一两个。“也有条件很好的，有的是当老师的，有的长得挺漂亮，但几乎都是不了了之。”按小海的说法，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根本“没在意”，对父母的催促也只是应付着，甚至有种“大丈夫何患无妻”的豪情。

然而，没等几年过去，情况有些紧迫了。“最简单的，后面你再骑车去相亲就不行了，最起码得开个小汽车。”小海说，自己是看着老家的彩礼价格像坐火箭一样一路飙升。“从6万6到8万8，再从16万6到18万8，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现在已经涨到26万6，28万8了。”回想第一次相亲的时候，人家只要了“万里挑一”的1.1万块，他开玩笑说，“那时候真傻，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但是在农村的话，好像女生想找对象，分分钟就能找。但是男的就不行。”小海说，以前有个同村的女孩子，总是遇不到合适的，也拉不下脸来主动找人介绍，父母就经常劝她，“想开点，标准不要那么高了”。“但是如果同样的情况是个儿子，老人就不会这么说。家里有一个娶不上媳妇的儿子是很难的，你没有一点儿办法。你就是辛辛苦苦借到了26万，也未必找得到。”

近些年，小海发现老家多了不少“职业媒人”，专门靠带人上门相亲赚钱，“按岁数收钱，一岁一百块，像我这种三十多岁的就要三千多。”他说，其实就是村里的一些老年人，以前通过他们牵线，送点烟酒，买条鱼就可以了，现在当成一种职业，带一趟就要收钱。“也不管成不成，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看看再说。”

爱情与面包

关于相亲的心态，小海分析自己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不着急”到“着急”，再到最后意识到“着急也没用”。对待相亲，他既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也没有深恶痛绝，“遇到合适的还是会见一见”，但大体上处于一种躺平的状态。“有点麻木了。”

“大环境不说，我感觉最主要的是大家心态不一样了，不像以前的人那么任劳任怨。”他想了一会儿说，“也不是自私，就是为了自己而活。活着已经这么难了，何苦为难自己呢？”

话虽如此，但这么多年下来，小海仍是不甘心的，“那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感，除了爱情的陪伴，别的东西是很难替代的。”一种巨大的遗憾经常萦绕在他心里，“有时候我都会想，这么美好的事情是不是注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好像上辈子造了孽一样。”

2010年在宁波服装厂打工的时候，22岁的小海认识了一个四川宜宾的女孩，是一起在流水线干活的工友。那时候的他刚开始喜欢文艺，有些“忧郁”气质。有天吃饭碰上了，女孩对他开玩笑，“看你每天这个样子，真像诗词里写的那样，‘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小海就心动了，“一下感觉就来了”。

那天上班的时候，女孩刚好坐在他对面，两人隔着流水线互换了手机号码，开始的时候聊“玄学”和算命，又发现都喜欢听汪峰的歌。没过两天，女孩主动约他出来，送了他一个苹果。“就那样很自然地在一起了。”

这段初恋是小海为数不多相对完整的感情之一。“谈了一百零几天，三个多月。”临近春节的时候，女孩被父母叫回去过年，小海把她一路送到站台上，帮她放完行李又下来，女孩止不住地淌眼泪。“我是第一次看见女孩子哭得那么凶，我就跟着火车跑，像电影一样。”小海记得很清楚，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女孩一回到家就把联系方式都删掉了。“应该是她妈妈不愿意她远嫁。”

“刚分手的时候其实没怎么痛苦，但后面有三四年越想越难受。”那段时间，小海一想起这段，脑子里就浮现出站台上女孩哭花的脸，怪自己没好好珍惜。“真的挺可惜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这么纯粹的感情了。”

2015年，小海去郑州打工前，姑妈给小海介绍了一个“市里的姑娘”。俩人先在网上聊了一个多月，“聊得挺投机的，见面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成为情侣了。”因为女孩有点胖，小海那会儿又只有一百零几斤，两人走在商场里都会吸引一些诧异的眼光，但小海没当回事，很快就去了女孩的家里。

去了才发现，女孩的家境比自己优越不少，父亲是退伍军人，郑州市区的房子有120多平方米。虽然这次没遭到对方家庭反对，相处也挺愉快，但女孩子总爱带他去一些高消费的场所，让他有些吃不消。有次约会，女孩提议去咖啡店坐坐，小海有些不情愿，“我说我们不是刚喝过咖啡了吗，就带她去了人民公园。”那天回家的路上，女孩就提了分手。话说出口的那一刻，女孩也忍不住哭了。“每次都是，好像人家哭了，就代表这段感情结束了。”

从那以后，小海的感情之路像是掉进了某种旋涡，几乎每一个打过工的城市里，都记载着一段或两段无疾而终或“不了了之”的情感回忆。有次他追一个女孩子，俩人谈了两个月左右，对方说他“不切实际，老做梦”。“她说我们已经过了做梦的年纪了，还说觉得自己已经很爱做梦了，没想到我比她做得还疯狂。”说到这里，小海有些难为情，“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改，我也改不了。”

“不切实际”

2016年7月，在辗转多个城市之后，小海来到了北京皮村，很快成为了文学小组里的活跃分子，每天除了进货、看店，就是跟着大家组织活动，做诗歌分享会，参加文学讲座，写诗、做音乐、演戏剧，还拍了一部纪录片。

小海（右二）和朋友们在二手服装店前聚会。

时间一长，小海找不到对象的事儿出名了。文学小组里的前辈建议他写个“十年相亲史”，还有导演找他拍农村相亲的纪录片。“前些年还想动笔写，现在也麻木了，不知道说这些干嘛。”

尽管城市生活忙碌而充实，回到村里，小海从不会提自己在外面是干啥的，觉得有些丢人，也给家里添堵。“也不敢说是卖旧衣服的，文学什么的更不敢提。到家了以后就是一个找不到媳妇的大龄青年，人家顶多问问你工资多少。”

因为自己相亲的事儿，父母总是对那些村里的媒人很客气，“给人家说好话，媒人有时吃饭，有时要烟，像是没娶上媳妇就欠他什么一样。”每次回家看到这些，小海都有些忿忿不平，但想到父母一把年纪了还为自己操心，心又软了下来。“其实我明白，也不是指望我传宗接代，他们是觉得自己没有完成任务，就像小孩没写完作业一样。”他说，“尤其在农村，会抬不起头。”

着急的时候，他也想过“痛改前非”，但很快又发现能力有限。“没那个脑子，也不会炒房炒股票之类的。”虽然在外打工的收入一直不高，但找不到对象似乎也不全是钱的原因，“身边赚没赚到钱的都结婚了，只有自己折腾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个人。”相比没钱，他更倾向于另一个原因，“有点晚熟，该找对象的时候去搞文艺了，该挣钱忙事业的时候又开始着急搞对象。”他认真思索了一下说，“给搞反了。”

小海本名姓胡，二十多岁最痴迷诗歌的时候，因为喜欢诗人海子，自己取名“小海”。很多年以后，他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一篇散文《我在流水线上写诗》，这样回忆那段日子：

“如果一天没写东西，我会六神无主，觉得自己白活了一天似的，甚至还会有负罪感。说实话，我打工就是为了糊口活下去而已，对钱也没什么概念。当别人想着考驾照，攒首付买房子时，我心里想的只有歌词。当别人想着找对象结婚、成家立业时，我心里想的也是歌词。能写出一首像样的歌词给我带来的安慰，完全超过了组长给我分一个好工序，或多发一点工资。”

这份“痴迷”让小海与世俗的婚恋渐行渐远，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被耽误了”。来到皮村以后，他更被这里浓厚的文艺氛围感染，全情投入到各类活动里。有次小组活动，几个朋友吃了顿火锅就一起到皮村的打工博物馆旧址的废墟上读诗，“别人看我们可能觉得像神经病一样，但当我们喊出来的时候，那一刻的自由是没法用金钱买到的。”

“我向往那种同频的人在一起的感觉，她不觉得我是失败者，不觉得我没有钱，但如果觉得我有趣，或者有感觉，我们可以谈一两个月，再有感觉就往下谈，没感觉了就分开。”他说，自己理想中的婚恋就应该是这样的，但现实却是，“没有一个女孩子是因为文学和我在一起的。”

近两年，小海出了两本诗集，收录了自己从二十多岁至今创作的几百首作品。采访中间，他拿出来给我看，一边翻页一边找，“写爱情的很少，十几首里边可能有那么一首。”我看到一首叫《用一首短诗去抵抗世俗》，那首诗的结尾写道，“当三月再次到来的时候，请把我的短诗取走，还我的一个完整且纯洁的世俗。”

我说，“你看你多矛盾啊，既要抵抗世俗，又要世俗。”他摆摆手笑道，“我现在不抵抗了，我就要世俗。”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用100首诗去换一个世俗，如果可以的话。”

“我太渴望这市井烟火气的幸福了”

对于小海来说，现在的自己已经过了最难受的那个劲儿了。“巴不得现在就找到，但是好像永远都找不到。”小海说，这样的状态贯穿了他的整个青年时代。“现在就是听天由命，靠天吃饭。因为工资低，也没有自信，不敢主动追求，所以就这样耗着。”他说，“也挺痛苦，挺煎熬的。”

虽然一直嚷嚷着“躺平”，但最近两年，但凡有“靠谱”一点的机会，小海还是很积极，“老家那种相亲肯定不愿去了，北京这边有朋友介绍的还是会去。”最理想的一次是前年春天，店里的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个同在北京做公益的女孩子，双方前几次印象都还不错，女孩还主动帮他收拾店里的旧衣服，一忙就是一下午。但不知为何，也是感觉“欠点儿什么”，很长一段时间，两人谁都没主动往前“迈一步”的意思。

那时正值四月，北京的兰花开得正好，小海找了个机会带女孩去了附近的东郊公园，拉着手在湖水前看黄昏落日。女孩问他，“这是什么湖？”小海笑着说，“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就叫四月湖。”

傍晚的“四月湖”边，小海为女孩写了一首诗，“那些叫不出名字的紫色的花编织着两个人的黄昏，半个月亮像四月的草戒指，但我总羞于给你戴上。”诗写完之后，这份含蓄的感情也逐渐冷却下来，再也没了下文。“中间可能还有别的男生的一些事，比较复杂。”他说，“还是缘分没到。”

除了这个理由，小海想不到别的原因来解释。

“我能想到的理想的婚姻很简单，就是我遇到一个人，做什么的都可以，我接她下班，然后我们一块儿做点有意思的事儿，不用赚多少钱，有吃的有住的就行。”他绘声绘色地描画着，说着说着又有些愤懑，“柏拉图式的生活我过够了，我现在太渴望这种市井烟火气的幸福了。”

日渐西沉，附近下班来光顾的人多了起来。一位来买衣服的大姐听到我们的聊天，说离这不远有个大集，每逢初四和十四就有集体相亲，自己打算过两天替儿子过去看看。

大姐儿子在部队当兵，还有4年退伍，大姐觉得不能再拖了，前后托人给介绍了四五个，“也都是一见面就加微信聊，就是聊几天就没下文了，说没感觉。”她说，“想找一个稳当点儿的，都27了。”

送完最后一个顾客，小海把店门拉上准备去市里找朋友，“是一个音乐制作人，也是活动认识的，我们一块录个小节目。”诗歌商店的生意越来越惨淡，他考虑着明年把它关掉，找点别的兼职干，也能腾出时间精力写写东西。前不久刚好有个出版社的编辑联系过来，策划一起出一本书，就写这个二手商店里发生的故事。

说到这儿，小海明显兴奋了起来，之前谈话的愁云一扫而空。“你说我怎么写好？”呼啸的北风里，小海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陈艺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