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驻加拿大特约记者 陶短房】编者的话： 1月6日，加拿大总理、自由党领袖贾斯廷·特鲁多冒雪在位于首都渥太华的官邸外发表演讲，承诺“一旦产生党内新领袖，将辞去总理职务”。15日，特鲁多对媒体表示，自己不会参加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而将“完全专注于”做好美国新任总统就职典礼前这一“极关键时刻”的工作。理论上来说，特鲁多目前仍是加拿大总理，也还是自由党领袖，但在国内支持率一度下跌到16%、党内高层和各地分支也纷纷“倒戈”的情况下，执政长达9年的特鲁多只得提前“鞠躬谢幕”，媒体则纷纷议论加拿大将迎来“后特鲁多时代”。今天，《环球时报》编辑邀请在加拿大生活了近20年、完整经历了哈珀政府和特鲁多政府两个时期的评论人陶短房，在“亲历者说”栏目为读者们讲述加拿大如何在特鲁多治下发生变迁，对当地人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1月6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表演讲，宣布将在党内新领袖产生后辞去总理职务。（视觉中国）
“天然执政党”因他东山再起
2005年，笔者以加拿大魁北克省提名技术移民身份（旧类别，在特鲁多时期被取消）获得移民资格，“短登”加拿大后返回非洲工作，一年后正式在加定居。由于不谙法语，提前一年赴加的妻子选择了西海岸大温哥华地区生活，没有按移民项目要求去法语区魁北克省居住。事实上，之后特鲁多时期就不再允许省提名移民跨省居住，由此可见，特鲁多时代带给移民家庭的影响始终存在。
笔者和妻子的移民面试是2003年10月在香港特区的加拿大领事馆进行的。移民官当时问：“您对加拿大政治了解多少？加拿大有几个主要联邦政党？”笔者事先做过准备，准确答出：“自由党、保守党、新民主党、魁北克集团，一共4个（绿党当时在加众议院没有议席）。”移民官表示满意，并特别称赞笔者把自由党放在第一位，因为它是“天然执政党”。
什么是“天然执政党”？加拿大1867年建立联邦，自由党自1873年首次执政，是加拿大历史上执政累计时间最长的政党，以中间至中左政治路线和重视商业、坚持不过激的福利政策著称，是加拿大中产阶级、工商业者和小业主普遍支持的政党，也因此在工商业较发达的东部各省和西部大温哥华地区有深厚基础。华人移民的特点正是小业主和中产多，因此笔者刚定居时，身边关心政治的华裔中，无论“新侨”（新华人移民，尤其大陆移民）还是“老侨”（在当地出生的华裔，多为“粤语系”），支持自由党的“三分天下有其二”。
事实上，截至笔者定居的2006年，自由党已连续执政13年之久。然而就在这一年，自1993年起就再未执政、甚至连党名都换掉的加拿大保守党战胜自由党，获得了执政权。热衷政治的老一辈移民告诉笔者，自由党内头面人物互相拆台、缠斗不休，给了已完成整合的保守党“渔翁得利”的可乘之机。加拿大保守党籍总理哈珀此后连续执政9年。
哈珀时代对于华人群体来说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哈珀和保守党虽带着“反华”底色上台，但上台后推行的对华政策逐渐趋于务实。在此期间，加拿大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减少对美依赖”“市场多元化”等倡议也给中国和华人提供了更多机会，加拿大政府还历史性地承认当年“排华法案”和“华人人头税”的错误，哈珀当时在国会对媒体用生硬的广东话喊出“加拿大，道歉”，甚至在华人社区活动上加拿大三级政府政要往往都会来，再加上物价平稳、加元汇率稳定，笔者全家（两个孩子都在此期间出生）对这些比较满意。
但是，哈珀是加拿大主要油气产区艾伯塔省土生土长的政治家，以石油、农产品等初级资源为主的“草原三省”（艾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和曼尼托巴省）又是保守党“根据地”，该党长期执政的另一面就是加拿大高科技产业、制造业、工商业持续萎缩。此外，哈珀政府主张收紧移民政策、减少社会福利，导致许多华裔开始倒向更偏左的新民主党，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本应“更合他们胃口”的自由党“没有合适的领袖”。
就在这样一个微妙时刻，贾斯廷·特鲁多出现了。自2012年起，电视新闻里频繁出现这样一位相貌俊朗、英法双语流利、辩才和反应能力都相当出众的青年政治家，对于当地人而言，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老特鲁多）的这位长子“从出生大家就认识”，是足以唤起人们回忆的“总理二代”，他的从政很快结束了自由党内的混战。
2015年的联邦众议院选举中，首次作为党内领袖参加的特鲁多带领自由党大获全胜，原本一度跌到众议院议席数排行第三的自由党夺得了过半的议席，组建了自由党多数执政内阁。笔者当年在当地媒体评论直言：“‘天然执政党’此番因他一人东山再起。”
福利、环保、性别多元，中间派的自由党越来越左
特鲁多时代初期，至少笔者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是高兴的。特鲁多把增加儿童福利作为主打政纲，上台后大幅增加“牛奶金”，放宽了注册教育储蓄计划（RESP）条件。当时有两个学龄孩子的笔者家确实因此减轻了不少负担。几天前，加拿大皇家银行负责对接笔者家RESP的客服经理还建议我们补齐未缴缺额（长子提前升入大学，我们未缴纳他最后一部分份额），因为“一旦自由党下台就不好说了”，这也折射出公众对特鲁多时代增加儿童福利是普遍支持的。
然而，由于“牛奶金”过于优厚，一些家庭宁可多生孩子吃福利，也不愿从事低薪工作。笔者的华裔邻居算完账后辞去了花店的兼职，成为照顾三娃的全职妈妈；另一户印度裔邻居更是生了十几个孩子，全家仅爸爸一人有一份工作。
此外，特鲁多上台后一直努力推动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在他上台前，加拿大绝大多数省份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8加元（1加元约合5元人民币），他上台9年后已提升至15加元左右。尽管笔者周围许多朋友一开始都支持该政策，但现实情况是，日渐萎靡的小商业负担不起大幅上升的薪资标准，小业主若不歇业就只有裁员，或让亲属承担“义务劳动”，最终许多人的实际收入反而下降了。与此同时，物价也水涨船高，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压力反而变得更大了。
特鲁多的另一个“招牌”是环保。他上任后停掉了许多“增排”项目，还给出了淘汰燃油车的限定期限。他在全国力推更严格的垃圾分类和“限塑令”，在各种环保、低碳平台表现活跃，深刻影响了加拿大社会生活。
笔者的两个儿子在此期间正上中小学，每年的校庆表演几乎都被环保主题占据。大儿子扮演过海上漂浮的塑料瓶、被废油沾染翅膀的海鸟，小儿子则扮演过被碳排放“熏死”的大树。新冠疫情暴发前，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来温哥华举办活动，学校里许多同学和家长发起联署支持信、去其活动现场“站台”，论据之一正是“总理都说了支持她”。但笔者儿子随学校参观垃圾填埋场时却发现，各家分类的垃圾也并没有完全严格按照分类进行填埋处理。环保措施实际成效尚存争议，而加拿大社会上的“绿色政治正确”氛围无疑浓厚了许多。
华人群体中有一句调侃：特鲁多的“成就”之一是把加拿大变成了“加麻大”。2018年，加拿大消遣类大麻合法化正式生效。奇怪的是，近期的民调显示，多数加拿大人支持该政策。笔者认为这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是支持大麻合法化的群体常抱团发声，反对者则是“沉默的大多数”，特鲁多选择了迎合“大嗓门”；二是特鲁多及其幕僚解释称“合法化才能更有效监管”，导致许多人助推了大麻合法化，却误以为自己投票给了“支持监管”的一方。大麻合法化政策实施后，笔者家附近一公里的地方开了一家大麻专卖店。隔壁邻居家中学生租客周末派对时，屋里常飘出刺鼻的大麻味，让人束手无策，而大麻合法化前是可以直接上门阻止的。
在笔者看来，特鲁多时期的政策是在让原本中间派或中左的自由党变得更“左”、看上去更“进步”，以此挤压左派新民主党的空间，占据政坛优势。
在此过程中，一些政策令人匪夷所思，如“性别多元化”政策，要求公立学校不得限制学生按照自称的性别使用校内更衣室和卫生间。一些亚裔政客提出异议，却在自由党内遭到排挤。有些人无奈之下把女儿转去了教会学校，因为“那里至少可以公开说男生是男生、女生是女生，在公立学校这样说家长就会被学校约谈”。
至于华人感受最明显的就是移民政策。许多当地人对特鲁多在移民、难民、留学生政策上先“大水漫灌”再“关闸停水”十分不满，认为这些做法让加拿大社会结构发生剧变，先是疫情前就出现针对华裔、越南裔的仇视和排挤现象，疫情后印度裔又成了众矢之的。笔者孩子的美术老师抱怨说，其工作室所在的公寓楼，几年间涌入了十几户中东难民。小儿子游泳俱乐部的家长圈子则认为，区域内几所接纳过多难民的小学“风气很差”。前年送大儿子去多伦多大学报到，新生报到处挤满了印度裔新生，儿子说“一半都不止”，而去年儿子在新生报到现场目测，“印度人少了2/3还多”。这一曝一寒，导致不少当地人都认为是特鲁多的责任。
关键问题在于“搞不定经济、就业和民生”
一些分析人士在特鲁多宣布辞职后表示，尽管特鲁多有许多“槽点”，但一直自诩“斗士”，直到去年12月底都不愿下台，其最终黯然退场，关键问题在于“搞不定经济、就业和民生”。
据笔者观察，以北美最常见的连锁餐厅麦当劳为例，特鲁多时代之初，经典巨无霸套餐折扣价是7.99加元，如今几乎翻番（14.99加元）。上周日笔者去仓储式超市购物时发现，和9年前相比，唯一未明显涨价的日常商品是香蕉，一直是每磅0.69加元（1磅约合0.45千克），其余几乎都上涨八成、一倍甚至一倍有余。再看以廉价著称的社区内某理发馆，门前广告上“每位7.99加元”的墨迹未干，实际价格却已攀升到每位15.99加元。
华人受影响最大的地方在于，上任之初曾打出“伙伴关系”旗号对华示好的特鲁多，在非法拘押孟晚舟和加拿大公民康明凯、迈克尔案发酵后被反对党步步“将军”，与中国甚至华人的相处也小心谨慎起来，甚至在一些情况下高调发声、失去对华外交的独立和理性。笔者的一位省议员候选人朋友感慨道，对于华人社团活动，如今他们“能躲就躲”，以免“说不清道不明”。笔者的一位老朋友曾参加省议员选举，因来自中国大陆被对手“扣红帽子”，仅仅曾与他“同框”数次的笔者也被三番五次“请喝洋茶”。不得不说，2019年之后的特鲁多时代对许多华裔来说真是一言难尽。
对于在中国有亲属的加拿大华人而言，特鲁多时代最大的“副产品”可能是加中航班密度和价格恢复的缓慢进程。目前，每周往返两地的直达航班数仍只有疫情前的零头。笔者真诚期待“后特鲁多时代”能让加拿大对华政策“回温”，让我们再回到抵达加拿大之初时的轨道上，希望这不是一种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