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大学讲座已陷入了一种病态。这种病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维度。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学术中国 ID：xueshuzhongguo。
第一、讲座资源分配严重不平衡
一二流高校的讲座多如牛毛，每天有听不完的讲座，学生忙成疯狗，讲座出现冲突现象更是司空见惯，学生却无法兼顾。而三四流的高校的讲座却凤毛麟角，甚是稀少，大学生个个处于饥渴状态。这就造成了高校里讲座资源严重的分配不均。有一位人大代表杨卫说，“我们浙江大学的科研经费，去年超过30亿，在亚洲排在第四位，位列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清华大学之后，在亚洲名列前茅，在美国也可以排到三十几位。如今，香港所有大学的科研经费，加起来还不如浙大多。”而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省属院校一年的科研经费与30亿巨额数字相差甚远，可望而不可及。
第二、“没讲座处处抱怨，有讲座却没人听”怪圈
在没有讲座时，大学生处于抱怨和期待状态，而真是有了讲座却出现听者甚少的场景。更有甚者因陪女朋友逛街而放弃讲座，类似例子比比皆是。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我想还是要以学业为主，其他不太重要的可以暂时放一放，当然，缓一缓不等于不做，逛街可以改天再逛，而讲座却只有这一次。而这就造成了大学里出现了“没讲座处处抱怨，有讲座却没人听”的怪像。
第三、研究生讲座特别是硕士研究生讲座利用率极低
现在虽然研究生也出现了扩招，但是每个专业的人数仍然不是很多，大部分约在1—25人左右。所以，每次请来本专业的教授做讲座参加的人数不是很多，就笔者亲身经历来看，参加大约75%的讲座人数不超过50人，甚至出现了寥寥几人听讲座的窘境。而我们的主讲人都是学校、学院花重金和拉关系从各大名校和科研院所请过来的教授、博导、各大专业核心期刊的主编，这样好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却处于虚置状态，不仅浪费了时间、金钱等资源，而且造成了学术资源的流失与分享的狭窄化。追问其根本原因还是学生的功利心态和短浅的目光。
第四、学术理论性讲座遭冷漠、应用性较强讲座受到追捧
看看高校告示栏张贴的海报旁边观看者就可以预测到这次讲座的类型，如果人数较多，那么必定是应用性较强的讲座，像“如何提起公益诉讼”、“如何依法抵抗强拆”、“如何做一个优秀律师”等等，而人数较少或者“一笑而过”的情景必然预示着这场讲座时理论性较强或者法史类的讲座，像“隋唐五代钱法辑考”、“城市权的几点问题”、“德性制度和理性制度的结合”等等。这一现象显示出研究生和大学生在高压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下具有很大的功利主义倾向，极易想获得可以在社会上操作的技艺，进而寻求一份好的工作。但是实然上，功用和意义一直是令人难以分清的，甚至会出现“迷人眼”的局面。理论性很强的内容并不带表着没有意义，也许应用性很强的知识只是暂时具有功用。其实具备权衡利弊、独立思考和长远眼光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第五、学术自由氛围不佳
由于有的讲座组织者担心参加的人数太少或者是担心在主讲人面前丢了脸面就强制学生去听讲座，动辄就以“点名”为“要挟”。这种现象在本科期间出现的频率较高。说实话，在大学里，我们一直倡导学术自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也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但是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官僚作风使然。大学生不去听讲座是有学生思想意识、个人兴趣、信息获取以及主讲人个人状况等等综合因素作用和影响的结果。观其表，视其本，方可解决，而不是一句命令式的官僚话就能解决的。那时，虽然人头攒动，但是扭曲的却是大学里的学术自由与学生的心灵。这样一来，不仅干扰了学术的自由活动，更是扼杀了很多本该大放光彩的思想资源。
第六、听众参与度低
大学里的讲座有时也不乏学生积极参与的状况，但是参与讲座的模式太单一，而且传统，只是一味的作为受众听讲，而没有积极踊跃地参与到讲座的互动当中。就笔者的亲身经历来看，大约60%的讲座学生几乎不问什么问题。当主持人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时候，台下一片沉默，没有几个学生会积极主动问几个好问题。有的班委或者学生会成员为了避免气氛的尴尬会提前准备一到两个问题。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对于学生互动不积极的悲观预测却是凸显地淋漓尽致。
第七、受众提问的问题质量不高
尽管有的讲座学生有提问问题，但是问题的格调太低。有很多都是关于琐细的生活化问题，而非学术性很强的理论问题。比如，笔者亲自经历一场讲座，有个同学问道主讲人都写过什么文章、什么著作，这些琐碎的内容都本来可以通过相关的网站可以查询，但是学生为何还会问这些问题？惰性使然。查询的惰性和独立思考的惰性。这也反映出中国大学课堂教学的弊端，大部分还是填鸭式教学。一边讲的热火朝天、津津乐道，而另一边却“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老师讲老师的，学生忙学生的。好似虽在一个教室但却在两个世界，反正老师的世界是老师的世界，学生的世界是学生的世界。笔者亲自经历过一个事件，在一次课堂上，有一位同学悄悄溜了出去回来时老师问他出去干什么了，他说自己去接了一个电话。老师无言以对。在这样的教学背景下，学生根本不可能养成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学习的习惯，而是一味遵循“填鸭式”的依赖，形成一种身体上和思维上的惰性。
第八、学生对补养讲座和人生导师讲座已感到厌倦
想想这个例子，九旬院士吴良镛老先生站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他坚持站着35分钟讲完了以《志存高远身体力行》为题的报告。坐在台下听讲座的学生竟然睡成一片。此情此景，被传播网络后，受到舆论广泛关注。志存高远和身体力行也许是每个大学生都懂的道理，但是却很少有人做到，我想吴先生肯定是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在谆谆教导各位未与世事的学生，可谓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在一个娱乐至上和个体主义盛行的“小时代”里这样的“大时代精神”已越来越得不到年轻一代的关怀和领悟。
大学里的讲座本是传播思想、交流分享的良好形式，现在却面临如此窘境，谁之过？说到底，我觉得是大学生对于理论和伦理重视度不够。
学术贵于真诚，真是追求，诚是伦理实践。有些事努力去做不仅仅是因为喜欢，有时候更多的是责任，就好比苏力教授的大学致辞，开学式的典礼和毕业式的礼仪更多的是一些习惯性的惯例和制度性的规定。在其位谋其职，屁股坐在那，总要做一些与之相应的行动与之呼应，以证实自己的存在价值，也许在这其中还有好多的附带价值。
也许有人会说想搞学术的学者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确实，有的。但他们不仅仅停留或满足于此，因为我们都知道，眼不高的人，不可能指望他的手会高起来，开阔的视野以及视野的敏感度一直是我们的追求，而且学术精品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业，有时候更多的是公共选择的事业，是学术共同体的事业。特别是大学文科教育，往往令我们心潮澎湃，更懂得如何情有独钟，更加知情与知性，而更加务实的应用性知识由于市场的需求，我们不得不去拓展。而在这其中，如果理念高远，就会游刃有余。
一个人要想走得快，就要一个人走；要想走得远，就需一起走。不管是学业还是生活，既要慎独又要学会分享，没有分享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讲并非是成功的人生，因为并没有人体验到你的存在价值，孤单的世界好似无知的世界，境界虽高，有时面对的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进而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理论研究尤其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既是高度个人化以及个性化的表达，又是不断以出世姿态端详入世场域的复合。只是研究没有分享，也许会在自己建构的世界里自娱自乐；只分享不研究，理论的深度和厚度也必定难以呈现。所以，我们不仅要以一种“仰望星空”的高姿态仰视理论，又要以一种“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领悟理论。
暂且，迈出意义与功用的纠葛，认真对待理论和伦理吧。
文/侯明明 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