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出生在湖北黄安的一个偏远小山村，原名郑植槐。家境贫寒，父母靠着一份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但他们从未放弃对子女的教育。在那个年代，家境不富裕的孩子往往很难有机会接受较好的教育，但郑位三的父母坚持将他送到私塾，教他识字、讲理。他们从不奢求儿子将来能有多大的成就，只希望他能有一颗正直的心，懂得做人的道理，做人正直、诚实、无愧于心。
郑位三在刚入学时遇到了郑锡云导师。这位老师学识渊博，且满怀进步思想，他的言谈举止间，充满了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正是在郑锡云的引导下，郑位三第一次接触到了进步的思想，心中燃起了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和报国的热情。
16岁时，郑位三以出色的成绩考入了湖北甲种工业学院，成为了那个年代少数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之一。郑锡云得知此消息后，倍感欣慰，并特意为他改名为“位三”，寓意他有着远大的志向。
郑位三
在学院，郑位三开始接触到更加广阔的思想世界。这里的学术氛围浓厚，思想的碰撞激烈，他的视野也逐渐拓宽。特别是在与同学和老师的讨论中，他逐渐认识到，那个沉寂的故乡与周围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与压迫，而这正是他要为之奋斗的目标。
正是在这个时期，郑位三结识了青年革命领袖萧楚女。萧楚女以其过人的才干和崇高的理想吸引了郑位三的注意，尤其是他提倡的“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郑位三。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郑位三的内心再次被点燃。他参加了爱国青年队伍，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激烈斗争之中。在这段时期，郑位三在课堂上认真学习，思考社会改革和国家未来的问题，开始通过实际行动投身到社会运动中，尤其是在青年群体中宣传民主与进步思想，推动社会变革。
郑位三
随着革命浪潮的蔓延，郑位三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引领工农阶级翻身的巨大作用。在一次组织活动中，郑位三被正式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他加入共产党后，他便教会乡村的青壮年们学会了如何使用武器，如何有效地进行自卫与反抗。在这片沉寂的土地上，百姓们终于站了起来，摆脱了那些长期压迫他们的乡绅和土豪的统治。为了让农民们更有力量，他们开始走上街头，行动起来，打击那些从事剥削的地主阶级，革命气氛也随之变得越来越热烈，局面一度如火如荼。
但这一切的进展并没有持续太久。1927年，国民党开始对共产党展开大规模的打压与围剿，黄安地区也没能逃脱这场灾难性的冲击。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向乡村进逼，郑位三的名字也被列入了黑名单，成为了当时国民党的重点通缉对象。面临巨大的生死威胁，许多曾经参与革命的同志开始动摇，甚至选择离开黄安，远离我党的工作与斗争。
郑位三
但是郑位三不同。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家乡百姓的责任与担当，身处困境时，他选择了更加坚定的立场，继续在黄安坚持革命工作。
就在国民党对黄安地区实施围剿之时，他迅速发动了黄安的“九月暴动”。正是因为这场暴动的爆发，黄麻起义才得以顺利启动。
在“九月暴动”后，郑位三的身体情况却急剧恶化。长期的艰苦斗争、奔波劳累加重了他原本就虚弱的身体。他不得不被转移到武汉进行治疗和休养，未能亲自参与接下来的黄麻起义。但郑位三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没有他的坚定组织和果敢行动，黄麻起义的成功也许会迟缓，甚至可能面临失败。
郑位三
事实上郑位三无疑是鄂豫皖苏区的开创者之一。虽然他未能亲自参与起义的全面展开，但他为这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所做的贡献，却是不可替代的。
1932年，国民党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这次的围剿行动由于上级指挥失误，导致了反“围剿”失败，红军的主力部队被迫向川陕方向撤退。这一战役的失利给根据地的军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士气低落，队伍涣散，局面一度陷入混乱。
在这个关键时刻，郑位三挺身而出，临危受命，接任了游击总司令的职务，肩负起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担。此时的他深知，恢复民众的信任和凝聚力，才是当务之急。郑位三并没有立刻展开大规模的军事反攻，而是将精力集中在了群众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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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困惑与恐惧的百姓，他首先做的是安抚群众，稳住民心。他组织干部与民众一起，积极开展一系列生产与自卫活动，既要打击敌人，也要保障百姓的生活。游击队员们一边打击敌军，一边与百姓一同耕种，维持生产，减少战争对民生的影响。在他强有力的组织下，军民的凝聚力逐步恢复，革命的火种重新点燃。
为了确保游击战争的可持续性，郑位三组织起了地方武装力量。他通过发动群众，迅速在各乡区建立了游击队与游击小组，他还组建了六个游击师或独立师，人数达到了近5000人。这些地方武装力量，成为了各县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为了加强与主力红军的联系，郑位三不断奔走于部队与群众之间，宣传红军的重要意义，鼓励地方武装加入红军。在他的号召下，鄂东北数千名地方武装加入了红25军，极大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
随着敌人对根据地的疯狂“清剿”，大别山地区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1933年，敌军的进攻愈加猛烈，许多地方被摧毁，百姓们不得不四处逃难，连郑位三的家人也未能幸免。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击，郑位三的家人几乎要藏匿于深山老林之中。他的父亲因长期处于山中，营养不足，且受到山中瘴气的侵蚀，最终因毒疮而死。而郑位三的母亲，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食用野菜，结果因误食有毒植物不幸中毒。与此同时郑位三的前妻也在逃亡中冻死在了山中，年幼的女儿只能由二弟背负着四处奔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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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临着身心的双重折磨，郑位三从未放弃革命斗争。他自己也因长期战斗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染上了严重的疥疮，皮肤发痒、痛苦不堪，但他始终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每当队员们提议为他准备一些肉类来补充营养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部分让给了大家，坚持与队员们同甘共苦，风餐露宿。
1935年7月，红25军决定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展开西征甘肃、北上陕北的战略大举。然而郑位三却被留在了陕南地区，继续坚守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斗争。为了更好地组织与领导游击队伍，红军决定将陕南地区的武装力量合编成红74师，由郑位三担任领导。
随着敌人对根据地的持续围剿，红74师与上级失去了联系。由于缺乏电台联络，郑位三无法及时掌握敌情与上级的指示。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郑位三并没有气馁。他带领队伍一路行进，一边摸索一边打听，从敌伪信件和报纸中获取情报，凭借敏锐的判断力，他逐渐熟悉了周围的地形与敌情，并根据这些信息决定了部队的行动路线。
郑位三
陕南的游击斗争异常艰苦，山地密布，部队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山老林中活动。郑位三要应对敌军的严密搜捕，还要忍受严重的健康问题。患上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由于缺乏医疗条件，郑位三的病情长期未能得到有效治疗，疼痛常常让他无法入眠。但郑位三还是坚持带领着部队进行游击战斗，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在他的领导下，红74师成功地开展游击战，迅速扩张，从最初的600人发展到了2000人，增长了近三倍。
长时间的战斗和身体上的疾病，让郑位三的身体逐渐虚弱，病痛也变得愈加严重。但他依旧没有停下脚步，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因健康问题被迫放下手中的武器。由于身体状况欠佳，他并未承担具体的工作，而是长期在武汉养病，静心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密切关注着国家的未来发展。
1955年4月，郑位三带着家人搬到了北京定居。尽管他已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但他依旧保持着对革命事业的关注，积极思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郑位三
1955年，随着国家开始实行工资制度，郑位三的职务等级问题引起了工作组的关注。由于他长期在革命斗争中默默奉献，且职位并不固定，工作组的人员无法明确评定他的级别。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作组向毛泽东主席报送了相关材料，请求他做出最终的决定。毛主席在审阅后，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批示：“位三同志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努力，劳苦功高，应定为行政三级，享受副总理待遇。
即使有这种的待遇郑位三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从未因这些荣誉而骄傲自满，始终保持着谦逊和低调。
在党的“八大”上，郑位三再次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此后他还连续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的常务委员。面对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郑位三并没有放弃他一贯的简朴作风。在许多人享受改革红利和经济发展成果的时候，他依旧保持着当年艰苦岁月中的那份清贫。
郑位三
实行供给制之后，郑位三每月获得300元的津贴。面对这份收入，他始终没有用这些钱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反他将全部津贴用于帮助革命老区的人民，特别是那些革命烈士的后代。他深知自己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所以他要回报社会、回报那些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先烈们。每个月，郑位三都会把这笔钱送到老区的干部和群众手中，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问题。对于自己和家人，郑位三依然保持着极为节俭的生活标准。他从不奢求享受，家中用品简朴，一切以节俭为本。
参考资料：
《我的父亲郑位三》
《郑位三后半生纪事》
《郑位三：鄂豫皖苏区的元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