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红极一时的八部样板戏之一。这部舞剧，也是江青所经常吹嘘的她“亲自培育”的一部“杰 作”，她曾多次陪同国外客人观看，以炫耀她对有数百年历史的西方传统芭蕾艺术的“革新”之术。
江青什么时候又成为芭蕾专家了？这又是一个令人扼腕的故事。
1963年，当编演现代戏的热风吹遍中国文艺舞台时，芭蕾——这门从国外引进的艺术，也不甘落后，闻风而动了
这年秋，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巴黎圣母院》，周恩来总理前来观看。
剧毕，周总理邀集剧团领导和主要演 职员座谈。他肯定了我国芭蕾舞事业的发展后，提出能否用芭蕾这门艺术表达和反映一点革命化、大众化的内容。
周恩来说：“当然，芭蕾是外来艺术，不可能一开始就民族化，可不可以先编个巴 黎公社，或者十月革命题材的？”
后来，周恩来又多次与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谈起这个话题，并委托他抓一抓这件事。
林副部长马上着手布置。
12月，在中国芭蕾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的一次会议，于北京陶然亭附近的北京舞校内召开。会议由林默涵主持，专门研究芭蕾舞现代戏问题。
在这次会上，中国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编导李承祥和王希贤提出了一个将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的构想。
娘子军、女性多，适合芭蕾舞特点…… 海南风光，背景美……
值得搞！
与会人员一致赞同。
林默涵当即拍板，将《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
林默涵
芭蕾舞团迅速搭起了创作班子。歌剧舞剧院赵沨院长亲自安排人选，吴祖强、杜鸣心担任作曲，李承祥、蒋祖慧、王希贤任编导，马运洪任舞美设计，白淑湘、刘庆棠、钟润良、李新影等为主要演员。
随后，全体演创人员踏上了南下列车，奔向海南岛体验生活。
此时已是1964年2月初，春节即将来临，但在那个年代里，大家已无心在家过年。
海南之行，收获甚丰。演创人员走村串寨，访问当年娘子军老人，了解当地风土人情，收集民间歌舞素材……
大家协力齐心，忘我劳作，作曲、美工、演员、编导，不同艺术门类的人员相互提建议，谈设想，修改一个个改编方案。
在广州军区的支持下，演员们还下到边防连队当兵，熟悉战士生活，在剧中扮演琼花的白淑湘甚至还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回到北京后，《红色娘子军》剧组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创作。林默涵亲自挂帅，提供一切方便，每一节新排出的舞段，每一支新作成的曲子，他都同赵讽、陈锦清等专家一起去看、去听，当场研究讨论……
1964年6月底，《红》剧首次彩排，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林默涵与团领导决定，演员下到部队再次当兵锻炼，以演得更像军人 。
9月下旬，《红色娘子军》正式彩排，剧团请来了廖承志、周扬、江青等人观看，均大加赞赏。
随后，第三次彩排，周恩来到场观看了，剧终后，他走上舞台，一边鼓掌一边说：“我比你们落后了、保守了。我原来以为用芭蕾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没想到你们演得这样成功……你们辛苦了！”
1964年9月23日周总理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后和演员合影
10月，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看了《红》剧，毛泽东说了两句话：“方向是正确的，艺术是成功的”。并与演员合影留念。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的公演，轰动了京城。《红》剧以琼花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塑造、以优美动人的主题音乐、以新颖大方的舞美设计，成功地用芭蕾这种外来艺术表现了中国人的现实斗争生活，在芭蕾舞坛上盛开了一朵奇葩。
不过，江青又要来摘花了。
1964年底，芭蕾舞团《红色娘子军》剧组，自广东演出后载誉返回北京。剧组刚安顿下来，江青的电话来了，要赵汉带《红》剧编导和主要演员前去见她。
赵沨等一帮人忐忑不安地走进了中南海颐年堂。落座以后，江青出来了。
“都来了吗？”江青问。
“主要演职员都来了。”赵沨回答。
“好。我叫你们来，知道干什么吗？是泼冷水的！你们别让胜利冲昏了头脑！这个戏还不行，我要指导你们改。一定要改！…… ”
江青看中了哪出戏，哪出戏就不行，非要她来指导加工方可，无论是“土特产”京剧还是“进口货”芭蕾，全是这一个原则。一个真正的“文艺革命旗手”自然是可以攻占任何文化堡垒的。
从此，芭蕾舞团就成了江青的团，《红色娘子军》就成为她抓的戏了。
为了使《红》剧刻上“江记”印记，江青对这出戏也确实倾注了心血。
遗憾的是，江青对芭蕾艺术一窍不通，而且固执己见，表现出不可理喻的霸道作风。
比如，在《红》剧第二场与三场间，江青执意要加上一场表现洪常青等制定作战计划的过场戏，结果，怎么加都感到别扭，因为舞剧表现开会最难，不能说话，又得让观众明白，只好让几位角色在桌子和地图旁比比划划，弄得不伦不类，像打哑谜。
更加弄得人哭笑不得的，是按江青的意思改排出来的一些违背艺术规律的东西，江青看了彩排后往往又大发脾气，指责人们给她改坏了，又要“通通给我恢复原来的……”。
到了“文革”期间，这又成了李承祥等编导的一条罪状：“肆意破坏革命样板戏！江青同志让改，你们就胡改!”就这样，七改八改，肯定否定，《红色娘子军》剧组受尽折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又发话：“文革前没有搞好，咱们现在好好改。”
这时候，江青那套“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被搬了出来，洪常青被改得更为高大、更为突出，琼花这个已为人们所熟悉的名字被改成了吴清华……终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了“江记”工厂制造的“样板戏”。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江青处世的一贯准则。将这一准则引入她的所谓“文艺革命”之中，便成了要么是我抓的“样板”，要么就是该枪毙的“毒草”。
以芭蕾舞剧为例，那么前者便是《红色娘子军》，后者则是尚未公演便被江青一棍子打死了的《纺织女工》。
《红色娘子军》演出成功后，林默涵等人寻思着，能否再弄一部现代芭蕾舞剧。此时，芭蕾舞团演职员也为《红》剧的成功所鼓舞，准备一鼓作气上新的作品。
经过认真研究，剧团决定搞一部《纺织女工》的现代剧。虽然没有现成故事素材可供改编，对纺织女工的生活领域也不太熟悉，但李承祥、蒋祖慧、王希贤等编创人员知难而上，劲头十足地开始了攻关。
随后，剧团又组织了一批演创人员到上海国棉十九厂体验生活 。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纺织女工》诞生了。这是一出在音乐、舞蹈等方面都有许多与《红》剧不同的新特点的现代剧。《纺织女工》的排练，受到了各方面的瞩目。
一天晚上，林默涵晚饭后散步回家时，妻子告诉他：“总理来电话找你了”。
“哦！什么事”？
“没说，只是问你在不在，就放下听筒了。”
林默涵不知此时总理找他是为何事，急忙要车匆匆赶往中南海西花厅。
见到总理后，方才知道，总理是在关心着芭蕾舞剧《纺织女工》的进展情况。林默涵马上将这出戏的排演情况向总理作了详细的汇报 。
《纺织女工》就是这样在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关怀下，在全体演职员的共同努力下，很快进入了彩排。彩排后，这出戏获得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可是，就在《纺》剧公演在即之时，“文革”爆发了。对《纺》剧一直未发表看法的江青，以“歌颂中间人物的修正主义”的作品之罪名，举起黑手，将它扼杀了。
江青枪毙《纺》剧，可能是因为她知道了周恩来的支持，心怀嫉恨；也可能是因为她顾不过来，没来得及将此剧列入“样板”来“培育”，而又不允许别人去搞，干脆一枪毙了。
说到这里，我们又想起，在京剧舞台上也曾有与这类似的例子。北京京剧团在排演《芦荡火种》时，同时还排演了另一出优秀的现代戏《杜鹃山》。
当时，《杜》剧剧组的演员阵容十分整齐，集中了赵燕侠、马连良、裘盛戎、谭元寿、马长礼等一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剧中人物也塑造的性格鲜明、韵味十足，整出戏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可是，因江青来不及插手，她便下令禁演此剧。“文革”开始后，《杜》剧的几位著名演员又都蒙冤受屈、九死一生。
殊不知到了“文革”中期，江青腾出手来，又想起了这出戏，她将原剧人物贺湘改为柯湘，又专门从上海调来杨春霞饰演，就这么简简单单地一改，原来的“毒草”便成了“香花”，《杜鹃山》被列为八部“样板戏”之后的第二批“样板戏”，唱红了全国。
《纺织女工》却未逢到这等“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