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底,美国著名记者、受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来到中国的史沫莱特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邀请到延安。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史沫莱特与毛主席、朱老总、周恩来、彭老总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碰面,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诚然,在介绍上述人物时,史沫莱特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主观的情绪色彩,但也让世界认识到了领导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究竟是怎样一群个人。



不过,在以上人物中,史沫莱特无疑最推崇朱老总。

朱老总生平经历很复杂,他是滇军出身,而且是滇军的高级将领,他本来可以身居高位,坐享荣华,却在关键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革命的浪潮。

诚然,史沫莱特最为推崇朱老总,但朱老总在接受她采访时,却热情的赞扬了周恩来。

周恩来是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

朱老总复杂的经历使得他一开始申请入党便困难重重。

1922年3月,被驱逐唐继尧重返云南掌握大权,并下令通缉时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兼云南省催收铁路局借款处专员、复查锡务公司账项委员长的朱德。

朱老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连夜逃离云南,在老家四川短暂地待了一段时间后,随后准备北上事宜。

之所以要北上,是因为之前和好友孙炳文约好的。

孙炳文与朱老总是旧交,早年在靖国军时的旧识,两人结为莫逆之交后,相约等到云南大局安定后,赴国外考察,朱老总被唐继尧通缉去职,也算是正中下怀。

朱老总虽然在滇军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常年面对军阀混战,内心早已厌恶,1921年驱逐唐继尧后,朱老总本来就打算去职到广州,只是在好友力劝下,才没能离开。



1922年6月底,朱老总抵达上海,于7月初至北京,与孙炳文会面。

当时,两人一同北方游历,正值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李大钊领导北方工人运动声势浩大,孙炳文认识李大钊,就向朱老总介绍:

“李大钊去年参与组织了新党———中国共产党,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封建军阀、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朱老总一听很感兴趣:

“这是个好党,我在上海时有所闻。一定要找到,我也想加入。你能介绍我和李大钊见面吗?”

不过,李大钊那时人不在北京,而是去了南方,从时间上考量,应该是当时在共产国际牵头下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受邀到南方与孙中山见面。

朱老总一听,决定先去上海找陈独秀。

没想到的是,朱老总、孙炳文满怀着热忱找到陈独秀以后,却被迎面泼了一盆冷水。

朱老总、孙炳文提出入党的请求后,陈独秀却并没同意,甚至还很冷淡地:

“不客气地说,像你这样身份的人,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再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共产党才会接受。所以,我奉劝你不要加入共产党,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



从客观角度上来讲,陈独秀当年这番话虽然严厉,却也不是不能理解,毕竟朱老总本身就是旧军队出身,而且身居高位。确实要经过一番考验。

备受打击的朱老总并没有丧失信心,而是坚定了入党的信念,他知道马克思是德国人,于是决定先去马克思的故乡一趟。

1922年10月中旬,朱老总、孙炳文抵达法国巴黎。

不过,最初到德国的朱老总两人就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也摸不到一点头绪,那时他寄居的地方是一个中国商人的家,因为思乡心切,向他打听老家的情况,并跟他介绍了巴黎的情况:

“听说有一个中国留法学生团体是共产党,在宣传鼓动革命。”

后来经这个中国商人介绍,朱老总知道了这个学生团体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他们的负责人叫周恩来。

不过很不凑巧,周恩来当时人在柏林。

朱老总一听,就和孙炳文立刻踏上了前往柏林的路。只是途中不免感到惴惴不安:

“周恩来会不会像陈独秀,因为我们有旧军队的履历……”

孙炳文自己也拿不定,但他宽慰道:

“不会。根据我对周恩来的了解,他与陈独秀不同。”

当朱老总惴惴不安的敲开周恩来住处的大门时,打开门的是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时年24岁的周恩来。



对当时的情形,哪怕又隔了十年,朱老总也没有忘记,这段经历后来被史沫莱特写进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

“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两眼闪着光辉,面貌很引人注意,称得上清秀。可是,那是个男子汉的面庞,严肃和聪颖……周恩来举止优雅,待人体贴,在招呼他们坐下,询问有何见教的时候,甚至还有些腼腆。”

应该指出的是,朱老总不光是年龄比周恩来大,革命资历也要深得多。

朱老总1886年出生,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朱老总参加了云南响应武昌起义的“重九起义”,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朱老总还参加了讨袁战争,在蔡锷将军麾下。

朱老总参加革命的时候,周恩来还在东北念书呢?直至10年后,他才从日本回国参加五四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流传开来,朱德与周恩来是同时知道并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但周恩来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后来成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人,而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八个发起组之一。

尽管两人之间年龄上有差距,但彼此第一次见面,交流就很融洽,朱老总并没有仰仗年龄优势,自己走过的道路和追求革命的经历,并就针对国内革命形势讲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也少了少年人特有的锐气,整个过程中彬彬有礼。

在热情、友好的氛围中,朱老总、孙炳文提出了入党的请求,周恩来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委婉的提出了需要考察。



几人后来谈了几天后,周恩来同意介绍两人入党:

“我愿意介绍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入党申请未得到国内党组织批准以前,可以接收你们为候补党员。”

1922年11月,经国内党组织批准,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老总、孙炳文入党。

考虑到当时国共合作的背景,朱老总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外不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直至南昌起义。

1924年,周恩来、孙炳文先后回国到广州军校任职,朱老总则继续留在德国,根据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朱老总在德国筹建了国民党支部,并以以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的身份发展党员。

应该指出的是,对朱老总而言,放弃过去的身份转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意味着重新开始。



朱老总成为党员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属于普通党员,南昌起义时,朱老总虽然参与,但本身并不在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之列。

周恩来回忆时也说:

“朱老总在南昌起义时是个很好的参谋。”

陈毅后来回忆南昌起义时也说,朱老总地位并不高,当时没有人听他的话。

以至于建国后,朱老总看到有人把他的名字放在南昌起义领导人叶挺之前,还专门予以更正。

不过,朱老总在南昌起义后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当时守南昌的就是滇军朱培德部,后来南昌起义部队撤离以后,尾随追击的也是滇军,朱老总那时率部殿后,凭借关系使得滇军没有追击起义部队。



朱老总真正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是在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带着剩余几百人的起义队伍领导了湘南起义,并拉着湘南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

从侧面也展现出,周恩来当年的确是慧眼识英。

朱老总很感激周恩来当年介绍他入党,两人不单纯是上下级关系,更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不光如此。

朱老总率领湘南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后,虽然使得革命力量壮大,但他和毛主席之间一开始在理念上是有冲突的,这也造成了红军后来几次失利。

1929年8月下旬,陈毅赴上海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周恩来那时主持中央工作,虽然远离井冈山,却意识到一点,即毛泽东的主张才是正确的。

要知道周恩来在当时,完全可以支持朱老总、陈老总,毕竟几人之间有很深厚的交情,可他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力主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一职,为后来古田会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后来革命过程中,毛、朱、周三人紧密团结起来,不仅仅是党的幸运,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的幸运。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已经九旬高龄的朱老总不顾身体病痛,坚持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并在灵前庄重的敬了一个军礼。

周总理追悼会开始前,朱老总仍然要参加,只是他那时身体状况,已经不容许他再出门,也是在此时,朱老总仿佛想起了什么,坚持要求家人打开电视机:

“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朱老总与周总理的世纪情谊,让人不禁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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