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央红军经过3个月的艰难跋涉，从中央苏区转移至遵义地区，并在此地召开了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意义深远的重要会议——遵义会议。在这次会议中，中共中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而在遵义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就用他精妙绝伦的战略指挥能力，为濒临绝境的中央红军带来了生的希望，这个扭转乾坤的关键便是“四渡赤水”战役。
即使是一生指挥无数兵马的毛主席也将这场运动战视为自己最得意的手笔。四渡赤水究竟有多伟大？可以这么说，哪怕错一步都将改写历史。
面临困局的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结束时，毛主席临危受命，成为当时中央红军的实际指挥者，但红军面临的形势是极为危急的。
在中央红军占据遵义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有两条转移道路：一是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汇合；二是东入湖南，与红2、红6军团汇合。
因此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中央军以及桂、川、黔、滇系军阀总计40万兵力，从5个方向同时向遵义逼近，试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界一带。蒋军兵力雄厚，而且武器装备水平远高于红军，这是蒋介石认为“剿共大业必成”的信心来源。
而此时的中央红军由于此前受错误指挥的影响，在湘江之战后兵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损失极为惨重。以3万中央红军对抗蒋介石调集的40万兵力，恐怕交给任何一个军事家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毛主席以冷静的战略头脑指挥了军事史上颇具奇幻色彩的运动战典范。
一渡赤水在召开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定方针是北上入川，与规模十余万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但由于川军战斗力远超林彪、罗炳辉等人的预料，因此入川作战打得很不顺利，红军并未顺利夺下预想中轻易夺下的赤水县城。
此时红军面临着一个严峻问题：北上通道未打开，后方重兵即将来袭，该如何应对？对此毛主席的选择是避开坚固的川军防线，转而向西部兵力较少的滇军方向挺进。
1月29日，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兵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一带西渡赤水河，剑指四川省古蔺、叙永地区。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毛主席这一手避实就虚的战略指挥具有重大意义，不仅保留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而且起到迷惑蒋军的作用。
二渡赤水在一渡赤水后，红军挺进至四川古蔺，并且继续一路向西，试图打下叙永，换一个方位打通北上入川的道路。然而由于红军兵力不足的短板明显，叙永县城在急攻后未能拿下，北上的希望顿时变得渺茫起来。无奈之下，红军只能继续西进，直至云南东北部的扎西一带。
蒋军看到红军已经一路从遵义西进至扎西，因此他们判断红军试图西进绕开川军防线的意图十分明显。在蒋介石的部署下，国民党中央军、滇军、川军开始掉转进攻方向，打算在云南东北部一带的扎西围歼红军。
然而毛主席却出其不意地命令红军停止西进，突然掉头向东，二渡赤水打回了遵义。这一手变招令蒋军各部看傻了眼，他们谁也没想到红军还会回到遵义，因此这些蒋军在扎西的“围剿”只能落空。
可以看到，二渡赤水是毛主席巧妙运用逆向思维的优秀战例：敌人认为红军会坚定西进，但没有人会想到红军竟然会重新东返，回到原点的遵义。
三渡赤水在红军二渡赤水后、重新打下遵义后，蒋介石有些焦躁，亲自乘机抵达重庆“监督剿共”。他要求蒋军各部按照当年第五次围剿战役的成功经验，执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作战方针，逐步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
但毛主席的战略构思已经远远凌驾于蒋介石之上。他说服了周恩来与军委的绝大多数同志，让红军从茅台镇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
同时红军在渡河时大张旗鼓，还派出一支分队携带电台前往古蔺，一路发射信号，做出一副要重新猛攻四川省古蔺、叙永，以便北上入川的景象。
蒋介石见红军三渡赤水，便误以为红军要重新集结主力攻击古蔺、叙永，兴奋到难以自已，急令各部抓紧时机向古蔺、叙永一带进发，全面围歼红军。
然而，当蒋军抵达这里才发现，他们根本没见到红军主力的一兵一卒。那么红军主力渡河后究竟去哪了？
四渡赤水让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的是，红军三渡赤水进攻古蔺、叙永只是毛主席故意露给他看的假象。在三渡赤水后，红军主力并未进攻古蔺、叙永，而是在茅台镇渡口以北20公里处的密林中隐蔽了起来。
在获悉蒋军主力已经直扑古蔺时，毛主席淡定一笑，命令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做出要第三次打回遵义的假象。
蒋介石发现自己在古蔺、叙永又一次扑空，而遵义又面临危机，大吃一惊，连忙回援遵义。但他又一次落入了思维定势里，此时的红军并未回到遵义，而是一路南下，兵锋直指贵阳。
就这样，北上遵义的蒋军与南下贵阳的红军南辕北辙，蒋介石围歼红军的构想已然彻底破产。
回顾四渡赤水这一仗，毛主席巧妙地用大胆灵动的机动作战，将兵力雄厚但思维僵化的蒋军完全牵着鼻子走，使兵力劣势的红军牢牢掌控了军事主动权，令蒋军只能处于处处被动的劣势局面。
可以说，这场四渡赤水即便放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最优秀的运动战典范。
运动战是游击战的高级形式，是游击队向正规部队发展的必然结果。四渡赤水的成功，也为我军后来进行运动战提供了优秀的参考依据。
“人少有人少的打法，人多有人多的战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如果为了胜利而忽略现实情况，势必会得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那惨重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