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喇嘛说曰:佛法始自天竺,东流而至西番,其番僧又相传,称为喇嘛。喇嘛之字,汉书不载,元明史中或讹书为剌马,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为上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

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其呼土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土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殚述,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予意以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土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

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劫掠藏地,已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



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且后藏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元朝曾有是乎?

盖举大事者,必有其时与其会,而更在乎公与明,时会至而无公与明以断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断,而非其时与会,亦望洋而不能成。兹之降廓尔喀,定呼必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近归政之年,复成此事,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予幸在兹,予敬亦在兹矣。

上引《清高宗实录》。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撰写《御制喇嘛说》,这可谓是一篇神文,思维清晰,逻辑神绝,更是创建了金瓶掣签制,极大的加强了中央朝廷对西藏的深化统治。这一开创性的制度,更是沿用至今。

而当时的乾隆帝已经是82岁的高龄,能在这样的年纪写出这样的文章,想出这样的开创性政策,足以可见乾隆帝的英明决断,即使到了人生晚年,也依旧没有明显的糊涂。而其他皇帝在晚年则往往是昏庸糊涂。像唐玄宗李隆基晚年一日杀三子不说,还酿成了安史之乱。

甚至有些皇帝是不到晚年便是开始怠政乃至昏庸起来,像聪明至极的明世宗嘉靖帝,以小支入大支以后,在位初期就是搞大礼议,想要通过抬高藩王父亲地位来抬高自己,在位中期倒是励精图治,不过聪明过了头,没有坚持多长时间便是开始怠政,迷恋于修道和炼丹,结果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时年35岁的嘉靖帝便遇到人生第一道大坎,差点被宫女勒死,还好御医下猛药才救过来,差点是贻笑千古。当然更扎心的是,大部分古代皇帝都活不到80岁乃至70岁,甚至60岁都难,往往连真正的晚年都活不到,便开始昏庸。



相比之下乾隆帝晚年的最大问题是虽然没有明显糊涂,但是他纵容大臣贪腐,最终造成官僚体系出现集体贪腐的行为,使得吏治腐败,对帝国的基层统治造成很大的破坏,使得百姓苦不堪言,可以说嘉庆帝登基当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就是乾隆帝一手酿成的。

不过整体来说,或者说乾隆帝如果没有那么高寿,在完成一系列开疆拓土功绩之后便死去,那么身为冷血的政治机器,乾隆帝可谓是符合古代圣主的标准的,可以说是古代皇帝的终极进化版本,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活的太久了,晚年终究有糊涂之事。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奇文《御制喇嘛说》。

乾隆帝开头先是用简短之语提及了佛法的起源和在西藏的发展,以及喇嘛之意。并且提及黄教在元明两朝的发展,还有清朝只有在康熙年间封了一位章嘉国师。



之后抛出的第一个重点是清朝之所以兴黄教也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是为了“安众蒙古”,因为黄教对于蒙古诸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是“各部蒙古一心归之”,意思这是顺应少数民族的习俗,尊重藏蒙上层贵族的信仰,来加强中央朝廷与地方之间的联系,来深化统治,并非如同元朝那般是过度庇护,乃至是过分敬重之下有些谄媚。

第二个重点是对于转世灵童一说,乾隆帝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上层贵族自导自演的权力传承把戏罢了,所谓的转世灵童都是出自贵族,与世袭罔替没什么区别。这段话已经很不客气了,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其中的套路,但是看破不说破,直接说出来,就有些撕破脸了,说明要整治这一现象。

第三个重点则更是重磅级,直接对于在源头上转世一说进行否定,说道“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意思佛是永恒的,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何来转世一说?



只不过是因为如果不顺应这一习俗,那么“数万番僧,无所皈依”,意思是如果废除这一转世传承制度,会使黄教的传承出现大问题,会使得信徒们人心不稳,会成为极大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为了稳定,所以不得已而为之。

当然除却不得已之外,言下之意是反正你们一个是愿意这样玩,一个是愿意相信,那我就成全你们。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乾隆帝比他父亲雍正帝要清醒多了,雍正帝晚年是好炼丹,估计心中对于长生不死有着些许不切实际的希冀,而雍正帝之所以58岁时便是突然暴死,很可能是与服用丹药有着很大关系,所以乾隆帝在继位第二天,便是先急匆匆将雍正帝养于宫中炼丹的道士驱逐,并且下令他们不要胡说八道,否则会严厉惩罚。



对于乾隆帝来说,他从青年再到晚年,始终不相信什么长生不死,从来不研究丹药,他十分清醒的认为人生老病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的修行和炼丹是不可信的,所以对黄教的转世再修自然持否定态度。

第四个重点是乾隆帝提及刚刚结束的廓尔喀之役,说道廓尔喀是听沙玛尔巴之语,所以起了贪心掠夺藏地,以西藏上层贵族内斗之下以至于发生引狼入室之事,还有炫耀强大武力作为铺垫,然后说道“然转生之呼毕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

意思你们搞转世就搞转世,能不能公平点,能不能要点脸,怎么呼毕勒罕(指黄教中活佛转世再生)都是出自一族,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情,这分明是为了一直把持权力故意这般,私心太明显了,佛如果真存在,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私心?所以这种行为得禁止,不能让你们再这样玩下去,不能让你们一直操控权力。



当然乾隆帝之前说了那么多,不会真的是一废了之,他的方法是通过改进方法,来实际上废除这种世袭罔替式的权力传承,所以第五个重点就来了:“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意思是我现在制作一个金瓶给你们送过去,凡是符合转世呼毕勒罕条件的幼童,你们一起选择几名,然后把其名字写在签上放在瓶中,然后通过掣签(抽签)的方式确定转世灵童,虽然这个方法不能完全革除弊端,但是总比你们自己内定要好,要更加公平。

乾隆帝设置金瓶挚签制度,对于深化藏地统治可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此举打破了实际上的世袭罔替,使得偏远地区的贫民之子也有可能成为转世灵童。



而且此后转世灵童须经金瓶掣签认定,主动权是牢牢掌握在中央朝廷的手中,可以有效防止蒙藏上层贵族趁新老交替之际夺取黄教权力,从而造成地方势力的膨胀,驻藏大臣的权力也大大提升,对于藏地的控制达到巅峰,这是在根源上大幅度减少地方出现动乱的因素。

这也是元明两朝所达不到的,这两朝最多依靠武力震慑和营造内部相互牵制的局面,来勉强保持平衡,并没有真正改变其内部的权力分配格局,清朝则是在根源上打破藏地贵族的权力世袭罔替,使得地方式微,中央朝廷的统治触角深化,因此乾隆帝最后是自得的评价此举是“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

为了巩固自己所立的金瓶掣签制度,年老的乾隆帝之后也是通过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巩固。



像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针对喀尔喀三音诺彦部谋求以汗王子弟作为转世灵童的不轨之事,乾隆进行处罚以后,再行下谕旨,提及自己创建的金瓶掣签制度,并且直言不讳说道“各蒙古汗王贝勒等,既有世爵,可以承袭罔替,已极尊荣,何必复占一呼毕勒罕,又谋喇嘛之利,似此见小罔知大义,将来必致谋夺财,启争肇衅”。

意思你们不要胃口太大,都已经有世袭罔替的爵位,已经是享尽荣华富贵,何必非要占据转世灵童这一位置,非要成为新喇嘛谋取更大利益呢,这不是只知小利而不知大义吗,如此一来将来肯定会演变成为谋财害命,开启各种纠纷。

之后更是强调现在蒙古各部的执政官都属于理藩院管理,遇有纠纷找理藩院解决就行,不要想着走什么歪门邪道。潜台词不要想着靠投机取巧成为转世灵童,即使成为了也没什么用,现在政归理藩院管理,再往上归中央朝廷管理,要搞清楚自己归谁管理,再说直白点就是要分清大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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