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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24日，在中央反复催促下，邓小平终于率军转出大别山，在安徽临泉县，与刘伯承胜利会师。
刘伯承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看到他又瘦了，又黑了，然而他那双精光四射的眼睛，仍然燃烧着必胜的光芒。
短短的75天，不仅改变了邓小平的外貌，也给解放战争带来了转折点！
挺进大别山
1945年秋，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蒋介石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连发三封电报，再三邀请毛泽东“共商国事”。
在美国特使赫尔利的陪同之下，毛泽东与周恩来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国共合作谈判，并于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
但国共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核心问题上一直没有协商清楚。
老蒋视中共为“匪”，和其分而治之，和平共处，在他看来就是天方夜谭！
1946年，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包围中原解放区部队，中原区主力部队被迫分散突围，在鄂西北、皖苏边区等进行游击战，两党内战全面爆发。
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想要速战速决在几个月内消灭中共力量，因此在初期采用了全面进攻的作战方式，调动主力部队北上，全面攻打解放军驻扎的东北、陕甘宁以及华北、山东地区。
但事与愿违的是，解放军善于打持久战、消耗战，在久攻不下之下。
蒋介石便孤注一掷，从1947年3月起，调动主力部队，重点攻击陕北和山东地区，放弃了全面进攻的策略。
就在蒋介石改变战略方针的同时，中共也在悄然地改变自己的作战计划。
1947年5月，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绝密电报，致电当时正在冀鲁豫一带指挥作战的刘伯承、邓小平：“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以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地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经过认真部署，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在1947年6月30日夜间，率领部队在河南台前县的孙口渡口，乘坐木筏强渡黄河，于同年10月顺利进入大别山。
“小诸葛”白崇禧“清剿计划”
刘邓大军来到大别山的时候，虽然半路上折损了部分人马，但是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还有12万人之多。蒋介石得知了这个消息后惊恐万分，立马让白崇禧去对付这支插进中原腹地的军队。
然而此时的白崇禧却和蒋介石出现了分歧，“坐在九江就能镇住吗？”
经过敌情判断，白崇禧和其幕僚认为“刘邓的主力部队是企图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其中一部有渡江南下进入江西的可能。”
根据事态后来的发展，证明白崇禧当时的判断是准确的，他后来的作战计划对刘邓大军构成了巨大威胁，伤亡损失严重。
老蒋自内战爆发以来，第一次放权让白崇禧指挥，安排了二十余万人供他调遣。
白崇禧
白崇禧上任后，先在自己家里召集幕僚会议，研究作战方针。
白崇禧认为，估计对手过低是自己欺骗自己。于是部下再次查对情报资料，各个纵队分别查明有几个旅几个团，兵力多少战斗力强弱，重新估计。
国防部第二厅第二次上报：
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等4个纵队各约万余人，战斗力较强，第十、第十二等纵队各约1万人，战斗力较弱，总计兵力7万至10万人。全部都是轻装的，弹药带的不多，大炮和车辆在通过黄泛区的时候都扔的扔，埋的埋了。进入大别山区后，进行几次作战，得到一些枪炮弹药器材补充，但打硬仗还是没有力量。
白崇禧认为：“一个整编师他能吃得掉，两个整编师在一起他就吃不下去。”大别山地形复杂，对方主力又机动作战。
因此，制定了由东南朝西北方向压迫于黄安、宣化店、白雀园、小界岭间地区，相机包围歼灭我军一部的作战方针：
1、军事上，抱团行动，追尾袭扰。他严禁各部孤军突进，每次行动至少都是两到三个旅抱团滚动，根本不给我军各个击破和分割包围的机会，以此来逼迫我军和其拼实力拼消耗；以桂系整7师、整48师为主力，对我军进行尾追袭扰。抗战时这些军队驻扎在安徽，很熟悉地形，善于山地作战。长期尾追，让我军没有休整时间。
2、切断我方补给和伤员安置。采取了保甲联防和“五家连坐”等严酷手段，并在各个交通要道设置关卡，切断当地百姓与我军联系，我军的粮食补给和伤员安置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3、把地主、乡保长和革命叛徒组织起来，成立了“小保队”。这些人不但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对我军的游击战术也比较了解，经常对我军的小股部队和掉队的伤员进行袭击，比国民党的正规军更难对付。
有些老红军回忆，这一段时间比长征，比西路军的时候，都觉得苦。因为不但敌军四面重兵围困，而且远离后方，缺乏供给，生活艰难。更苦的是心里苦。因为老百姓不敢接近解放军，而且反动势力还在不断袭扰解放军。
老红军张绍基回忆：“不怕国民党，就怕小保队。”小保队由地主来牵头，容纳了地方上的土匪、地痞、流氓，从以前革命队伍投降的叛徒等，他们不但地形熟悉，而且精通游击战。不但骚扰解放军驻地，摸岗摸哨，小股部队都敢打，有些伤病员一旦离开部队保护，就会被他们杀害。
面对日益严重的军事态势，随后在1948年2月我军选择了从大别山进行战略转移。据战后统计从1947年7月初到1948年2月，短短的半年时间。我军由当初的12万大军缩减到了5万余人，并且当时我军的大量重型装备也在这次战略转移当中消耗损毁。可以说由此可见当时的白崇禧也不是白白被称为小诸葛，确实有其战术指挥上的英明之举。
邓小平迂回战术牵制“小诸葛”
进入大别山以后，刘邓大军十战九败，很多时候难求一胜。除了在进军过程中本来兵强马壮的刘邓大军被迫丢掉了很多重武器，在面对敌人优势火力时很吃亏。
刘邓大军南下之时，毛泽东曾对他们挺进大别山作出三种估计：
第一，付出了代价站不脚，转回来。
第二，付出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
第三，付出代价站稳了脚。
代价总是要付出的，刘邓留下来的意义就不用多讲了，陕北危急，老解放区被蒋军消耗得无法支持，只有在大别山尽可能地多撑一些时间，才能从战略上改变大局。否则，只来大别山逛一圈，除了浪费将士们的生命，别无他用。
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邓小平提议：刘邓大军应分成两部分。
刘伯承善于指挥，让他带一部分人转出大别山之北，在河南打大仗。
邓小平留在内线，化整为零，指挥第二、三、六纵队进行“引敌”，继续在大别山中坚持，拖住白崇禧的大队人马。
可是代价呢？留在山中，邓小平的生命安全很难保障。现在敌人的主力已经深入大别山之中，随时会与敌遭遇，以我军现在的状态，集结起来尚难有必胜之机，何况化整为零？这是邓小平豁出性命不要，为刘邓大军寻一条出路啊！
1947年12月11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湖北礼山东南的黄陂站（今湖北大悟黄站）正式分开，暮色之中，雨雪交加，刘伯承如“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他不舍得也不放心。
邓小平后来回忆：“我一个，李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就这么三个人，带着几百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方针就是避战，站稳脚，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从东到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就在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就这样搞了两个月。”
在邓小平指导下，入山之初的急躁做法得到改进，只率千把人在山中跑来跑去，能不战则不战，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大批部队和干部都分散到各县去开展建设根据地的工作。
刘伯承把另外三个主力纵队分调开去，一纵到淮河以北，十纵、十二纵反其道而行之，经过几次战斗，把淮河变成了中原解放区的内河。
如此一来，白崇禧30万大军在大别山中来回奔波，就是抓不到刘邓主力，倍感压力。为了断绝刘邓的生机，白崇禧采取惨无人道的筑寨并村。
即使如此，白崇禧打着打着觉得不对劲，派人探听共军虚实，听说邓小平仍在大别山中。但大别山外围的共军活动却越来越多，山中战斗屡战而不获，是何道理？
白崇禧也算是“小诸葛”，稍加思索就发现，中邓小平的计了。
熬过在大别山最艰难的半年，1948年3月重返中原时，主力部队只剩下5万多人，各纵队步枪、轻重机枪减少一半，山炮仅有几门。
白崇禧清剿，中野损失之大可见一斑。
40万大军为何没堵住刘邓？
纵观1946年到1947年的国军战略，总体设计上没有大错。蒋介石的重点进攻还是很有成效的
全面进攻失败后，国民党高层就改变了兵力分散、急于求成的战略，转为进攻陕甘宁和山东两大解放区，这个效果，全局上是对的。
我党对外宣传是丢下城市包袱，实际上是丢了根据地，失去了人力、物力的支持。彭德怀率西野将士浴血奋战，竟然连粮食都征不到，夏秋季节，手里有钱也买不到粮，有的部队不得不去买群众尚未成熟的玉米，连叶子、杆子都一起吃了。
当时有人提议：赶紧把陈赓兵团调到陕北，配合彭德怀打击胡宗南部队。陈赓兵团都已经做好了开拔的准备，毛泽东紧急叫停，令其调头南下，去配合刘邓大军南进大别山。
其实，中央曾经作出两项外线出击的决策：
一是派华野渡江，到江苏、浙江敌后开创解放区，釜底抽薪，直接威胁国统区心脏区域。
二是派晋冀鲁豫野战军（也就是刘邓所部），向武汉方向推进。
但是这两招过于超前大胆，两大野战军都不敢太过托大。
在敌后开创根据地，其实是师法抗战时的敌后策略。但今时不同往日，在日寇占领区开辟敌后根据地，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敌占区人民群众全体无条件支持我们，人力物力情报支持源源不断，以有源之水对无根之木，就算进程有曲折，结果毫无疑问是光明的。
所以敌后根据地能不仅能扎住根，还能星火燎原，越打越大。
但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招看起来有点危险。贸然进军江南，江南情况不明，国民党统治甚为稳固，如果我们短时间内扎不住根，反而会极大削弱主力野战军。
然而到了1947年6月，为何从中央到刘邓大军都急剧改变初衷，千里挺进大别山了呢？
到底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还是政治上的考虑？
国民党、蒋介石的懵，就懵在这一点，这也是国民党军40万大军始终堵不住刘邓14万人的根本原因所在。
可以肯定地讲，绝非单纯军事考虑。
1947年国共对峙的根本意义，在于争夺解放区。解放军在军事上能挡得住国民党军疯狂进攻，但毕竟总实力弱，无法守护全部解放区，所以一边打着胜仗，一边不断丢失根据地。
蒋介石也明显感到不对劲了。
1947年国民党军的根本任务是继续扩大这种形势对比，逐步压缩解放区。
然而蒋介石在军事上成功了，却没有在政治上继续成功。
夺占解放区后，国民党军执行的策略简单粗暴，对倾向革命的老百姓一味镇压破坏，一味靠兵威镇慑，而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巩固占领区，建立国民党的政党和政府组织。久为老百姓唾弃的还乡团，就是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国民党统治地方，惯于依靠乡绅地主，而没有争取广大人民主体。
所以虽然占了大片解放区，却没有改善人民生存，土地依旧被地主豪强控制，老百姓对国民党统治的怨恨仍在，这些解放区就不能转化为国民党的势力基本盘。
这些教训，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才真正痛下决心去吸取，在1947年他拥有绝对优势时，他是不屑于去总结吸取的。
所以，蒋介石也根本不可能看透，中共派刘邓南进大别山的真实意图。
刘邓的真实意图在于，拼着把最为强大的野战军消耗掉一大部分，吸引国军主力南下，从而减轻陕北、山东两大解放区的压力，争取夺回土地，夺回人民，恢复解放区的造血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