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说：“做总理夫人其实很难，他一直压低我！”周总理不仅对自己严要求，对家人的要求更高了。周总理曾召集家庭会议，定下了“十条家规”。这是周总理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生动写照，也是他严明家风的直接体现。
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与邓颖超作为当时天津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分别在宣传和组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不仅领导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创办，还担任了报纸的主编，并积极推动学生组织的团结与合作。
与此同时，邓颖超也在学生联合会内担任讲演部长，通过雄辩的演讲鼓舞了无数学生和市民加入到抗议行动中。她那激昂的演讲风格，深深打动了听众，许多人在她的讲话中流下热泪。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学生们的力量愈发强大，但面对反动政府的压制，原本独立的学生组织意识到，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在斗争中取得更大成效。因此，1919年9月16日，天津的两大学生组织宣布合并，成立了觉悟社。
周恩来被推选为会议的主持人，他进一步推动了社内的团结，并创办了社刊《觉悟》，以便将觉悟社的思想和斗争传递给更多人。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参与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却不幸被捕。此时，周恩来的遭遇成为了天津人民愤怒的导火索。4月初，周恩来和其他被捕的同学宣布绝食抗议，消息迅速传开，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邓颖超作为觉悟社的核心成员之一，积极组织其他学生进行声援。她不仅发动了同学们自愿签名，还策划了一系列的集会活动，呼吁更多的人为被捕的代表们发声。经过数月的抗议，社会的压力终于迫使反动当局于7月18日将周恩来等人释放。
在这段历史的洪流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两颗星。两人志同道合，共同为反帝反封建的理想奋斗。周恩来凭借其卓越的组织能力与非凡的智慧，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而邓颖超则以其激情四溢的演讲和坚定的革命立场，成为青年学生中的楷模。两人不仅在思想上契合，在行动中也彼此支持，他们在觉悟社中的合作，更加深了彼此的革命友谊。
随后，周恩来前往法国，开始了他在欧洲的学习与革命活动，而邓颖超则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任教。尽管两人身处异国他乡，彼此的联系从未中断。
特别是在1921年夏，周恩来为天津的《盖世报》撰写旅欧通讯时，他多次通过马千里向邓颖超传递信件。遗憾的是，马千里显得心不在焉，未能及时转交这些信件，周恩来也因此耽搁了与邓颖超的联系。直到他不得不选择其他途径，才得以恢复通信。
两人通过书信往来，逐渐深化了对彼此的了解。周恩来在信中分享了他的思想和经历，而邓颖超则回以真挚的回应。1922年年底，周恩来借友人回国之便，送上了一张贺年卡，并附上亲笔题诗，作为新春的祝福。
而邓颖超也不止一次收到周恩来精心挑选的画片，这些信件和画片成为两人情感交流的重要载体，邓颖超更是珍藏了这些画片，甚至专门做成了相册。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关系愈加深厚。周恩来在信中提到，选择邓颖超作为伴侣，不仅因为她的智慧和勇气，更因为她具备了共同战斗的精神和革命理想。对周恩来而言，邓颖超是他在革命道路上的坚定伙伴，她的坚韧与决心成为他选择她的理由。
1924年，周恩来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但因为忙碌，他与邓颖超依然未能相见。直到1925年7月，邓颖超因工作调动前往广州，途中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直到8月初才到达广州。
那时，周恩来正忙于领导省港大罢工，无法亲自前往接她。于是，他委托陈赓代为迎接。然而，陈赓在茫茫人海中未能找到邓颖超，只能向周恩来致歉。邓颖超则按照事先的通信地址自己找到周恩来的住处。
在那座简朴的房屋中，周恩来与邓颖超于1925年8月8日举行了婚礼。婚礼没有正式的仪式，也没有登记，但两人在众多朋友面前宣誓了他们的爱情与承诺，这一誓言被称为“八互”：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
参考资料：张颖著. 《周恩来与邓颖超》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