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编制就是军队的经络，在不同时代背景的要求下，我军也曾采取过不同的编队形式，其中，“纵队”这个编制便曾短暂地出现过一段时间。
其实，在“纵队”的背后，也能看出毛主席非凡的军事指挥能力。
“纵队”的发展脉络
最早将“纵队”使用到部队中的是国民党，早在1925年国民党东征陈炯明的时候，就使用了3个“纵队”，蒋介石麾下的何应钦、李济深和程潜三人分别担任三个纵队的纵队长。
当时，不是没人想过把“纵队”组编成军，但是并不可行。
在国民党的序列中，有赣军、潮梅军、豫军等等，纵队之间的区别很大，再加上来自不同派系，想要统一组编成军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为了方便战争时期的管理，国民党干脆就以“纵队”的方式直接命名。
而在1927年之前，无论是红军还是国军都是一起闹革命的，因此红军在最初的革命过程中也延续了国军的纵队编制。
南昌起义之后，大家凑在信丰城西约20多里的一个山坳中，朱德同志亲自召开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他向大家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同志领导，愿意革命的就继续走，不愿意的可以回家。
会议上，朱德讲述了一个不久前的例子：“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留下来的人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一次就相当于俄国的1905年，我们只要还能留下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就要起到很大的作用，过去的那个搞法不行。”
而且，朱德还非常有预见性地指出蒋桂战争一定会爆发，南昌起义就算遇到挫折绝不是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是必然要成功的。
随后的大庾整编成为了红军部队改造的重要开端，后来毛主席领导的井冈山整编是后话了，大庾这次整编的单位就是“纵队”，一个纵队大概有3个步兵支队、1个机炮大队等800人。
若是按照正式的编制考虑，一个800人的队伍都称得上是团了。
但是，在极其不稳定的战争状态下，“纵队”就是个临时组合，这个编制有着很强的灵活性，可以任意组合，因此没有问题。
从红军时代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中都有着大量的纵队编制，就是因为毛主席考虑到这样组织形式的灵活性。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阶段，很多部队都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电视剧《亮剑》当中，李云龙所率领的独立团就是个师部下的部队，他想过很多方式来壮大部队，就算部队都达到上万人了，可他依然没想着扩编，仍然要保留独立团的番号。
因为在抗战期间，八路军不仅要对抗日本人，还同样要提防不远处的蒋介石。
蒋介石一直把八路军、新四军队伍的情况盯地很紧，若是他发现一个团的兵力都能抵得上一个师，肯定要想尽办法推行西安事变前的政策。
1941年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后，终于有机会能让八路军与新四军这两支重要队伍整编了，这样的整编无论对现在还是未来都有着重要意义。
因此，中共早在1940年1月就派出黄克诚率领八路军2纵队1部朝着华中方向发展，彭雪枫所率领的新四军6支队也在找黄克诚，当年夏天，刘少奇接连发出三封急电催促黄克诚驰援新四军陈毅、粟裕部。
黄桥地区硝烟弥漫，韩德勤拥兵自重准备制造摩擦，八路军和皖东的新四军却难以得到支援，此外，苏皖地区的部队杂多、指挥不一，就连黄克诚这样的高级将领都弄不清楚要听谁指挥。
若是不加强整顿工作，那么很难发挥战略支援作用，刘少奇也在这样的情况下指示苏皖边区部队开始整编。
在整编前，苏皖边区内有多支由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第六支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以及一些来自山东的警卫部队和地方抗日武装等，这些部队进入苏皖边区的时间各异，发展背景不同，人员组成也较为复杂。
在苏皖边区，这些部队保留了原有的指挥系统和作战体系，但在与日伪军及顽固派势力的冲突中，常因联络不畅、指挥不统一及步调不协调等问题而影响战斗效率。
为了提高战斗力，理顺主力军与地方军、根据地与民主政权之间的关系，1940年8月，刘少奇、黄克诚等领导根据中央的指示，对津浦路以东、淮河以北区域内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
这次整编形成了八路军第五纵队，整编后的部队规模扩大到约两万余人，有效增强了其整体战斗力和组织效率。
可以看出，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部队整编依然是以“纵队”来命名的，两军的初步整编更多的体现在“编”上，而不是“整”上，以黄克诚的八路军为主体，统一合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
考虑到整编可能带来的问题，刘少奇、陈毅等同志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新四军军部也在大力提倡精兵主义，以正规化、精悍化为两大口号，加强干部党性，以达到全军铁的统一为根本目的，在规定的建军原则、行政原则下采取灵活机动的办法，既吸收了皖南军部时期部队整编的经验教训，又借鉴友军各部整编经验，实事求是的进行正规化党军建设。
如此多高级领导的亲自督促下，整编工作一直到1941年6月才大致完成。
随着整编的完成，华中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特别表扬了新整编的部队。这支部队不仅战斗力显著增强，还成功保持了之前的优良作风和制度。
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刘少奇，在他的指导下，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整编达到了既定的目标，有效地实现了“兄弟共举”的局面，为抗日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整合不仅增强了部队的内部凝聚力，也提升了其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作战能力和战术灵活性。
抗日战争结束，“纵队”编制依然具有奇效
纵队的编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下辖大队，有的下辖支队，有的游击队甚至纵队下面就是排。
抗战期间，这些“纵队”经常能给日寇带来出其不意的打击，由于当时装备和训练等一直存在问题，因此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的抗战多以游击战为主，“纵队”的灵活性得以充分展现，敌人也搞不清楚我军的数量。
然而，到了抗战结束后，延安方面早已预料到国民党将要发动大规模战争，这对部队也有了新的要求。
这时候需要的，是机动性。
当时各个军队的情况都有所不同，编制情况同样错综复杂，尽管大家有了“人民解放军”的统一旗号，可想要统一全军的序列和番号依然没有到合适的时机。
野战纵队的规模就相当模糊，从兵力上看，其基本上介于师和军之间，有的时候兵力还没有达到师的水平。
继续保持着“纵队”能解决三大问题：其一，敌人很难摸清我方“纵队”的真实人数；其二，能有效解决编号问题；其三，能作为“级别问题”的一项过渡，大家先按照纵队的方式叫着，无论有多少人，该谁指挥谁指挥。
不过，打着打着，部队的规模就壮大了。
随着部队数量的扩充，很多野战军中都有了“纵队”的出现，这意味着由此“纵队”开始走向正规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战单位。
在1948年的大决战之前，实力最强的当属东北野战军。
东北野战军那会的兵力已经建全了12个野战步兵纵队，主力纵队基本实现了满员的状态，全纵的兵力超过4万。
赫赫有名的塔山阻击战时，第4纵队的兵力一度超过了4万人。
这并非是因为东野的建制和别的部队不同，因为东野早早就出了关，他们有更充裕的时间、空间去进行更大规模的建设，在现有建制的基础上实现了较快的兵力增长。
而辽沈战役顺利结束，也让东野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入关的时候各个纵队基本都多出了一个师，人数多的达到了五六万人。
与东野的林彪不同，华野的粟裕就没有那么多人了。
华野的作战任务很重，几乎每天都在与国军的各个精锐切磋，很少有时间整训、动员，因此各野战纵队始终都没达到满编的状态。
此后不断扩张的淮海战场中，也只有第9纵队人数多一些，很多机关的勤务人员都上了战场，这种情况在东野中就基本看不到。
而这种情况也只是与东野对比，只能说华野虽然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状态，可他们和其他几支野战部队比兵力还是要好很多。
比如西北，这里本就是地广人稀的地带，所以野战军成立的时候兵力也并不多，基数比较小的情况下，就算继续发展，总兵力数量也并没有太多。
华北方面的情况也有些类似，野战部队发展的速度一直不快，各野战纵队的兵力就没有太多，所以在后来的平津战役中，还得是华野部队入关帮忙承担主力任务，因为他们的人数多、武器装备好。
在解放战争的中期，解放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优势，兵力已经非常集中地满足战争需求了，因此保留纵队的编制指挥会非常混乱，只有战争的情况下编制能帮助部队隐藏真实实力，只能说有利有弊。
到了1949年，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解放军全军也进行了大改编，此前部队用的纵队编制也被取消，改为军的编制；一些野战军下辖的部队都是纵队编制，而在经历改编后，这些部队也都被叫作兵团，而兵团直属的部队就是军编制，而军编制的人员数量就同之前的纵队差不多。
至此，我国军队中的正规部队，不再有纵队的编制。
这也就能解释了：很多纵队司令变成了兵团司令，这从建制上的意义来看，绝对是个不小的提升。
在当时，能够成为兵团司令的将领都是有着极强的军事素质的，他们都是在炮火中被检验的猛将，比如宋时轮、杨勇、邓华等等。
如今，军队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与改革，已经很难听到“纵队”的称呼了，这是改革和发展的结果。
战争岁月中，不论是军队的番号名称或者是作战方式其实都与当时的战场和敌人的动态息息相关，每一个安排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得出的；和平年代下，部队考虑更多的是发展和建设，去努力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因此，“纵队”早已不适合如此的环境了，因此成为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