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民大会堂最初建立时，未有台湾厅。
原计划是28个省、市、自治区各自设计与装饰代表性的厅室，但当时台湾未能参与。
尽管如此，周总理坚持必须设立台湾厅，并成功说服中央领导。
他以前瞻性的战略视角强调，当台湾同胞访京时，应有自己的聚集之地。
人民大会堂那么多厅室，为何要把浙江厅改成台湾厅？
矢志不渝，追求统一
在新中国的初期岁月，为了桥接两岸的鸿沟，传达中央至诚至台湾，周恩来总理不仅策略明确而且手法多样。
自1959年起，他开始通过多条渠道和不同方式，稳步推进两岸关系的友好发展。
周恩来总理的着眼点不仅局限于短期行动，他还深入考虑如何通过影响性人物来达成更广泛的交流与理解。
在这方面，周恩来总理的行动具体而微。
他不仅通过直接沟通，还尝试影响那些在台湾政界有重要地位的国民党要员。
例如，他巧妙地利用了与张治中、傅作义这样的国民党将领的关系，通过他们向蒋介石父子及陈诚传递了中共的政策和意愿。
这种方式不仅表达了和平的愿望，同时也展现了一种温情的策略，试图在敏感的政治氛围中建立信任。
此外，周恩来总理在个人关怀上也不遗余力。他亲自关注于右任在陕西的老妻，并为她庆祝寿辰，这种关照传递到台湾后，极大提升了两岸间的人文情谊。
他还安排拍摄蒋介石故乡的风景与景物照片，如“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并将这些充满故乡味的照片寄往台湾，以此触动乡愁，软化政治立场。
在更为复杂的外交舞台上，周总理的敏锐和远见也显现无遗。
1967年，面对美国邀请陈诚访美的策略，意图离间蒋陈关系，周总理迅速提醒台湾当局“抓紧内部团结，以防外人离间”，显示出他对国际政治局势的深刻洞察力。
这一系列细致入微的策略和行动，最终促使陈诚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坚定地向蒋介石提出，“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
周恩来总理在处理国家大事的同时，也极为重视与台湾同胞的交流和关系维护。
他不仅对台湾的政治领导层进行策略性的沟通，更广泛地接触台湾普通民众，体现出他对两岸关系的深切关怀。
在众多场合中，周总理的行动证明了他对台湾同胞的深厚情谊和关心。
他不遗余力地在大陆为台湾同胞提供关怀，确保他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得到妥善安置。
1973年，重要的政治会议——中国共产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家政治生活的一次重大活动。
在这两个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亲自操办，确保了包括两名党的十大代表和十二名全国人大代表在内的多名台籍代表的参与，这不仅展示了对台籍干部的极大尊重，也反映了他对培养和关心台湾同胞能力的远见。
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步解冻以及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来自美国、日本及台湾的访问团体数量明显增多。
周恩来总理在这一时期接见了七八批来访的台湾同胞，每一次会见都充满了温暖与诚意，使来访的台湾人士深感中国大陆的友好与开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与美国留学的台湾青年的接见中，发表了深情的讲话：“台湾是一定会回归祖国的。”
他坚信，通过平和而坚定的努力，两岸的关系将自然而然地实现和解与统一。
他强调：“我们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一条道路，不能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设立台湾厅
在人民大会堂的宏伟设计蓝图初露锋芒时，建筑师们以高瞻远瞩的眼光，按照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独特地理与文化特色，精心规划了一系列展厅。
每个展厅的装饰和布置均由当地政府精挑细选，力图展示各自地区的文化精髓和风土人情。
然而，在这项庞大的国家工程中，台湾厅的设立因特殊的政治氛围和历史背景，一时间未能成行，台湾地区也尚未能参与到这种层面的国家级展示之中。
这一局面在1972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
那年二月，随着中美关系的重大突破——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在风景如画的上海签署了开创性的《上海公报》，台湾问题也被推到了中美两国外交的前台，成为两岸关系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这一外交里程碑不仅重塑了国际政治格局，更促使周恩来总理开始关注人民大会堂中那个尚未设置的台湾厅。
周恩来总理以其非凡的政治敏感性和前瞻性战略思考，坚定地提出必须在人民大会堂中建立一个代表台湾的展厅。
在他看来，这不仅是满足政治需求的行动，更是一座跨越海峡的文化桥梁，未来必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
他的构想迅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和高度认可，随即启动了这一雄伟计划的实施步骤。
为了确保台湾厅的建立既符合实际需求，又富含深远的象征意义，周总理亲自指派了人民大会堂管理局的局长，负责此项工程的日常监督和协调工作。
此外，为了提升台湾厅在文化质感和历史价值上的表现，他还特别邀请了国家文物局的局长王冶秋女士来协助指导，确保台湾厅的每一个细节都能体现出台湾地区的文化特色与历史深度。
在台湾厅的筹备和设计过程中，周恩来总理特别强调了参与性和广泛征求意见的重要性。
他指示，所有相关方案在最终审批前，必须广泛征集并融合台湾同胞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领导人的见解和建议，以确保所筹备的台湾厅能够真实反映台湾民众的心声和期望。
为此，他亲自邀请了政协中活跃的多位台盟代表，如李纯青、苏子蘅、田富达、陈文彬、徐萌山以及陈木森等，这些具有不同背景和视角的代表们的加入，为台湾厅的建设注入了更多思想的火花和创新的灵感。
通过这种集思广益的方式，台湾厅不仅在人民大会堂中成为了一处独具魅力的亮点，更象征着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和谐与希望，预示着两岸人民共同迈向更加美好未来的坚定步伐。
在1972年的国庆节前夕，人民大会堂内的台湾厅终于落成。
然而，当周恩来总理亲自莅临视察这一新成立的空间时，他立即察觉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细节。
原设计的台湾厅虽然精致，却因其较小的规模和仅位于建筑的二楼而显得稍嫌寒酸，这在总理看来，既没有彰显出对台湾同胞的充分尊重，也未能体现出应有的重视。
周恩来总理对此深感不满，他认为这样的布局和规模不足以代表对台湾的重视。
于是，他毅然决定将这一问题提上日常议事的重要日程。
在多番考虑后，总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原本更为宽敞的浙江厅改造成新的台湾厅。
他在内部会议上强调这一决定的深远意义，并向刚从海外返回的台湾同胞解释说：“我们把那个更大的厅室改为台湾厅，专为台湾同胞使用，这在多方面都显得非常有意义。”
他坚信，这不仅仅是对物理空间的优化，更是一种对台湾同胞的深切关怀和高度尊重的表达。
在厅室的重新设计和布置过程中，一些台湾同胞提出了关于陈设和装饰的具体意见。
周恩来总理对此表示高度重视，立即指示相关部门组织专门团队，迅速对提出的意见进行审慎的评估，并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调整。
他要求所有的陈设不仅要忠于历史，还必须能够体现台湾人民的文化特色和情感寄托。
台湾厅最终的完成，特别是其中关于台湾历史的叙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特别是厅内一段重要的历史陈述：“自古以来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和修改的。
他在这段文字的推敲中，不仅反映了他对两岸历史的深刻理解，也表明了他对处理台湾问题的极高重视。
在台湾厅的内部布置和解说词的制定过程中，周恩来总理亲力亲为，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他的审视和批准。
厅内的许多建材，如石材和砖块，都是专门从台湾运来，以确保整个展厅不仅在视觉上，也在情感和文化上与台湾紧密相连。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幅郑成功的画像。
这幅画是总理特别指示时任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从故宫博物院调出并挂在台湾厅的显要位置。
此外，总理还精心安排复制了这幅画像的一份，通过特殊渠道赠送给了蒋介石及其子，这一行为不仅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也蕴含了深远的政治意义，暗示他们须坚守国家的统一大业。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台湾厅的建成与开放，在国际舞台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此举不仅巩固了中国对台湾的文化与历史主张，也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田中角荣首相带领的日本记者团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到来标志着这一事件的重要性。
此外，世界各国的记者纷纷涌到北京，他们通过摄像机和笔记，将台湾厅的每一细节传遍世界各地。
随着台湾厅的正式运作，它很快成为举行有关台湾的各种文化和政治活动的核心场所。
这里不仅举行了数不胜数的研讨会、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还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外交和社会事件。
周恩来总理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里，接见了好几批旅居美国的台湾同胞。
这些会面通常都充满了亲切和温暖，让每一位参与者都感到格外的高兴和受尊重。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旅美的台湾学者李南雄等人。
在这次会见中，周总理不仅介绍了台湾厅的设立经过，还风趣地评论了浙江厅改为台湾厅的轶事。
他指出，蒋介石虽然是浙江人，却长期统治台湾，因此把浙江厅改为台湾厅，寓意深远，既有历史的讽刺，也是文化的归还。
“这样很好嘛！”他笑着对在场的台湾同胞说。
此外，他引用了毛主席的话，强调“寄希望于美国人民”这一全球视野，并特别强调在台湾问题上，“我要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这些深刻而富有洞察力的言论，被李南雄博士记录并发表在海外的刊物上，激发了无数海外台湾同胞的共鸣和思考。
周恩来总理的话语和行动，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统一和希望的象征。
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台湾同胞的场合常常持续五六个小时，他耐心地听取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政治见解。
在一次长时间的交流中，有人提出了“什么时候解放台湾？”这一敏感问题。
周恩来总理深思熟虑地回答：“台湾是一定要统一的。我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句话不仅表达了他对未来的期望，也传达了一种深刻的责任感，将历史的重任寄托于下一代。
鞠躬尽瘁，殚精竭虑
当台湾厅在人民大会堂庄严地竖起它的墙壁后，周恩来总理并未就此满足。
他对这个专为台胞建立的空间充满了特殊的关切和期望。
总理经常邀请台胞表达他们对新厅堂的看法和建议，深怕这里的每一砖每一瓦不能完全符合他们的精神需求。
到了1974年，总理再次细心指导人民大会堂管理局，依据海外台胞的反馈修订台湾厅的布置方案。
他不仅亲自审阅每一份设计稿，还邀请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数位成员参与到讨论中来，确保每一项修改都贴近台胞的心声和需求。
这份经过反复推敲的方案最终被提交至总理办公室。
即便在周恩来因手术入院、日常文件已不复过目的情况下，这份关乎台湾厅的方案却是例外，他坚持要将其送至医院，亲自过目，确保一切安排无误。
1975年年末，尽管疾病重重，体温高达38.7摄氏度，周恩来总理依旧坚持在病榻上接见对台工作的领导人罗青。
在输液瓶的陪伴下，他详细询问了对台工作的最新进展及在台的老朋友们的近况。
在这段长谈中，总理语重心长地叮嘱罗青：“千万记住，不要忘记我们台湾的朋友们，一旦祖国统一，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好好照顾他们。”
周恩来总理生前为台湾厅的构建倾注了无尽的心血，不分昼夜地付出他的智慧和努力。
在他辞世后，依照他的遗愿，总理的骨灰匣被安置在台湾厅中停留了三天。
这不仅是对他未竟事业的一种缅怀，更是向台湾人民表达了一个深切的希望——期盼不久的将来，两岸能够实现真正的统一。
在这座象征着和解与未来的厅堂中，周恩来的精神和对台湾同胞的深情，将永远被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