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得志将军挺身而出。他面色凝重,目光中满是沉痛与决绝。经过一番艰难的思索权衡,他做出了一个震惊众人的决定——要“挥泪斩马谡”。这一决定,承载着难以言说的痛苦与无奈,却也彰显出他作为将领为捍卫使命、扭转战局的坚定决心 。
这一举措,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战局的转变,还是为了责任的担当?这一刻的决定,或许决定了战局的命运,也成为了战争史上的一道难解之谜。
1951年4月22日,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爆发。在此战之中,志愿军第19兵团因为一系列指挥失误,遭受了惨烈的损失。其下属64军和65军由于牺牲巨大,几乎元气大伤。根据兵团的军史以及战后检讨,64军和65军的伤亡超过了一万人。
19兵团原隶属于华北兵团。平津战役之后,19兵团被划入第一野战军的编制,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解放了整个大西北。随后彭德怀指示19兵团“安下心、扎下根,开发、建设大西北”,从而化兵为农,实施军垦政策。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19兵团还派兵去贺兰山剿匪,与马家军的残部缠斗。
1950年10月5日,兵团接到毛泽东的急电,限19兵团12月5日之前到达兖州藤县一带带兵,随时准备入朝作战。
1951年2月3日,兵团从兖州启运,直奔朝鲜。到了1951年4月,彭德怀策划发动第五次战役,而作为生力军的19兵团被委以重任。杨得志说:
“我们19兵团的任务是担任右翼突破美第八集团军的防线,向左对敌穿插迂回,63军为第一梯队,快速向绀岳山地区穿插,迅速切断29旅和美军第三师的联系,主力以最快速度向西南方向穿插,积极协同65军。”
随后杨得志又对64军军长曾思玉下令:
“64军,你们的作战任务是从高浪浦里地区强渡临津江,然后以果断行动向敌人腹地议政府地区穿插迂回,一定要到位,你们要想一把尖刀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切断敌军的退路!曾军长,你听清楚了吗?”
曾思玉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随后杨得志又转向65军的肖应棠军长:“65军,你们作为兵团第二梯队,由新岱、戎滩浦地区渡过临津江密切配合63军歼灭临津江之敌人!”
肖应棠高声道:“明白。”
虽然杨得志布置得很得当,然而真到了战场上,执行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4月22日是一个星期天,战场上似乎非常平静。美军甚至还在临津江上举行了一场摩托艇比赛,玩得不亦乐乎。
然而就在这时,临津江北面的我军阵地突然万炮齐发,密集的炮弹就像一条条火龙一般扑向敌人的阵地,临津江的水柱像海啸一般汹涌,南岸的山峦和天空红光闪闪,将昏黄的天空照得像白昼一般。
临津江虽然比不上我们的长江黄河,但也算是汪洋恣肆,浩浩荡荡。其宽约百米,是朝鲜中部的主要河流之一。临津江不算深,最浅处不过齐腰深,江底已经被美军布设了铁蒺藜。在临津江南岸,美军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其炮火已经可以完全将整个江面和对岸的要点、道路全覆盖。
在炮火准备还在进行的同时,杨得志指示64军,首先要攻占美军的防守要点,占领江桥,然后突破临津江,要不惜一切代价从对岸英军第29旅与美军第三师的结合部猛插进去,隔断两支部队的联系,直捣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首先歼灭英29旅与韩军第一师,再协同中央集团围歼美军第24师和25师。
这本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战略指示,按照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规划,已经换装苏式武器的第3兵团和第19兵团,将成为压垮美军的最后砝码。此战之中,我军计划歼灭美军2到3个师,从而彻底结束朝鲜战争。
我军上层很乐观,下层的官兵也同样如此。我军在前三次战役中,仅使用“万国牌”武器就打得美军落花流水,更何况换上了苏联的“水连珠”和122毫米重型榴弹炮?因此军中盛行“一条牙膏”主义,正所谓“从南到北,一推就完”。一口气解决美国人,大家都好回家与亲人团聚。
正是这种浮躁的氛围以及对敌人的低估,导致我军在第五次战役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伤亡,其中尤以19兵团为甚。
64军所面对的敌人,是韩军第一师,该师是韩军后来的“荣誉元帅”白善烨所带领。与其他一触即溃的韩军不同,第一师还稍微能和我军过两招。然而即便如此,在第三次战役中,我军第39军116师仅用15分钟就突破了第一师的防线,打得白善烨几乎要自杀。因此64军的官兵都很乐观,区区伪军,哪是我华北兵团的对手?
在战役组织上,64军不甚细致。在第三次战役中,116师花了十多天的时间进行战术侦察,对敌人每一个火力点都了如指掌。因此我军仅用了几分钟的炮火准备,就让韩一师的所有碉堡全部飞上了天。然而64军却并没有这么做,各项准备也不太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