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理会议是中共中央继遵义会议之后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的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与遵义会议相隔仅仅四个月，为什么党中央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一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况且会理会议前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经过四渡赤水，已经扭转被动局面，是什么情况促成了此次会议？
长期以来，会理会议因其特殊性而被党内党外的专家学者讳莫如深，大家提起这次会议几乎都是一笔带过。所以，人们对会理会议的了解都很简单：因为林彪一封要求更换指挥领导的信而召开，大会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其实，会理会议的重要性并不弱于遵义会议，它的召开绝不只是处理林彪的来信那么简单！
会理会议前夕，红军高级将领以及中央大部分领导同志都对毛泽东的指挥能力产生了怀疑，红军指战员上上下下对四渡赤水期间一味只行军不打战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这些怀疑和不满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虽然名义上仍是协助周恩来指挥，但实际上已经开启了毛指挥的时代。
毛泽东上任第一仗便是土城战役，土城战役虽然是因为情报的失误才造成了失利，但以博古、凯丰为首的一班人借此大作文章，在党内军内宣传毛泽东狭隘的经验论也不过如此，这些鼓动的声音虽说没掀起多大风浪，但还是给很多人留下了记忆。
毛泽东指挥红军一渡、二渡赤水，连下桐梓、娄山关和遵义，重创吴奇伟的中央军，取得了红军自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
然而，当时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结果，这些胜利反而滋生了大家的骄傲自满情绪。
于是在苟坝会议上，大家一致赞同进攻打鼓新场，没有一人重视毛泽东的反对意见，甚至当场罢免了他前敌总指挥的职务，改由彭德怀担任。
虽然由于毛泽东的极力争取和情报的及时获取，苟坝会议最终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还因此成立了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军事团，但其实这中间的很多矛盾并没有真正化解。
紧接着毛泽东以神来之笔指挥红军进行了三渡、四渡赤水，跳出了国民党中央军、川黔滇近四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为红军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师创造了先决条件。
四渡赤水是伟人军事生涯的得意之作，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神来之笔，这一点在今天几乎是公认的。
然而在当时，四渡赤水的大战略始终伴随着质疑和埋怨等不和谐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赞同。
当然这不能全怪大家，因为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官兵的确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这种牺牲并非与敌作战的战斗减员，而是每天和敌人兜圈子，动则行军上百里所造成的极度疲劳、饥饿、病患状态下的非战斗减员。据资料反映，四渡赤水期间，红军非战斗减员达到数千人之多，远远大于战斗减员。
“有直路不走偏走弓背路，还没看见敌人影子便远远躲避。”这是林彪的观点，其实更是当时红军官兵的普遍观点。
甚至连军事三人团之一的王稼祥也不理解，王稼祥在四渡赤水之间，曾多次向张闻天和中革军委反应：总这样兜圈子怎么得了，再兜下去红军不被敌人剿灭，自己也散了。
当然更不理解的是基层红军官兵，据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后来回忆：那时行军太辛苦了，每天要在山里走上百里路，不说白天，一声命令下来，晚上也是说走就走，谁也不知道是咋回事，究竟到哪里去。战士们的脚上全是血泡和水泡，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起来，部队减员极大。基层官兵怨声载道，很多人大着胆子来问我们军团领导，但我们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为此深为忧虑，将基层官兵的意见汇总后拟了一份电稿，交给彭德怀和杨尚昆签发。但彭德怀当时有一定的顾虑，最后这份电稿由杨尚昆和刘少奇共同签字后发给了中革军委。这份电报加上林彪的信引起了毛、周、朱的高度重视，让毛泽东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所以，当红军完成四渡赤水渡过金沙江行进到会理附近时，虽然还未完全解除危险，毛泽东便极力主张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务必要让全党全军统一认识，不然一定会出大问题。
5月12日下午，因红军未能打下会理县城，会议在郊区铁厂举行，张闻天主持会议。在下午的会议上，周恩来、朱德先是对林彪及红三军团部分领导人进行了严厉批评。
特别是针对林彪要求更换前线指挥领导一事，一向温文儒雅的周恩来罕见地发了火，他把自遵义会议以来，面对敌人四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凶险局面，毛泽东如何巧施连环妙计，使红军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的过程全盘托出。
会议开始期间，很多人并不服气周、朱的批评，当周恩来将四渡赤水的经过和盘托出后，大家都恍然大悟，林彪也低下了头。
晚上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在会上大发脾气，不仅严厉批评了林彪，还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等人，甚至包括张闻天和王稼祥。
当然，毛泽东当时对部分同志是有一定的误解。譬如对彭德怀，毛认为林彪年轻，他提出的更换指挥领导的建议应该出自于彭的意见。加上彭没有在刘少奇、杨尚昆上交中革军委的电报上签字，无疑加大了毛对彭的误解。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面临的局面万分凶险。为了绝对保密，中情二局破译的敌情只有毛、周、朱三人知晓，即使是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军事三人团之一的王稼祥也无从得知。
同时，毛泽东根据敌情制定的应对方案也止步于三人知情，包括林彪、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只知道往哪里走，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如此走，于是误会便产生了。
在5月12日晚上的会理会议上，毛泽东发火批评了大家后，在下午周恩来介绍四渡赤水的基础上，系统祥细地再次复盘了整个过程。
也就是在会理会议上，中央领导和红军高级将领们首次理解了四渡赤水，了解了四渡赤水战略的精妙和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期间展现出的军事天才能力，大家才为之完全折服。
也正因如此，出于愧疚心理，当时很多即使被毛泽东误解的同志也没有为自己辩解。中央红军经过会理会议，认识得到了高度统一，党和红军更加紧密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这才有了后来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史诗级的胜利。
会理会议，说白了就是一次消除红军官兵误会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熟悉军情的周恩来和朱德给予了毛泽东最大支持，三人历史性的团结合作使会理会议获得圆满成功，达成了会议前毛泽东预期的最佳效果，凝聚了军心，巩固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