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底，母亲陪伴邓颖超，在一家德国教会医院生产。生了三天三夜，邓颖超疼得死去活来，筋疲力竭。由于孩子长得过大，总也生不下来。医生冒险用产钳，将婴儿强行拖拽出来。
但由于头部损伤过大，婴儿出来不久就断了气。这是个重10磅的男婴。邓颖超悲痛欲绝。这时，病房的门忽然被推开。
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走进来，邓颖超以为她走错门了。可女人说：“我是陈铁军啊！”
邓颖超奇怪，问她：“你怎么打扮成这样？”陈铁军严肃地轻声说：“国民党全城搜捕共产党人，你也在名单上，赶快离开广州。我打扮成这样，就是怕被认出来。”
邓颖超不知道，在她待产的这几天里，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邓颖超是广东妇女革命运动领袖，自然被国民党列为重点抓捕对象。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下楼时，碰到来送电报的交通员。电报是周恩来从上海发来的，让他们设法去上海。
此时，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国民党士兵，有多名共产党员被抓走。邓颖超的住处已经被搜过，她在医院侥幸躲过一劫。
情况紧急，邓颖超拖着虚弱的身子，在医护人员的掩护下，扮成一名护士，离开这座恐怖之城。前脚刚走，后脚就有几十名国民党士兵冲进医院，要抓邓颖超。
邓颖超她们先到香港，然后坐船去往上海。到了上海，周恩来派人接邓颖超到医院调养。这时的邓颖超已经极度衰弱，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
两周后，夫妻二人才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见面。周恩来得知失去孩子，也很自责。他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时，邓颖超怀孕6个月。他没能在爱人最痛苦的时候陪伴左右，也没来得及看孩子一眼——
这已经是邓颖超第二次怀孕了。
第一次是刚结婚不久，周恩来去汕头领导革命工作，邓颖超在广州工作也很忙，就私自将孩子吃药打掉。
周恩来知道后很生气。他对邓颖超说，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并不冲突，孩子也是国家的财富，要好好爱护，不能随便剥夺他的生命。
他关照邓颖超好好调理身体，没有过多地责怪她。
第二次邓颖超怀孕生下男婴，却没有成活。两个人后来投入到严酷的革命斗争中，邓颖超没有再怀孕。
建国后，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为邓颖超做过检查，认为好好治疗还有怀孕的可能。邓颖超觉得概率太小，没有尝试。
她认为，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顾及个人的事。
她和周总理收养了一个干儿子，三个干女儿，还关照过许多的烈士子女——她待他们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比如干女儿孙维世，她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住院，邓颖超去看过后，还不放心，就写信千叮咛万嘱咐孙维世，要正确认识自己的疾病。
李鹏是李硕勋烈士的儿子。193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将他接到重庆，后来又送到延安。1945年，李鹏入党，被安排到前方工作。
邓颖超把宋庆龄送的崭新的丝棉被子，拿给李鹏。而他们夫妻盖的，是洗得发白的普通旧军用棉被。
不仅是烈士的子女，邓颖超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孩子，也都给予慈母般的关怀。
邓颖超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她长期从事妇女和儿童工作，重视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就是在邓颖超的领导下起草完成的。
她没有儿女，却有千千万万的儿女喊她“邓妈妈”。
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