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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新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 作为上海市长，陈毅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一间相当豪华的房间里。 陈毅看了一眼，并不满意。 他还了解到，傅作义现在的住所还在。 如果没有安排，只需告诉接待员：
“我可以住在任何地方，傅作义将军习惯住在好地方，他是朋友，如果你不能冤枉他，就把这个房间给他吧！”
陈毅的举动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 他们纷纷评论道：“我们征服了世界，傅作义一个败将，怎么有资格住在陈先生家里呢？”
陈毅听到这些讨论后，在一次会议上专门批评了他们：
“傅作义将军在广播里讲了半个小时，湖南起义两军！这拯救了多少解放军战士的生命？你们谁能做到？如果谁能让国民党起义两军，我不仅会放弃我的房子（这里），我还会送给你10辆车，并把你当作贵宾！
如果不住北京饭店，我还能吃饭、上班、骂人。 如果傅作义将军入住北京饭店，他会觉得我们是朋友，而不是过河拆桥！ 他的一项活动能为我们减少多少伤亡？ 我们共产党人的胸怀应该像太平洋那么大，而不是像周瑜三国那样小！ ”
他慷慨激昂的演讲赢得了听众的阵阵掌声。 事后，陈毅确实以上海市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名义送给了傅作义两辆车。
傅作义推动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历史上赫赫有名。 他成功开创了毛主席所说的“北平之路”，不仅保存了一座千年文化古城、新中国未来的首都，而且保护了北京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可以说，他是国军起义将领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除了推动北平和平解放外，傅作义在京津保卫战后还做出了其他贡献。 这一点从上面陈毅元帅的话就可以看出。
北平和平解放后，绥远尚未解放。 负责看守此地的人是国军绥远保安司令董其武。 董其武是傅作义的老部下。 他当时指挥着近8万军队。 如果他不反抗，他就不会攻打绥远。 需要大量人员伤亡。
当时，为了拉拢董其武，蒋介石任命他为西北军政办公室副主任，并派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树明飞往绥远，与他会面并要求他立场坚定。
这时，傅作义主动请缨，向毛主席建议，应该行动起来，亲自前往绥远，向董其武将军说明大义，释疑解惑，组织起义。 毛主席听后大为放心，派傅作义、邓宝山带着二十万元银子到绥远开展董其武的工作。
当时，董奇军部二号人物、第九兵团军长孙兰枫对绥远起义颇为怀疑。 他对傅作义说：“他们在北京给我们提出的和平解放的条件很好，但有一些没有落实。起义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不想参加。”
傅作义向他解释说：“难免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双方的协议很好，但有些人执行得不好，也有执行不力的情况。这些都是对于掌握和执行政策的人的水平，我们不能说不履行协议或不遵守诺言。战争决不能继续。”
在傅作义的劝说和斗争下，孙兰凤最终决定参加起义。
此时，傅作义带着20万银子前往绥远，脱离了解放军的控制。 如果他有想法，其实还有很多离开的机会。 比如，蒋介石得知傅作义去了绥远后，就让老将张群给傅作义捎信，建议傅作义来重庆； 蒋介石本人还通过孙兰峰告诉傅作义，将派专机接他到重庆，但他们的建议被拒绝了。 当傅作义拒绝时。
此后，蒋介石派与傅作义私交甚密的徐永昌前往包头邀请傅作义来广州，但遭到傅作义再次拒绝。
最终，在傅作义的推动下，绥远得到和平解放，部队改编为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 而且其成员大部分是国家军队，只有少数是解放军士兵，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据原书记处政治秘书办公室主任石哲介绍，第三次抗美援朝战役结束后，傅作义找到毛主席，说他还有多少个广播电台，储存了多少支枪。在某个地方，他可以将它们交给国家。 毛主席听了。 答案是：“你可以留着用。” 可见中央对傅作义的信任和放松。
绥远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利用个人关系和在国军中的重要影响力，为推动湖南、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常人难以做出的贡献，使成千上万的生命免遭苦难。 可以说是又一个功德无量的贡献。
陈毅元帅主动把自己的房间让给傅作义，送给他一辆车，视他为英雄。 正是因为陈毅元帅知道战争的残酷，知道傅作义的贡献。
然而奇怪的是，在1955年的授衔中，陈明仁、董其武、陶志岳三位起义将领均被授予开国将军军衔。 开国中将中还有孔从洲、曾泽生、韩连成等。 起义将领担任代表，但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傅作义却没有享受到这一荣誉。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949年9月，傅作义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 会上，他向分管绥远工作的薄一波建议：“以前的耕地有10万公顷，现在的耕地面积只有4万公顷，如果政策允许，他愿意修水利工程”。保护并在这里建立合作农场。”
薄一波高度重视傅作义的建议，并向中央汇报。 不久，毛主席根据傅作义的意愿，任命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1954年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傅作义一直担任大臣直至去世。
1955年授衔时，中央规定政府干部不参加授衔。 结果，很多同志与元帅、上将、上将军衔失之交臂，傅作义也不例外。
最初讨论将军名单时，傅作义本来也在其中，但毛主席却说：“这不是宜生先生（傅作义）的荣幸，而是一种委屈。”
因为傅作义已经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而且是五级上将，所以他的工资不升反降。 而且，董其武和陈明仁都是傅作义的后裔，让他们一起晋升将军，对傅作义来说也算“委屈”。
有资料显示，周总理曾向傅作义解释过这个问题，傅作义欣然接受。
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时，每年都要花四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出京，到各地考察。 几十年来，他走访了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黑龙江、松花江等地的水利建设工地。 为人称赞的是，他每次外出视察，总是轻装简朴，有时还自带行李，尽显“寻常将军”的风范。
1974年，中央召开纪念“二月二十八”起义座谈会。 傅作义当时住院，无法出席。 他特地委托老部下董其武代为宣读了书面讲话：
“我出生于1895年，那一年台湾被日本占领。现在生活在台湾的很多老年人都是那个时候出生的。这些人，以及十年二十年后出生的人，都遭受过外人的欺凌和羞辱。”你骂我投降将军，说明你不屑听我的话。但我当时就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二十五年的历史充分证明我做的确实是最正确的。事情办了，我现在还想劝你……”
同年4月19日，傅作义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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